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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长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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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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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ie Tiger trinkend sich im Wasser erblicken werden sie oft gefährlich.［如果老虎喝水时看见了自己的水中倒影，它往往会变得凶猛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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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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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其实有三。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必定产生两类对比鲜明的序列（seriality）的那些物质、制度和话语基础，给现代世界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问题重塑框架。那两种序列，我将称之为自由（unbound）序列和约束（bound）序列。自由序列起源于出版物市场（尤其是报纸）与流行表演的表征中；举世通行的复数名词，如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之类，皆其显例。正是这种序列使得——比如说——联合国（United Nations）成为一个正常的、毫不怪诞的机构。约束序列源于政府管理，特别是人口普查和选举这类制度，典型的例子是这样一些限定性族系，如亚裔美国人、布尔人、图西人等。正是这种序列使得“联合族群”（United Ethnicities）或“联合身份”（United Identities）不可思议。第二个目的是，在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ethnicity）之间，以及关联地、间接地在普世性与“世界性的”混生（hybridity）之间，划一条既可行又清晰的分析性界线。第三个目的是，部分地通过反思扎根于工业物质文明、将宇宙挪走为世界让路的那些日常生活实践，清除掉像“派生性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这些怪物，它们曾被用来理解民族主义和一种极度标准化的政治观的惊人全球传播。我将大量使用本人取自从前的第三世界的阐释材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那个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的速度与程度，峻急得让这两种序列性的兴起猛然大白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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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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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的小镇得郎古（Delanggu），四面环绕着巨大而优良的糖料作物种植园，有殖民政府的，也有本地王室的。1920年2月29日，这里发生了该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露天公共集会。演讲者们向着也许茫然不解却又兴奋不已的农民和糖厂工人们致辞。今天看来，或许甚至在当时看来，这其中奇特地引人注目者，恐怕莫过于哈吉·米斯巴赫（Haji Misbach）了。他是从麦加归来的虔诚的朝圣者，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一张黑面孔夹在闪烁着白光的太阳帽和剪裁得体的荷式白夹克中间。在演说中，他激愤地说出了如下的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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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代真可谓是djaman balik boeono［古代爪哇语的民间说法，意为“反了天的时代”］，因为过去高高在上的，如今必定摔翻在下。听说在Oostenrijk［荷兰语，“奥匈”］国家，眼下就有一次反了天去了，它原先受一个Radja［印尼语，“国王”］统治，现在处于一个共和国的治下，很多ambtenaar［荷兰语，“官僚”］都被共和国杀了头。一个过去的ambtenaar只能低眉顺眼，因为他的喉咙快被割断了。所以，弟兄们，记住了！这片国土只属于我们，不属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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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查理七世在1918年11月已经宣布放弃他的帝国—王朝权利。这样一种翻天覆地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已经接踵而至。库恩·贝拉的匈牙利共产党已经于1919年3月21日执掌政权，在该政权遭遇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入侵而倒台之前的四个月里，它确实即刻处决了大批阶级敌人。但是到11月25日，协约国扶持海军上将霍希上台，他也开展了自己的恐怖活动。米斯巴赫令人惋惜地落后了七个月（但只有七个月！），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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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他的话在许多方面，一如他正在侃侃陈词的群众大会，对中爪哇殖民地都是新鲜的，因为他向他的听众们讲话的时候，满怀着对“世界”另一侧的奥匈国家之存在的深信不疑，而他自己的语言此时还没有那个国家的名字，他本人终其一生也不曾亲眼见过它。而且，他描述的革命事件被说成是与爪哇的事件同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单一时间——天翻地覆的年代——框架内协调一致的。这种协同性容许他预期，刚刚在奥匈国家的君主和旧官僚头上发生的事情，随即也将在荷属东印度的相应人物头上发生。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米斯巴赫运用不起眼的单词“一”（a）。“一个”君主，“一次”反了天去，“一个”共和国，“一个”前政府官僚——在每个情形下，“一”表示紧随其后的是单一范畴—序列的一分子，该序列跨越了可见的爪哇和不可见的奥匈帝国。范畴的名称可以无所谓地用荷兰—欧洲语言、印尼马来语或爪哇语表达，这也显示出当时全新的一种生活见解：语言彼此是透明的，彼此渗透，彼此勘测疆域——它们同等地远离或接近物质世界。这种平等性在米斯巴赫父亲的青年时代是不大可能的，它要行得通，荷兰语就得从殖民权力的语言这个位置上降下来，爪哇语也得从祖传真理的语言这个地位上走下来。最后，人们注意到“天”字（boeono）的语义学负荷上一种深刻但肯定是无意识的转变。它原来的意思是近似“宇宙”（cosmos）的某种东西，一种分等级安排的自然而垂直的天地万物，从上帝（或诸神）经由国王、贵族和农民递降，直到动物、植物和它们置身其中的景观。恰是这个意思方可解释，为什么小小的爪哇王公大言不惭地自称“巴固甫握诺”（Paku Buwono，意为上天的铆钉）或“哈孟古甫握诺”（Hamengku Buwono，意为上天的支柱），却浑不觉其荒谬。但是米斯巴赫显然是在“世界”这种全新意义上使用“天”字，这个“世界”是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类所组成的水平的人世间，火山、恶魔、水牛、神仙都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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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另一种对照，爪哇人/荷属东印度人的对照，人们能够生动领会这其中所涉变化的急转性。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我探讨了1913年的一篇典范的报刊文章，系米斯巴赫贵族气的同时代人、反殖战友苏瓦尔迪·苏占宁拉（Soewardi Soerjaningrat）所作[46]。它的标题是“Als ik eens Nederlander was”，最好可以译成“假如我眼下是一个荷兰人”。文章旨在点出荷兰殖民者的矛盾行径：一面欢庆荷兰从拿破仑征服中获得独立，一面强迫他们征服下的土著人为那些庆典的花销掏钱[46-1]。但是我们也能看出，苏瓦尔迪的讽刺性修辞无动于衷地把这一匿名序列视为当然：荷兰人。相比之下，如果人们看看蒂博内哥罗（Diponegoro）亲王在被监押的流放中写作的回忆录，就会发现这种意义的“荷兰人”从未出现过[46-2]。蒂博内哥罗亲王是苏瓦尔迪不算太远房的老辈亲戚，在1825—1830年间领导了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的长期武装斗争，因此今天他是独立印尼首屈一指的历史英雄。他以封建时代的手写本风格，记下了他的显达的敌人的个人名号和头衔。如果这些敌人不是“荷兰人”序列的组成部分，那么他本人也不是“一个”亲王，或“一个”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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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词缺席了蒂博内哥罗的忧郁的回想，那就是我们可忠实地译为“政治”的东西。这种缺席一点也不是特异的。在亚洲和非洲几乎一切地方，过去百年间都不得不为这个概念创造新词，每个新造词的诞生日通常都接近于民族主义的诞生日。要让“政治”变得可以设想，成为一个界划井然的生活领域，有两件事必得发生。（1）专门化的机构和社会实践必得历历可见，而且不能以陈旧词汇漫不经心地曲解它们，那些词汇属于从宇宙论和宗教上加以维系的君主政体。它们就是普选、总统、审查官、政党、工会、集会、警察、领袖、立法机关、联合抵制，诸如此类——民族也是。（2）世界必得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如是，则不论其所包含的社会和政治系统、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体如何千差万别，都有一种不言自明地处处发生的共同活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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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和非洲，“政治”词汇几乎总是先于它们的制度性实现，这有别于（比如说）“工业主义”或“军国主义”，我们知道，后者是在它们想要表示的现象已经开动起来几十年以后，才在欧洲创造出来的。人们先读到政治词汇，再按它们的模型仿制——所以最早的本土袖珍词典往往是关于“怎么办”的政治词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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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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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词语汇编一般是通过早期的报纸和杂志传布开去的，这让人得以考虑按模型仿制（modelling）过程的特殊性质，以及可以说是构成该过程基础的语法。这种仿制主要是靠序列化（serialization）发挥作用，而不是靠简单的复制。1983年我讨论过报纸在想象民族时所需的时间观念的创生中所起的作用，我在那里强调，每份日报向读者提供的那些明显是无规则的事件，它们的日历同时性具有重要意义[47]。现今我确信这是片面的。我完全忽略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的连贯性原则。其一是各地的报纸都把“人世间”当作它们的领域，不管它们怎样偏颇地理解它[48]。一家报纸，将它的事件报道局限于它出版地所在的政治区域，这大概是违反自然（contra naturam）的。卢旺达的恐怖事件出现在东京的报纸上，斯德哥尔摩的报纸描述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出现在仰光的报纸上，这一切看起来都如出一辙地绝对自然。其二是这种自然的普世性无论在何处，都被不自觉的词汇标准化深深地加强了，后者彻底盖过了报纸上本地新闻和外地新闻之间的任何正式界线。这不是什么新近的发展。在米斯巴赫的年代，秘鲁、奥匈、日本、奥斯曼帝国——不论它们在人口、语言、信仰和生活状况间的实际差异多么巨大，都以极其同质化的方式被报道。天皇或许住在日本国内，可是他会作为（一位）君主，现身其他各地的报端。甘地可能是孟买的圣雄，但在别处会被描述成“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鼓动家、“一位”［印度教的］领袖。圣彼得堡、加拉加斯、亚的斯亚贝巴——通通是首都。牙买加、柬埔寨、安哥拉——通通是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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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真正的相似性不存在，因为在十九、二十世纪，日常的制度性仿制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毋宁说，恰恰是报纸的编排，凭借其不断变化的内容的随机性，妨碍了人们想象别的什么东西，这才是实情。我们甚至可以说，间或向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时存在的想象力展现犹大之狮和天子（除了两个完全隔离的廷臣和官吏小集团以外，其他人不能亲眼目睹他们的真身），需要将之放置到一个单一的明确序列中去：帝王。这类序列是日常的一般概念，透过并跨越一切印刷语言渗入人心，但绝不是必定以单向流动的方式。仅举一例：从中古时期以来，萨迪纳（sakdina）这个词就卑躬屈膝地指称暹罗传统的以君王为中心的地位体系，1950年代年轻的泰国马克思主义者攫获了它，此时含义大变；对他们来说，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运用这同一个术语，进而写到中世纪欧洲的萨迪纳社会体系，似乎再正常不过了[49]。萨迪纳和“封建”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我们会看出，这正如“翻天覆地”与“革命”互换一样）。这不表示它们说的全然是一回事，倒是表示，从曼谷到伯明翰，有两个对应的序列，正横穿一个单数的世界绵延开去，并准确无误地勾绘出这个单数世界。这个例子也是一个象征，表明新的序列思维自始即有的运作方式：它既可能在报纸页面上共时性地运转，也可能纵贯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历时性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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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种序列逻辑内部，一种表征的新语法形成了，这也是想象民族的先决条件。后期的殖民地环境对理解这一发展是尤为适宜的场所，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考察这种逻辑是如何以相同的方式——尽管是在各不相连的制度背景下，在白人统治者和有色人种的被统治者中间运行的。为了阐明这个过程，让我们暂且继续探讨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期的荷属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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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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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至这个时期前，各式各样的大众本土戏院，包括名闻遐迩的传统皮影戏，都是建基于一种或可谓之传统形象（iconographic）的逻辑。那些故事由真人表演，或者由木偶表演，伴以操纵木偶者的画外音；它们取材于地方传奇或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的情节片段，后者历经数世纪，已经十分本地化了，只有极少数有文化修养的人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印度起源。不但故事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它们的表演在传统形象上也是固定不变的。节目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物全都经由标准化的身体类型、发型头饰、服装样式、谈吐风格和全套姿势，精心地区分开来了。只有一个因陀罗、罗摩或阿朱那，他们在登台亮相的一瞬间就会被认出。不存在解释这类人物的问题，他们往往被理解成舞台以外实实在在的生命，因此演员的身份，甚至常常包括性别，都是不足挂齿的事情。很吊诡的是，支配着罗摩能够可信地说什么的那些传统形象规则如此严格，人们从来没想过还要剧本，轻松的即兴创作在当时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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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临近十九世纪末，一种新型剧院在报纸商业中心成形，它以其特有方式招徕巡回的欧亚人和欧洲人剧团进行杂耍和轻歌剧演出。当本土演员以适中的票价上演方言版的《威尼斯商人》时，它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个异域标题的爽心的神秘性（威尼斯？在哪儿？但人们在任何一幅印制的“世界”地图上都能找到它——地图中可没什么天堂或地狱的插图）[50]。像这类戏剧里的大多数人物一样，夏洛克不能依照传统形象加以呈现。迄今尚无任何惯例，说明他应该如何目视、穿扮、言语和举手投足。传统戏曲里不曾出现过犹太人，也没有高利贷者。所以除了（用准社会学的话说）把夏洛克当作一个社会类型或类型组合，没有别的办法饰演他。男演员（此时性别就很要紧了）不再可以即兴创作，而需要剧本和排练相助，才能表现出一个逼真的犹太高利贷者；这种逼真性有赖于让观众相信夏洛克的社会真实性，换言之，他可以被置放在像残忍的高利贷者、溺爱子女的父亲和财迷心窍的守财奴这些彼此交叉的普遍序列中，也可以被置换。然而他的代表性不只是扎根于人们经验的殖民地生活（诚然，谁都知道高利贷者、守财奴和溺爱子女的父亲，可是在东印度群岛，犹太人少之又少，几乎见不到），也是建立在“表征王国”自身亦即出版物世界基础之上的。在那里，虚构的夏洛克、哈姆雷特和珍妮维芙们不仅“合乎语法规则地”与真实的序列的都城、罢工、选举和足球赛结成一体，也与图片广告连在一起，后者除非当作对序列的称心商品之丰饶角的诱人提喻，否则总是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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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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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社会高层，序列化向十分不同的方向推进着。1920年，正当哈吉·米斯巴赫在中爪哇的蔗糖带发动革命运动时，殖民政权在其疆域内实施了首次“科学的人口普查”[51]。就世界范围来看，这无疑显得略迟了些，但还不算太迟。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从事具有科学雏形的公共人口普查活动的首创之国，它于1790年进行了勉强过得去的全国人口统计，比法国、荷兰和英国早了十年[52]。但是直到1850年，调查单位还是家户，只有家长的名字被记录下来。迟至1880年，华盛顿才成立了中央的人口普查办公室，要到1902年，这个办公室改名为人口普查局以后，方始成为一个常设的政府专职机构。放宽视野，我们注意到，只是在1853年，时值1848年欧洲民族主义动荡平息之初，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统计学大会才正式通过一项决议，要建立基本的“科学”要求，以期获得人口普查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与普查内容和技术的标准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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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项决议不得不在1855年的巴黎大会、1860年的伦敦大会和1867年的佛罗伦萨大会上反复投票表决，说明统计学家们把人口统计数据处理加以现代化和跨国化的这项政治运动，并非风平帆顺。我们或许不应感到惊讶，只有等到国联初期，这一运动才多少取得些成果[54]，更不必惊讶这是与妇女选举权的陡然、急速扩展同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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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多评论者注意到的，不但开展人口普查是一项繁杂、昂贵、公共性十足的事务，而且除了一些仍然颇可预料的例外，普查结果也是众目睽睽下的公共文本。于是，我们业已简要地运用于报纸和大众剧院的那种“语法”检查，原则上同样应当适用于人口普查。以此观之，我倾向于关注普查惯例的三个特具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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