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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左派与右派 面对环境挑战时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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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自然界里的其他生物一般，人类也须应付一连串的生存挑战，只不过二者间的差异在于：相对于其他动植物习惯去适应环境，人类则希望能改变自然，甚至是创造自然。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在面对自然环境困境时的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人显然比较乐观进取，有的则好像比较审慎消极。当然，不同的态度既会带来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会造成不同的发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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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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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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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中的左边与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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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觉得，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极端矛盾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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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吧，正当现代化都市生活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拉到有史以来最近的距离时（岂不见那些住在公寓大厦里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挤满了高密度的人），都市型人际关系展现出来的超级冷漠感却也是空前严重。又如，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下，民主似乎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普世价值，在震天价响的“大家站起来”的呼声中，人民好像首度被拱到核心位置上，但是，“万能政府”的出现和功能的不断扩张，实际上又将人民设定成一种几乎完全被动的消极角色；更重要的是，正当人类的社会生活被高度科技发展搞得愈来愈复杂时，大多数人却也因为高度依赖科技文明而懒得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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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但很矛盾，而且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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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关键在于人们脑中的想法。这也是我在前一章里小心翼翼地去碰触“思想”问题的缘故。这一章中则企图大胆地将观察层次再提升一点，从人类对社会生活重心的不同看法出发，进一步将焦点集中在人类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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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中篇第一章里跟大家说过的，人类其实普遍活在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中；换言之，人类常常看不清楚自己以为已经看清楚的东西，从而也带来一连串的麻烦、纠葛和冲突。除了我们提到过的误解、错觉与偏见等原因，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试图透过“幻象”的概念来解释这个困境；他认为，人类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能力一直受到四种错误且不合理的观念蒙蔽，分别是族类幻象（重视长期存在的社会传统，并习惯让血缘情感因素干扰理性思考过程）、洞穴幻象（容易因为个人所处环境而生出本位主义，以致无法接受更普遍的观点）、市场幻象（在人群不断互动而发展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后，语言其实也经常扮演着沟通的主要障碍）与剧场幻象（人类经常会根据时代经验而形成某种教条主义，但往往忽略这些教条应该日新又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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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幻象”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解释了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培根的研究无疑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或许并非来自我们生存的环境，而是来自我们很难理性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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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心理状态虽不见得理性，但它们往往喜欢把自己搞得像是很理性的样子，至少看起来有条有理，颇像那么一回事。法国革命后的1797年，当法兰西研究院学者特雷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发明“意识形态”这个新名词时，原意是希望能借由推动某种积极进步的想法，来迎接时代的挑战。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聪明”的人类脑子里，绝不可能仅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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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就在“意识形态”这个新概念逐渐形成时，同样也在法国大革命提供的历史场景中，于17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民会议对革命有着不同的争议，结果是赞成革命者纷纷坐到演讲台的左边，而反对者则通通坐到了右边；由此一直到19世纪初波旁王朝复辟后，“左派”也慢慢变成了赞成革命并拥护共和制度的象征，与其相持不下的“右派”则以教会价值观为基础，希望能继续捍卫传统的君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存在固然暗示着在人类社会中似乎很难找到共识的永恒难题，但我们也不妨接受这种现象的正面意义，因为真理愈辩愈明，更何况左派与右派的区隔事实上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来临后，所谓的“左”与“右”已不再只是很单纯地代表两种政治态度，而是更复杂些地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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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治方面，左派意味着肯定人类的理性与自我进取心，以及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而这也代表他们倾向赞成改革，重视推动公民自由与社会地位平等，同时支持具有博爱特征的国际主义；相对地，右派则对人类的理性保持怀疑态度，强调应该将人类经验的累积（社会传统与家庭道德）放在首要位置，由此，他们当然倾向接受社会中的不平等现实，反对普遍公民自由（尽管这未必代表他们反民主），同时认为所有改革都应该用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至于经济方面，左派延续社会平等主张，要求国家（政府）应该干预市场机制，并有义务为中下阶层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右派则相信国际间存在着比较利益法则，认为国家应该尊崇自由放任原则，并降低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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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意大利学者波比奥（Noberto Bobbio）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其实左派与右派未必代表大家对于社会问题有着态度上的差异，而纯粹只是“政治必然性”的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正所谓“党同伐异”，各种利益与政策主张间存在斗争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政治现象，意见不一致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由于“利益至上”是核心的政治指导原则，因此不管原先来自左边或右边，任何想达成利益极大化目标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尽可能同时吸纳来自左边与右边的意见，因此也让左跟右之间的区隔变得更加模糊且具有弹性。的确，这种解释可说相当具有吸引力，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我们还是希望先带领大家作一次简短的思想之旅后，再决定应该下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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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形塑：保守主义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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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右派的政治力量经常被认为比较“保守”，但除了极少数国家外（例如像英国），或许由于这个名词有时会被跟消极或不思进取等负面意思连结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它不过代表着维护有钱有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很少有政党或政治力量会对自己冠以“保守”这个名词。从名词的发展过程看来，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字源来自保存（conservation）一词，意思是防卫、保持和维护。从13世纪起，保存者（conservator）一词在西欧地区始终泛指那些负有保障或监护某些权利的地方司法或行政官员。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19世纪初期，所谓保守主义者才慢慢成为一种具现代意义的政治用语，意指“那些拥护并支持既有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党派人士”，或者如罗伯特·许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口中比较轻蔑一点儿的说法：“那些凡事都不敢轻易去尝试一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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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这个人很保守”不管在西方或者东方都不算是个好字眼，甚至有顽固或僵化不通的意思，但是，其实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保守的，理由是：由于人类喜欢生活在可预测的情境中（因为可预测暗示有秩序，有秩序又提供了安全性），惧怕脱离熟悉的环境，因此一方面在心理上重视习惯远胜于创新，同时让传统生活与思考方式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保守心态实际上是种再自然不过且无所不在的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求生非常艰难的大自然中抱有的一种希望能够长期维持现状的想法；甚至遇上应该有所变化的关键时刻，大多数人还是期盼能以“不变”为原则，这是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改革运动终究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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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里的讨论重点并不是人类的“保守心态”，而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求生本能的直接反应，后者则有比较复杂的思考内容。从某个角度来看，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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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的例子来说，15世纪的地理发现浪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带来了“启蒙时代”，这些扭转性的进展首先悄悄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内涵，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拓展与争夺海外市场的背景下，诸如合股公司与银行业等新部门纷纷成立，一批缺乏贵族身份的新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接着，新的社会结构在创造出新的对立态势后，慢慢地在17到18世纪间波及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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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政治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替人民解决问题，因此新时代带来新问题后，政府便该以相对快的速度来加以因应；但在当时普遍的专制王权结构框架下，传统主义思想很难完成此一目标，于是部分人便转而主张以激进的革命途径，通过改变政府结构来治本地解决时代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发展结果当属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以“维持现状论”为基础的保守分子并不这么想。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一般认为他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尽管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汇）在革命爆发翌年写下了《论法国大革命》一书，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行动背后主张的政治论点的恐惧与不安，并准确地预测到法国在后革命时期中即将出现温和独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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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进的革命主义者来说，生活中充满邪恶与苦难的原因，并非来自人类生活的本质问题，而是由于存在着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因此只要彻底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结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每一位哲学家对人类事务所抱持的观点，最终都将受到他们对人性的观点左右。”相对于激进主义者受到启蒙时代精神的影响，对人类的“理性”与为善的能力充满无比信心，作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伯克则认为：“政治运作应迁就人性，而非人的理性，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绝非最大的部分；我敢肯定地说，大多人都是靠直觉来做事的，我们不但不会抛弃过去的成见，甚至会非常珍惜这些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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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有限理性”出发，保守主义者进一步将“稳定的秩序”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他们相信，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没有今天的自由与文明成就，反过来说，如果秩序遭到破坏，那么文明果实也将濒临瓦解。当然，保守主义者绝不是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同意，经过一段时间后，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因应新的时代需要而进行调整（例如伯克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的28年间，便不断推动有关自由贸易、谴责奴隶交易与新财务结构等改革政策），但因他们“依赖经验多于理性”，于是强调即便改革也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首先是尊重传统。由于个人的理性有限，传统的典章制度又多半是累积了好几代人的智慧，因此在进行改革时，“只要追随先人的足迹而行，便可以既不彷徨，也很难犯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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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审慎而小心地观察环境的变化；换言之，进行改革的时候，绝不应该死抱着某些抽象原则不放，也不要相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与理论，一切都必须依据当下的国内外环境来作出最恰切的判断。最后则是授权政府来推动渐进式的温和改革。与激进派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普遍对政府（国家机器）并不存在敌意，甚至还认为它是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支柱，尽管“我们对国家的缺陷与腐败状况必须加以小心地研究，但任何人都不该以推翻国家作为改革的目标”，同时，伯克等人也认为改革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暴力革命带来的突然性的变革，往往会使人民感到无所适从，让那些野心政客有夺权的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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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保守主义其实没有统一的定义范畴。日耳曼地区的保守主义倾向于将国家这个有机体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最终完美手段，从而强化了族群意识与国家主义的力量（或许也埋下了日后出现法西斯纳粹主义的根源）；英格兰地区的保守主义则较灵活地形成了具有反教条倾向的怀疑主义（以伯克为代表），他们尊重多样性的事实，反对任何顽固不化的死板公式，并认为只要假以时日，人类终究可以慢慢解决自己所有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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