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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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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讨论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理性-法制型”、“传统型”以及“卡里斯玛型”时，特别指出这种理想型（ideal types）的分类只是出于理论的需要，现实政治其实是各种不同支配类型的混合，并且任何的术语和分类都不是尽善尽美，要想“把所有历史上的事实局限在一严密的架构中……是不可能的”。(37)同样的，我们也不该对正当性/证成性的概念区分框架寄予过高的理论期望，它并不承诺解决所有道德评价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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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正当性发展到第三阶段后，正当化的方式集中在寻找产生政治权力的“限制性条件”上，这种限制性条件不是纯形式性的，而是有着实质上的道德基点，即个体自主性原则。从个体自主性出发，一种可能的进路是康德的理性主义，另一种进路是洛克的自愿主义，本书认为，正是这两条进路的不同发展导致在正当性/证成性之区分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罗尔斯等人就因为秉承康德主义的传统而无视这一区分框架。对此我们有必要深思：这究竟是罗尔斯他们的理论失误，还是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将会导向两个待验的命题：第一，在现代性的脉络里，正当性/证成性的区分只在洛克式的自愿主义的框架里才有充分的理据，而在康德式的自愿主义理路中却逐渐混淆乃至丧失了这一区分；第二，罗尔斯等人之所以混用正当性与证成性，不从“发生进路”入手而采取“目的进路”评价国家，乃是西方政治哲学“范式转换”的结果。以上问题我们将在第6章中作出回答，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的概念联系，以及认可理论对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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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娜·阿伦特，《共和危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部分译文参考英文本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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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娜·阿伦特，《共和危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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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bermas，“Hanna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in Social Research，1977，Vol.4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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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娜·阿伦特，《共和危机》，第9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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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bermas，“Hanna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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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虽然我同意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与沟通模式的权力之间存在差异，并且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一直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自由、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是，许多通过暴力手段上台的政府在稳定住基本政局后就迫不及待地举行所谓大选。且不论这种选举是否可信，但至少从形式上表明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同样需要被正当化——无论它是“先上船后买票”还是“有其名无其实”，并且其止当化的方向正是使支配-服从模式的权力转换成为通过沟通和同意形成的权力——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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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Schmidtz，“Justifying the State”，in For and Against the State，edited by John T.Sanders ＆ Jan Narveson（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6），p.82.此外，郭宝钢（音译，BaoGang Guo）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探讨政治正当性问题时有两种分析架构：原初的证成（original justification）和效益的证成（utilitarian justification）。郭宝钢认为原初证成（的效力）或者是源自于神圣的存在，或者是源自于领袖的德行或独一无二的某些特点，或者仅仅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它处理的问题是谁应该统治，以及为那些统治者捉供道德资本；效益证成（的效力）则源自于统治者满足人民需要的能力，比如幸福的物质生活，或者安全保障。在我看来郭宝钢的分析框架与施密茨基本一致。差别只在于，施密茨没有提及正当性这个概念，而郭宝钢则认为这是两种正当化的方式。参见BaoGang Guo“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hina’s Transition”，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18，No.1＆2，Fal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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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rancis Fukuyama，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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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网络资源，参见www.newstates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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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谓“历史的或发生学的描述和说明”，当然不是说诉诸“马上夺天下”或者“枪杆子出政权”的历史现实，而是某种具有规范性的历史描述和说明，至于这种规范的根据则是植根于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的。关于说明（explanation）与证成（justification）之间的概念区分，要特别感谢石元康先生以及陈嘉映先生的建议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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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ü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eacon Press，1979），p.178，这段中文参考石元康先生的翻译，参见《天命与正当性：从韦伯的分类看儒家的政道》，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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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ü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Mc Carthy（Beacon Press，1979），pp.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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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上书，pp.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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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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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John Simmons，“Justification and Legitmacy”，in Ethics；July 1999，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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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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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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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外，美国政治学家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政治人》一书中曾经专门区分过正当性与有效性（effectiveness），并指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的，而正当性主要是评价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曾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中简单区分过“政绩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尽管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涉及本书所说的正当性与证成性之区分，但惜乎未能在概念上做出清楚明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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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immons，1999，p.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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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上书，p.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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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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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immons，1999，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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