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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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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形无相者，无物堪比纪念碑。”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生前遗著》（Nachlass zu Lebzeiten）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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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树立起来，无疑是要给人看见——其实是要引人瞩目。然而同时，它们也包蕴着某种东西，要驱开注意，让目光瞬即滚落，仿佛一粒水珠从油布上滑落，不作片刻停留。你可以沿着同一条街道走上几个月，熟识沿路的每一个地址、每一个橱窗、每一位警察，你甚至不会错过谁掉在人行道上的一枚硬币；但是有一天你大吃一惊：你抬头盯着一座建筑物底楼的漂亮女服务员，这时才蓦然发现一块绝不算小的金属匾额，上面刻着永不磨灭的字迹，你看出那写的是从一八××年到一八××年，不会被遗忘的某某人在此生活和创作。即便是对比真人还大的雕像，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经验……你从来不看它们，而它们打算象征谁，你也往往一无所知，大概你只知道它是男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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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齐尔接着嘲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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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拿纪念碑表达美意的话，势必得出结论说，它们向我们提出了与我们本性相悖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需要做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纪念碑真该加把劲了，就像现如今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做的那样……为什么我们铜铸的主人公不至少玩点花样，拿他的指头敲打玻璃片呢？这在别处早就不新鲜了。大理石群雕的人物们，为什么就不转一下身，像橱窗里制作更精良的人物那样子，或者起码眨眨眼睛？我们应当求之于纪念碑的、使它们引人关注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想来是历经考验的可信标识语（logos），就像“歌德的《浮士德》无与伦比！”或“著名诗人某某的戏剧思想一文不值！”一类。真不幸，我们的雕刻家们不谙此道。看起来，他们没有领会我们这个喧嚣和运动的时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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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生前出遗著的”作家或许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的，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那会心的淡淡评论尤为适用于晚近官方民族主义纪念上的困难；到二十世纪后期，所有那些民族主义都与国家联姻了。[73]本文通过反思纪念民族先人的某些公共纪念物截然有别的命运，力图探求这些特定的民族难题的潜在性质，以及这类民族主义的想象力僵局（imaginative impasse）。文中的大多数材料涉及美国及其渐遭淡忘的前殖民地菲律宾，既因为后者的民族想象深刻地受到前者的左右，也因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说明晚近官方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政治上遭遇抵制的。欧洲，这个发明了官方民族主义的地方，必定四处露出它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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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揭幕于1922年，那时肯定已进入收音机、T型车和飞机的时代，但是劈木人［林肯的绰号——译注］并没有如穆齐尔嘲弄地建议的那样，在他的基座上慢慢旋转；他的眼睛不开合，他的脚趾不轻敲，在他身下，也没有简约的标识语，像“林肯，天下第一总统”之类，盛大地装点出来。另一方面，主管这项工程的官员细致地记录说，和劈木人塑像在一起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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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只麦芝达电灯，配备了X射线反光罩，已经安装在顶层空间……此外，在12块玻璃嵌板上方约20英寸处，装上了24只大功率的泛光灯，每只有约30×47英寸那么大，挂在中央的纪念大厅的天花板上，用以抵消从门口透进来的日光投在雕像上的怪异阴影。[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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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雕像脑后的墙上，确实有一句标识语，写道：“在这神殿里/犹如在人民心坎里/对亚伯拉罕·林肯/这位联邦救星的回忆/永志不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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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活动着晚近民族主义特具的某种东西。劈木人的塑像被安放在一座“神殿”内，那是建筑师亨利·培根（Henry Bacon）仿效着安全属于异教的古希腊的宗教大厦建成的。里面，麦芝达公司被召来将怪异、冷淡的阳光拒之门外，由此巧妙布置成对中世纪教堂明暗交替的内景的仿真效果。（如果人们把历史设想为一场接力赛跑，这可能就是民族从宗教精疲力竭的手中夺过接力棒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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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语是以一种类似的逻辑在运作。我们首先再度得到保证，我们走进的这幢建筑是一座神殿，而且是“真实的”一座；这一点我们从它的立面去看可能猜想不到，从风格上说，它的立面跟许多银行、大学生联谊会会堂、保险公司和法院大同小异。另外，这座神殿是“祀奉之所”（enshrinement sites）序列的组成部分，“人民之心”也归向这种场所；或者，也许“人民之心”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的神殿。所祀奉的不是林肯本人独一无二的骨骸（仿佛他是一个近代圣徒），而是某种可以幽灵般地、无限期地复制的东西：他的“记忆”。这种祀奉还是“永远的”——显然是与“人民”、这个民族同始终的“永远”，可不是要指向最后审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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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就是上面勾勒的精妙舞台技术，创造出——特别是在黄昏以后——某种声光表演（son et lumière）的在场，然而假如这尊塑像搬到赫斯特古堡（Hearst Castle）而神殿搬到达特默思学院里，这种效果会顿时无影无踪。与此同时，林肯纪念堂与穆齐尔调侃的纪念碑共有着某些有趣的东西：永远存在的从注意力中消失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从它无力给人指令上来理解这一点。下跪？脱鞋？绕着它逆时针地转七次？吟唱？祈祷？乞求保佑？鞠躬？问计？献上点东西？注目二十分钟？似乎没有哪一种特别有道理。[76]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懂得，这尊塑像及其环境是复制品，而且是独特的复制品，因为它没有原型。[77]（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他们愿意肃然起敬，却断定该做的事情是拍照，单独拍林肯，或者他们本人、家庭、朋友、情侣与林肯合影——在纪念堂管理当局容许他们这么做的无论几个钟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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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林肯纪念堂的复制品立即与附近的杰斐逊的复制品联系起来了。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意识到晚近官方民族主义的人物塑像的独一特性，那就是这些塑像本身不是独一的。人们一注意到马志尼，就会被马基雅维利、加富尔、但丁和邓南遮争来抢去，他们作为民族英雄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互替代，因为这个序列本身要求他们这样。的确，雕像的漠然的可替代性，人们在拉什莫尔山上一览无余。这表明英雄的民族纪念像没有光晕，像人们在《宫娥图》（在不管怎样的照明下，哪怕是怪异的[78]）、哭墙或吴哥窟的本原性中感受到的那种光晕。在它们面前，人们不以为奇地发现自己被禁止拍照，而且这一禁令还让人心悦诚服：一当它超出他们镜头之所及，他们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神圣之物。这一刻，他们不复是旅游人，而成了朝圣者。另一方面，民族英雄纪念像光晕无存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不同媒介流通——邮票、T恤衫、明信片、墙纸、海报、录像带、餐具垫等，没有谁会觉得渎神。最典型的大概要数美国钱币。事情并非这么简简单单：五张华盛顿的复制品可以给你换一支上好雪茄，五张安德鲁·杰克逊的复制品则可以让你在普通旅馆住一宿。其实递降的声望级序——华盛顿、林肯、杰斐逊、杰克逊，与递降的购买力级序刚好相反（所以华盛顿值杰克逊的二十分之一，林肯值杰斐逊的一半），但是对此谁都满不在乎，甚或念不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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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当光晕在复制品序列之内出乎意料地使人感知到它的在场时又是怎样，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状况。1896年12月30日，伟大的小说家、诗人和道德家何塞·黎刹，在马尼拉闹市区被西班牙人统率的、本地人组成的行刑队公开处决。他牺牲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上，阿奎那多的革命政府发布公告，敦促爱国者们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无论什么方式纪念他的殉难。当革命尚在征程中的时候，首个“黎刹纪念像”建造起来了。但它不是黎刹的一尊雕像，而是染上了共济会色彩的一个抽象之物，只有他的两部振奋人心的小说的题目刻在上面——好像在说：读之！后当为汝国之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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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菲律宾共和国被美帝国主义镇压之后不久，种种塑像骤然在这块领土那些平服的广场上增衍开来，此前它们被严格局限于教堂的内部和立面。它们几乎全是由当地种植园主（hacendados）或其他显达立起来的，基座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而且很大比例的塑像是黎刹的复制品。由是启动了黎刹的序列化，不单是靠他本身的机械复制，还靠他与别的立了塑像的已故英雄并排出现。在美国人发起对“菲律宾人”的普查计数后，他很快就开始被受过英语教育的新式精英称为“第一个菲律宾人”。最后，在据说是他被行刑的地方，殖民当局允准竖立一座黎刹纪念碑，顶上是这位殉道者的一尊塑像；这里结果成了如今设计精巧的伦礼沓公园（Luneta Park）的中心点。1946年，美国准许菲律宾第二次独立，自那以来，每当这位殉道者忌日的破晓时分，内阁就会群集在纪念碑下，举行一个简短、正式的仪式，这已成惯例；同时马尼拉港的军舰奇特地——考虑到这种场合——多次鸣炮致敬。几个月后，在纪念第二个菲律宾人、革命家博尼法西奥的马尼拉纪念碑前，将会发生非常相似的事情，只是规模稍逊。哎呀，博尼法西奥可是遵阿奎那多之命被处死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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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谁在伦礼沓一直等到上午晚些时候，他将看到大队大队的朝圣者，从四面八方涌来，许多人穿着白色衣裳，或者是1896年革命最早的那种旗帜的颜色。他们清楚知道该干什么：依照各自的礼仪，他们吟颂，他们歌唱，他们祷告，他们跪拜，他们闭目静思，他们列队前进，他们手挽手，他们哭泣，他们祈福。人们不严谨地称他们是“黎刹教徒”（Rizalistas），意思是说，他们有些人相信黎刹是再次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或者是菲律宾的基督，而伦礼沓因之成为各各他；另一些人相信他从未死去，而是在某个神山顶上，静待他重返此地救赎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那一时刻；[79]甚至还有些人相信，利用某些秘术，他的法力无边的神灵是可以接近的，尤其是在某些神圣场所和时间——这包括伦礼沓纪念碑和国家所称的黎刹节，还有别的时地。换言之，他仍然活在这里。这样的人信赖的是灵媒，而非传播媒介。政府故意对这些朝圣者不理不睬，[80]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赏识这第一个菲律宾人可能重返人间进行审判的观念，而主要是因为它自身的礼仪有赖于黎刹的可替代性。但是在朝圣者们自己看来，黎刹是唯一者——不可代替，不可交易，不可序列化——而他迷人的光晕恰是从他《宫娥图》般的独一性中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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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现在从民族先贤的复制品转向安葬他们各自遗骸的官定场址，就不难发现劈木人和黎刹不同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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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似乎开了国家公墓的先河——但是我们不应惊讶，它是在独立战争之后近一个世纪才这么做的。葛底斯堡战斗结束之初，国会投票决定，拨款为新近的阵亡者——联邦的战士，南部邦联的战士，没人认识的战士，就在这块战场上修建一处特别墓地。每个死亡的选民或未来选民的遗体，都被授予属于它自己的单独的坟墓和墓碑。[81]但是葛底斯堡还有一种草就、试验的性质，美国内战的其他大血战，没有哪一场的死者被厚待以这种政治礼遇。众所周知，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这种原型方才进入——这么说吧——全面生产。正如人们可能料到的，最成功的生产商是那个最老牌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那个大不列颠，它还（但只是勉强地）合并着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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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托马斯·拉克（Thomas Laqueur）精彩描述的那样，1915年3月，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斯基罗斯岛（Skyros）战死前夕，为了安葬当时和将来的阵亡者，一个官方的“墓地登记委员会”设立起来，紧接着又就开建在法英国人的永久公墓一事同巴黎展开谈判。[82]到1916年3月，“一些［200个］海外战场”的“角落”被伦敦选定，并计划根据未来战事的范围，新增300—3,000个公墓。由此开启了一个进程，它直到1938年才结束，那时节，1,850个这样的坟场业已成形，大多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从葛底斯堡那里，英国政府吸纳了这个观念：死者应当有其个人的、标记分明的坟墓，但是要尽可能整齐地归并在他们战死的疆场周围。到1930年，大约557,520名大英帝国战士——其中五分之四来自联合王国——被认出来，葬在各自的标上名字的坟墓里。还有180,861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也被埋进各自的墓穴里。对于清点出来的那些尸首灭失，或炸成碎片，或碾进泥沼的336,912人，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靠近他们最后被记得还活着的地方，在那里立下石柱，镌刻上他们的名字。总计超过了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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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英国创新在于保持这些公墓的运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特有启发性的。关键步骤是民族—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在该词的任何意义上。首先，国家垄断控制了一切尸身、一切纪念碑和一切公墓。阵亡者家属被法律禁止将他们亲人的遗体渡过英伦海峡运回家乡。换句话说——这话大概会使布鲁克惊呆的：是英国政府确保了如此众多的海外战场的角落“永远属于英国”。其次，英国政府尽其所能地要使得死者是民族的并一直如此（兴许是遵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的乔治［又称乔治五世］的精神吧，他在1917年7月17日发布皇室诏告，宣称他，以及他的祖母维多利亚的其他所有男性后裔——如果他们是大英臣民的话，将采用“温莎”［Windsor］这个民族姓氏）。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手段是，常常要顶住国内的强烈反对，执意认为那些坟墓及其标志应该尽量整齐划一，它们应该在管理严密的空间格网里规划好。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显区分开中产阶级与工人，军官与军士和列兵，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家属获准提交不多于66个字符的不管哪种铭文，那还得经受墓地委员会的审批，[83]还要按字母收费。这样，即便近距离看去，也没有哪座墓碑会鹤立鸡群。参观者可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每个巨大的公墓里，死者们——这么说吧——在一动不动地立正，纵然是横卧着的。她也会被激发着开始计算那些可替代的象征性的整数，这种整数再常见不过地被加之于四分五裂的战士的残骸上，向我们表明，躯体计数对晚近的官方民族主义多么重要，而不仅是对人口普查或在选举日才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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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华盛顿大不如伦敦那么成功，明白何以至此很有意义。在法国，政府没有英伦海峡帮它坚持垄断权主张。“亲属们”很快开始争夺尸体，这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演愈烈。强势的天主教会直陈它厌恶公墓，因为它们如此显眼地同传统的宗教礼拜地点分隔开来，看似受到第三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瘴气的污染。不以信仰来区别死者证明是办不到的——基督教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十字架，犹太人的六芒星形，穆斯林（他们有许多人来自早已变成宗主国法国的组成部分的那个阿尔及利亚）的清真寺一般的圆顶。就美国而言，它是个历史上较弱的联邦制国家，悬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上保持平衡，无缘效仿白厅官方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化。尽管一些有权势的政客做出了不懈努力，要让美国阵亡者留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国土上的“美国”公墓里，在那里他们可以代表新近的、也许还有将来的美国在欧军事荣耀；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系统的结果。[84]仅仅30%的阵亡者未能通过横渡大西洋的长途旅行回到故乡，其余70%的死者，正是他们的亲属而非国家决定了他们是私下安葬，还是葬于国家或民族的公墓里。无疑地，这一反利维坦的民主主义胜利的缘由之一是，共和国最近的战事都发生在古巴和菲律宾，这些蛮夷之地，美国人不能设想竟愿埋骨其间。一种传统已当其位，它后来将保证死于韩战和越战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不远万里尸骨还乡。更奇特的是，没过多久国会感到，对想去祭奠埋在欧洲的儿子的那些母亲们（不是妻子们），不能不资助往返船票和其他开销。不过有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差别。白人母亲们乘坐豪华的远洋客轮的特别二等舱，住在高档宾馆里；黑人母亲们对商用轮船就只能知足，寄宿在绝成不了五星的住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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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战死者的无名众生的纪念命运就是如此这般，那么官方民族主义怎样设法对待垂范天下的名人呢（他们大多死在自家床上）？法国展现了一个饶富意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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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遵照路易十五的旨意，建筑师苏弗洛（Soufflot）开始建造一座教堂，它要供奉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娜薇耶芙（Sainte Geneviève），却是按照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学来的一种“古典”风格设计的。也许就是这种风格，确保了大革命期间它被赋予新命，成为改葬伏尔泰、卢梭这类民族圣贤的先贤祠。[85]所有权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易手，透露在添加到它立面上的这句响亮广告语中：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1828—1830年间，它短暂地恢复了宗教地位，后来在1851—1870年间，在拿破仑那欺世盗名的侄孙（great-nephew，原文如此，应为侄子。——译注）统治下，又再度如此。直到1880年代，“祖国的感谢”才赢得了对圣热娜薇耶芙的稳固的法律胜利。但是光晕始终躲着先贤祠，即便它是一个吸引游人的经久不衰的名胜。如果有谁想知道为什么，部分解释应当出自对它与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相似点的思考，以及对“伟人们”这种民族序列的可替代性逻辑的思考。无论是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还是林肯，都没有葬在拉什莫尔山，但是就算他们全葬在那里，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游人们站在紧邻一个巨型停车场边沿的围栏旁，仰视着“我们最伟大总统”的那些塑像（它们的身量是由彼此的存在予以保证的），然后就驱车各奔东西了。先贤祠亦然：游客们往前走之前，先看到了“伟大法国人”的一个个大名，那是一个约束序列，其中伏尔泰和卢梭可以相互代替。[86]这些躯体真的在那里，是官方民族主义的囚徒，但在这样一个圣地里，这一点无足轻重，因为参观的眼睛哪里都看，就是不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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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通常的情形那样，“不成功的”陵墓尤能揭示它们竞争对手的成功背后的机制。早在1910年代，在诺特（Norte），即一位美国城市设计师所规划的崭新市立公墓里，一座小型的先贤祠建立起来，用于安葬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事实上在美国统治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官方认可的这类英雄的遗骸归存此地。今天，菲律宾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知道这个荒废失修的先贤祠的存在。从外面看来，它尚可辨认出本来模样，但里边已经成了管理员及其家庭的公寓，沿墙的壁龛如今主要摆满了玩具、盒式录像带、罐装商品和厨房用具。发生的事情就是，菲律宾的伏尔泰和卢梭们设法逃离了，鼓动起忠心耿耿的、通常是家族的遗体争夺者来把他们转移到家乡的神殿里去，在那里他们可能受到祖先崇拜精神指引下的照顾，而且，从官方—民族的视野消失之后，兴许获得了独一之物的神奇光晕。与此同时，诺特公墓过着它自身的辉煌壮丽的生活，每年在万圣节前夜臻于顶点，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家庭源源而来，各自奔向自家的坟墓，同魂兮归来的死者共度佳节：放风筝，玩牌或打麻将，抽烟或吸大麻，喝酒，祈祷，赌钱，准备祭品，掌掴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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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某种令人兴奋的东西，人们在民族庆典上很少看得到，或许是由于这种仪式的结构不是序列性的，而完全是蜂窝状的。每个家庭可能或多或少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每家的祖父母（abuelos）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也引不起别人的兴趣。菲律宾大多数总统安息于此，在沿着公墓主林荫道的壮观陵寝里，但是没人注意到他们，哪怕是以拉什莫尔山的那种态度；只有他们各自的子孙来祀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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