1703298604
政治是什么？ 革命 不过，想让大家都满意是很难的
1703298605
1703298606
公元前209年，陈胜与吴广在安徽“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一连串农民起义，终于在3年后推倒由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江山。136年后，人在西方的斯巴达克斯带着70名奴隶反抗暴政，并在数月内迅速累积好几万名叛变者，差点儿也动摇了罗马的统治基础。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不满？他们如何聚集同样有着不满的人民？这些人诉诸暴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而政府通常又如何响应他们的诉求呢？这都是一些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1703298607
1703298608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1703298609
1703298610
相对剥夺感、革命、社会变迁、政府失灵、改革
1703298611
1703298612
革命来源：不公道、不满与社会变迁
1703298613
1703298614
通过循序渐进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慢慢了解到，人类是如何通过组织自我来脱离原始蛮荒，追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同时又是如何去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便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正如本书一再强调的，尽管人类未必都是聪明且拥有绝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仍认为相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好的）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趋吉避凶以获得较大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理应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冲撞既有体制。
1703298615
1703298616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铤而走险呢？
1703298617
1703298618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公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或者是清白的，这点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如果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就无法享受到所希望仰赖的保护。”在这里，那些只想满足自己私欲的黑道分子首先被排除在革命者之外，尽管他们也有冲撞体制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水浒传》中或许可以得到些启发），革命家所以铤而走险多半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有机会申冤的话，谁也不会想玩可能掉脑袋的游戏（例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如果受到重视的话，他又何至于一定要搞革命呢？）；其次，他们（至少表面上）的目标大多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也就是树立起大家都能接受的正当目标。
1703298619
1703298620
前面曾经提到，虽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由领袖来进行少数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也设法描述了领袖们如何企图长期维系甚至扩张权力的过程；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认为，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例如主张家天下的君主制或现代法西斯独裁政权，都希望相关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真正的普遍利益却消失不见。由此形成所谓“阶级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群中区分出哪些应该统治大家而哪些应该被统治的人。
1703298621
1703298622
当然，所有这样的区分都是不公道的。
1703298623
1703298624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所以出现的缘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遭到剥夺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没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预期（本来以为可以得到）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例如在君权时代，原本认为只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因为皇帝或若干个人的私欲而必须应付不合理的苛征杂税。戴维斯（James Davis）曾利用J形曲线来解释这样的革命现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间被中断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经常发生在实际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无法被确切满足的时候。
1703298625
1703298626
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
1703298627
1703298628
相对于政治学者所关注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均衡感”，马克思派学者更喜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革命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表面上看来虽是个政治事件，但其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意味着某种经济体制或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模式所瓦解并取代。这派人士认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冲突，同时也只有“体制的全面性转换”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国在1776年后依旧大致保持殖民经济结构，他们就认为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建立虚伪的民主形式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实上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而且，由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用来克服内部斗争问题的革命也就没有所谓终止的问题。
1703298629
1703298630
正当性危机：被统治者不满与革命爆发
1703298631
1703298632
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诠释革命现象，所谓“革命”根本是没有权力者对有权力者的抗议，进一步来说，革命可说是寡头铁律下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1703298633
1703298634
且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前面提过的部分论点。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
1703298635
1703298636
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
1703298637
1703298638
换言之，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更要紧的是，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但反过来讲，要说存在过什么从不回应需求的政治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统治者多半不会笨到去挑衅民众。
1703298639
1703298640
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又是怎么爆发的呢？
1703298641
170329864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1703298643
1703298644
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
1703298645
1703298646
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
1703298647
170329864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
1703298649
1703298650
造反与革命：目的论与不同的定义诠释
1703298651
1703298652
在此，我们利用约翰逊援引过的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当利昂库尔公爵觐见并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监狱已遭攻陷时，国王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造反！”但公爵马上纠正他说道：“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学者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富于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个民族。”那么，“造反”（或称叛乱）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
上一页 ]
[ :1.7032986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