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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 还是找个好点儿的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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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许多人将民主理论直接等同于政治学，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提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之最后形态”等“历史终结”论点（虽然他自己后来也不敢多谈了）。但本书绝不同意这些说法。我只承认，较之过去人类采取过的政治制度，民主架构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若说它是完美无瑕的，则未免自欺欺人了。无论如何，且让我们先看看现代民主概念是怎么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发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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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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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城邦、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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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人类价值：民主的起点及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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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力权、神权、君权与民权等四个阶段；有人曾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过程化约成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其中，民权阶段所占的时间恐怕还不到一分钟。由此可得知两个事实：首先，民主的发展其实还只不过是在起步阶段而已；其次，人类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不民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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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什么叫做不民主？在那个阶段中是由谁来统治？普通人在不民主时期的政治地位是什么？统治者怎么去维持不民主的运作？不民主对人民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舍弃不民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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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民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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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即使进入所谓民主阶段后，少数精英统治还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多数统治或普遍统治毕竟是民主的真正理想；相对地，不民主时期的政治精英不但认为自己拥有统治特权，大多数民众也接受（未必是被迫的）这个状况，更有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还通过法律被正式“阶级化”。举个例子来说，尽管“王子犯法”可能“与庶民同罪”，但王子毕竟不同于庶民，更何况包括王子在内的贵族阶级还拥有数不清的法律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非但在法律规范上比统治阶级矮了一截，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几乎等于贵族的附属品；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臣民所以不能不死，可说直接点出了人民最终竟然演变成为贵族财产的荒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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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一定有满肚子的疑问：人们不是为了争取生存，才组成社会并设计出制度的吗？怎么会搞出一个连自己人格都丧失殆尽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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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引出不民主阶段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亦即“少数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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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少数贵族所以拥有强制人民做事的能力，其根源有三：首先是通过暴力胁迫而来（也就是拿枪杆子强迫大家服从），这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办法；其次是逐渐演变得来的，也就是少数精英先利用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取得短期权力，接着借由接管典礼仪式而提高自己的威望，然后再通过常态军事组织的建立甚至不断领兵出征而垄断权威（罗马的凯撒大帝便是最佳例证），终于奠定其领袖地位；最后则是在建立正当性之后，通过意识形态的创造发明（例如先秦两汉的五德终始说），将暂时性权威变成永久性的强制力量。总之，在人类因为定居生活而开始不习惯迁徙，而统治者也利用借口取得武力垄断权后，通过军事威胁与理论催眠等恩威并施的手段，绝大多数人们也在自愿组成社会后，被迫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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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都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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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拜因（George H.Sabine）以“重新发现社会”为题评论卢梭政治思想时所言，卢梭的想法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在贵族利益之上还有更高的“社会需求”存在。根据卢梭主张的契约论观点，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者罢了，而国家则是集体意志的结合。几乎同时，英国哲学家休谟则强调人类感情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的社会价值都应该直接响应人类的嗜好与动机（而不是去配合少数贵族的兴趣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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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民主概念先驱们的启发下，特别是由于一连串现实（包括法国与美国革命与欧洲各地的立宪风潮）的激荡，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于是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想法。例如英国学者边沁便强调所谓的“功利原则”，也就是所有社会行为都应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前提，这也应是政府施政时的唯一依据。其后密尔更从“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快乐”出发，特别主张言论自由，并强调“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除此之外，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活动，则“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全面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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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存在的所谓民主机制实在很难让人满意，也未必能够如理论推衍般保障大家的利益；但是从近三百年民主概念与自由思想的发展看来，至少在推翻贵族统治，并且回归人类自己基本需求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这么说，绕了老大一圈冤枉路，人们终于还是走回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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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个人主义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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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不民主阶段中，既然现实是如此地不理性，为什么人民却能一路容忍过来呢？针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其实我们在前面曾经约略提过：主要是由于人民的保守心态受到政客操弄所致。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解释，在多数人民依旧倾向保守（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一大堆的暴动、起义与造反）的情况下，试图维持权力的少数阶级为什么还是不定期地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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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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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假设“人类的定居习惯”与“统治者的武力垄断权”是少数统治得以长期维系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假定成立的话，那么，除非人类放弃定居习惯，或者统治者失去武力垄断权，否则情况应该不会改变才是。但是从现实层面可以发现，政府垄断武力与人类的定居形态迄今依然，回归民主却能逆势成长，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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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并不排除有少数哲学家的确具备超越现实的想象力，个人依旧认为，思想潮流大体还是反映“社会需求”的结果；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学者们就会想办法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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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概念的出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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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沃勒斯坦描述的：“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一个可称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正式宣告成立；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曾出现过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它能够通过减少过于臃肿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耗，来增加从多数人到少数人手中的剩余物资流入量，这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一大成就”；在这个流动性的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占有剩余物资的经济手段，……国家不再是个直接经营的中央经济单位，而是在人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保障经商条件的工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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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描述或许复杂了些。简单地说，正如我提到现代国家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时所讲的：在火药摧毁了城堡这个中古欧洲最仰赖的安全凭借后，宗教改革又提供了思想与精神层次的激发力，各领地于是陷入长期混战的兼并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筹措资金是决胜的重要关键（如同曼恩所言：“国际贸易可说是18世纪国家增加财富的普遍途径”），奖励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也就成为此际欧洲各国的政策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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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要让整个商业体系的运作快到足以应付国家不断或无限膨胀的需求，显然还要有其他几个条件的配合：首先，统治者必须使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是让更多人从操持农业转而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其次，政府必须赋予人民“私有财产权”，以便让他们有不断赚钱的诱因；再者，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政府必须善尽保护者的责任，以便本国人民在从事经济时有更大的安全空间。可以这么说，这些条件都提供了政治变迁的动力，并成为瓦解数千年贵族统治的最重要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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