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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求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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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到1911年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10年，这10年与其说是旧王朝的崩溃期，倒不如说是新时期的萌芽。社会制度与风气的变革早已开始，而政治灾难的到来则往往在最后。事实上，直到1911年，中国政府一直遵循着19世纪90年代曾经宣喊过的路线亦步亦趋地前进着。1898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已从光绪帝和康有为手中夺取了统治权，1901年后，他们继续着手实施那些激进的改良措施。因为除此之外，已再无其它任何选择的余地。庚子战争已显示出了单纯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的潜在威胁促使清政权不得不采取富有建设性的步骤来拯救自身。于是，保守改良便成了中国社会戏剧中最主要的一幕。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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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奢口倡言“立宪”的人恰恰正是几年前扑杀主张立宪人士的刽子手。岁月无情，世事无常。把所有对国家有利的思想都看成对它进行恶意攻击的清廷，现在也不得不把立宪改革看作自己的求生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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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一 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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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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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由保守改良走上预备立宪之途，是以1905年为导引的。这一年，在中国的身边发生了日俄战争，交战的结果是大国沙俄惨败于小国日本。这场战争本与中国无多大干系，可它从另一个方面触痛了中国人的神经。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不只是日俄两国之战，而是宪制与专制之争。235以此为契机，以前的立宪思想现已发展为一种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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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各国几绝专制之影迹，以故国无大小，莫不立宪法，设议院，以图议国事，用能合众策，聚众谋，而日臻富强……中国苟能立宪法，其利益岂浅鲜哉。其一能使上下相通……其次能使民调和……又次能使筹款易于措置……此数利者就其小者言，若夫大者，则能公是公非，万人一心，上下同德。以守则固，以战则克，以谋内政，足以泯私之见，以谋外交，足以杜贿赂之源……中国而不欲兴也则已，中国而果欲兴也，舍立宪其曷以哉。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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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风涌而起的社会舆论里，宪制犹如一个包医百病的神明医手，只要他一到，多年卧床不起的中国便会起死还生。在社会舆论的促动下，清廷部分有些见识的朝臣疆吏，亦纷纷以立宪为提。孙宝琦代表了这部分人当时那种立宪自救的焦灼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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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庚子以后，维新谕旨，不为不多，督励臣工，不为不切。而百事之玩泄依然，天下之精神不振者，则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蔽之弊未除，无由上下一心，共扶危局也……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制体，洵可效法。夫日本之由变法而强，固朝野之所共和也……明治六年确定为立宪政体……至二十二年始发布宪法于通国，于是君民上下一心，遂成巩固不摇之势。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皆为立宪之国，而尤以英德之宪法为最美备……此英德两国所以能俯视列强，巩成大国也。宝琦尝评考各国之大势，确见夫政体既立，则弱者浸强，乱者浸治。何也？合通国之民共治一国，何弱不可强，何乱不可戢？不立政体，则民气涣散，国势日微，弱者被兼，乱者被取。何也？君臣孤立，民不相亲也。盖国势纵极艰危，苟能固结民心，励精图治，外侮自不足虑。……考之英德既如彼，征之日本又如此。日本之立宪，非同欧美各国之迫于他国兵力，或迫于民乱，其势由大以及小，其事由上而命下，故顺而不逆，安而不危……盖立宪制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与我大清一统抚驭全国之宏谟适相吻合。……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酿祸之阶，决议于上，乃为致治之本。伏愿王爷中堂大人，思穷变通久之义，为提纲挈领之谋，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制体之图。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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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北洋大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南洋大臣周馥联衔上奏，开始倡言立宪。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戊戌的原点。就在南北洋大臣联衔上奏后不到十天，清廷即颁布谕旨，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稍后又加派绍英共五人，随带人员，出洋考察，是所谓“考察宪制五大臣”。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登车准备启程，当火车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甫经启行时，革命党人吴樾炸伤了载泽和绍英。清廷再改派李盛铎、尚其亨顶替绍英和徐世昌，仍为五大臣，于同年12月初，再次启行。五大臣历时半年有余，足迹遍及十几国，于第二年元月末启航返国。考察大臣归国复命，分别为清廷召见七次，荣庆首先据此请求清廷改行国体，实施宪制，从而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主张立宪、另一个反对立宪的两个政治派别。主宪者自然“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力主立宪；而反对者则认为，如果将宪制施之中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并指责立宪有害于法度与治安，斥责五大臣违背圣命，其所奏并无裕国便民之计，倒有削夺君主权力之意。238而且认为，宪制还会使“男不尊严父，女不敬父从夫，纲纪陵夷，怪变横出，至四品大员有敢于枪毙本管疆臣而图叛逆之事”，使“天下土崩瓦解”。239不管主宪者如何有意粉饰宪制，仍无法遮盖“削君主权力”的事实，而且宪制本身会“扰乱法度，扰乱治安”，只不过前面应加上“专制主义”的字样。至于说，宪制会使“男不尊严父，女不敬父从夫”，这倒是其要害处。因为真正的宪制绝不会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样的纲常发生关系。所以，面对反对者的攻击与斥责，立宪者连上奏折，回避纲常问题，只能从“不立宪必至自取覆亡”这样的威吓中寻找根据。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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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两派论战中的清廷对立宪问题始终是举棋不定，只好于1906年8月27、28两日，令廷臣会商后具奏。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出席会议。有关此次会议情形，《东方杂志》第三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在《立宪纪闻》一节曾有相当的记载。要而言之，在这个对立宪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中，立宪者与反对者又展开了论争。241经过双方论辩，终于达成“预备立宪”之结论。会后，诸五大臣于29日上殿面奏，请行宪制。9月1日，清廷颁发明诏，宣布“仿行宪制”，预备立宪正式启动。从清廷预备立宪诏书的内容来看，要点有三：第一，在基本国策上，对于政体，应及时仿行宪制，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第二，因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必须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同时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第三，俟数年后预备立宪工作初具规模，再为妥议立宪实行之期，视进步之迟速，以定期限之长短。242即便对这样一个遥无定期的“预备立宪”，出于望变求治的翘盼，国人大多还是额手称庆的。在这欢呼声中，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宪制店铺在一班人马的紧锣密鼓声中即要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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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政编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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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预备立宪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它设于1907年，存续到1911年5月27日。它是为推行筹备立宪的需要而设置的，其职能类似西方国家的法制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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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编查馆统属于军机处，下设编制、统计两局。除此之外，还设庶务、译书、图书三个处。庶务处专司收发文书、款项出入以及各项杂务；译书处“凡各国书籍为调查所必需者，应精选译才陆续翻译，其员数多寡，取足备用，不必豫定”；图书处负责“收储中外书籍，设收掌二员专司其事”。2441908年3月，宪制编查馆又奏设官报局，负责《政治官报》的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事宜。宪政编查馆职责甚广，权力极大，曾被奕劻称为“宪政的枢纽”。在存在的近四年中，宪政编查馆为筹备立宪作了许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有：起草宪法及起草或核议各项法律、章程、制度，约有近三十项。其中，除《宪法大纲》外，还草拟有《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会议厅规则》《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修正丞年筹备事宜》也是由该馆拟定的。除此而外，该馆还与会议政务处一同拟定了《内阁官制》《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与民政部一并编订了《户籍法》《结社集会律》等。这些法律法规在宪制草创时都是不可或缺的规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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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该馆分两期派人赴各省考察筹备宪制情形。第一期入直隶、东北、山东、江苏等十三个省，对各省咨议局成立情况、筹办地方自治情况、岁出入总数及试办预算情况等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的情况向清廷逐一呈报，作为清廷奖惩的依据。根据考察的情况，清廷发出谕旨，对奉天民政使张元奇等十六人实行嘉奖，而对福建兴泉永道郭道直、河南巡警道蒋楙熙以及直隶天津知县胡商彝等人实行处罚。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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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政院和咨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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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改设宪政编查馆的同年9月和10月，又命筹建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作为立议院的基础。1908年10月各省咨议局开局议事；而资政院直到1910年10月才召开了第一次常年会，次年10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资政院和咨议局是预备立宪中的直接产物，实质上也是掺在清廷旧机体中的两个异质因素，它在破坏专制制度促使中国转向宪制民主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曾起到一种中介性作用。按照《资政院院章》的规定，资政院一般是每一星期开会议事两次。议案来自政府交议、本院议员提议、地方咨议局提请核议三种。而议案的内容则相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地方事务等各个方面。议案主要有：商办铁路非经国会协赞不得收为国有案、铁路公司适用商律案、运输规则案、振兴外藩实业并划一刑律案、速开国会案、速设责任内阁案、速立官制提前实行案、昭雪戊戌冤狱案、停止学堂奖励明定学位以正教育宗旨案、著作权律案、报律案、改用阳历案、地方事务章程案、禁烟案、剪发易服案、资政院立法范围案、咨议局困难案等等，不下二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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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议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速开国会案。清廷原定九年为期设立国会，对此社会各阶层皆表示不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革命风潮迭起，立宪人士加紧国会请愿运动，许多省份的督抚出于各种目的也为早开国会施压。在这一情势下开幕的资政院便接到了各省咨议局及各省民众代表孙洪伊，侨寓日本横滨、神户、大阪、长崎四埠中华会馆代表汤觉顿呈递的陈请速开国会的说帖。对此，资政院议员方还、陶峻、罗杰、雷奋、易宗夔等多次催迫议长暂时搁置其他议案，先行讨论速开国会案。此议案通过之后，资政院又通过了资政院请速开国会奏折，要求清廷开院议事。然而，清廷又一次愚弄了民意，只答应改于宣统五年开设国会，也就是说还要再等三年之久。同时还下令民政部及各省督抚解散请开国会的代表，而且以严厉的态度宣称：“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是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246这样，资政院唯一获得全体通过的议案被清廷轻易地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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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资政院即便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机关，它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相配套的机构，否则，它议决的事案无法真正落实。于是，设立责任内阁便被提上了资政院的议事日程。这便出现了责任内阁议案。这一议案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弹劾军机大臣议案在中国近代也占有地位，它表明即使是一个不甚民主的“民意机关”，也不愿成为一个依附专制权威的御用工具，它一开始就摆出了一个架式要与专制权力分庭抗礼。设立责任内阁问题是以弹劾军机大臣为契机而提出的，其导火索是对云南和广西两个案件的处理。资政院曾就云南省盐斤加价问题和广西省警务学堂是否要限制外籍学生问题具奏请旨裁夺。而清廷的上谕批示：滇案交督办盐政大臣、政务处察核具奏，桂案交民政部察核具奏。这一上谕在资政院迅速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不惜以全体辞职或请清政府解散资政院相威胁。经过表决，此议案以绝大多数通过。弹劾案通过后，资政院提出奏文，控告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军机大臣“持禄保位，背公营私”，提请清廷裁夺并请求迅即组阁。清廷不识时务，又一次忤逆于潮流，使自救的机会从愚顽的手边悄悄滑过。也许这时的清廷利令智昏到自己已不知怎样自救的境地，既不想也无力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踉跄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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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政院的压力，清廷只能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是军机大臣负责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247同日，又下“朱谕”对庆亲王、那桐等“天朝臣子”大加抚慰，盛情挽留，称“该大臣等尽力辅弼，朝廷自能洞鉴”。248清廷想靠几个“天朝臣子”救它的命，其实大厦可危之时最先拆台的就是这些人。因为腐败的政治容不得忠义之人，只会生产无信义的政客。这个“朱谕”下达后，愤怒的资议院又以102票绝对多数通过再行弹劾军机大臣案。然而，清廷的资政院毕竟不是大英帝国的“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当清廷决定既不准军机大臣辞职，又不解散资政院之时，资政院就再没有什么招术了。清廷的这种“骑墙”做法，只不过是想靠军机大臣们作支撑活下去，又想以资政院作招牌敷衍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这样，资政院从出生就注定了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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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政院相比，各省咨议局的活动要轰烈得多。从1909年10月到1911年10月，各省咨议局的活动有两年时间。根据《咨议局章程》，各省咨议局的常年会每年10月召开，会期40天，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会期20天。咨议局大多由立宪党人控制，因而其活动带有很大的组织协调性和目的性。1909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集会，要求清廷缩短9年预备立宪的期限，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各咨议局还在政治上与本省督抚展开合法斗争，争取民主权利；有些省的咨议局还参加了拒债保路保矿斗争，打击反动势力；而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是1910年由咨议局为在1年内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先后组织的三次请愿活动，其影响之深、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在缺失宪制民主程序的中国，不啻为一种不得已且必要的方式，它首开中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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