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5402
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一 告别传统
1703315403
1703315404
中国近世的历史是不断认识自己又不断探寻西方的一个交融涌动的过程。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层的“师夷长技”到戊戌、辛亥时期制度层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有见识的中国人在这上面寻找民族出路的时间已用去了半个世纪。这期间，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有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反省，但大体上没有越出器物与制度两层的眼量。认识自己，探寻西方，中国每向前越出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洋务运动的破产，变法维新的失败，共和革命后的黑暗与苦难……中国这部已运转了几千年的庞大机器在强大的西方面前失灵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觉悟的中国人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探求与思索。五四一代知识青年不再仅仅把触角伸向传统的专制制度，而是用从西方盗来的“科学与民主”之火把传统的价值与信仰烧掉，为中国的宪制化寻找新的伦理。这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预示了一个新的宪制思潮的到来。
1703315405
1703315406
（一）反孔教
1703315407
1703315408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段话明白地点出了五四新文化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脉络。从近处说，辛亥革命后黑暗的社会现实直接成为五四人反省的起点。他们清醒地看到“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是了事”，“换了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谓革命成功”。365在他们看来，这些“御用的旧货”不是别的，恰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依恃的传统伦理。所以，“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366。从远处论，新文化是对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半个世纪以来对文化传统批判检省的继续与超越。陈独秀说：
1703315409
1703315410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67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1703315411
1703315412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368
1703315413
1703315414
事实上，正是孔子之教为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提供了理论上的口实。不管袁世凯利用孔子摆弄帝制与孔子所代表的儒教文化传统是不是一回事，既然“五四人”已强行将孔子与民国的黑暗政治发生关系，并要他对当前的现实负责，那么他们也只有“打倒孔家店”一条路了。孔教倒，传统去，民国的政治才会一片光明。“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369，这既是责任，也是希望。他们沮丧地发现，孔子及其后来的继承者所确立的纲常伦理不但成为专制制度的支柱，而且也是历代统治者所确立的一种普遍信仰。它是蚕食中国灵魂，使中国在西方面前一蹶不振的“奴隶道法”：
1703315415
1703315416
君为臣纲，则民于臣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370
1703315417
1703315418
“奴隶道德”与“主人道德”绝然两分，犹如专制与宪制水火一样。前者是专制制度最深厚的伦理基础，而后者则是宪制的根基。在他们看来，吞噬人的个性，是“孔门伦理”最为本质的东西：
1703315419
1703315420
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谓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的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371
1703315421
1703315422
“孔门伦理”与家族制度是孪生的兄弟：有了家族制度，孔门伦理得以根固；有了孔门伦理，家族制度得以滋养和衍生。二者合而为一便是“专制主义之根据”372。它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373。正是这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把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消磨殆尽，使人丧失了人的特性成为滞呆的机器。这样的道德无疑是伪善的吃人；这样的纲常则是“非杀人吃人不能成功”的礼法。以这种被传统伦理或吃或杀的国民而处于20世纪激荡的生存竞争之下，岂有不亡国灭种之患？以这样的伦理和信仰去实行宪制，怎能没有取乱之忧？
1703315423
1703315424
既然孔门伦理有这样深的毒素，那么解毒以还中国健康的机体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五四人专注于排孔反儒的思想则主要来自进化论。陈独秀说：
1703315425
1703315426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374
1703315427
1703315428
他一再声言，他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孔子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5然而，孔教及由此形成的宗法伦理对现代社会的损伤和危害更不能低估。因为“道与世更”是进化之理，要用旧时代宗法社会之礼教来整肃人心，独尊一说是不可能的。376
1703315429
1703315430
五四人并不糊涂，也不是全然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一个真理：古代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必然成为今天生活的原则，非要用过去的思想来指导已进化了的现代生活，那只能使现代生活更糟。孔子所倡导的纲常礼法于袁世凯、北洋军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孔门伦理既然被军阀政客用来残害百姓，弄得中国社会没有了光明，那么打倒军阀政治的前提就是必然首先推倒“孔家店”。这是五四人反传统的出发点。
1703315431
1703315432
五四人反传统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的，而是西方的。胡适把它称作“评判的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态度。胡适说：
1703315433
1703315434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377
1703315435
1703315436
应指出的是，五四人从批判传统伦理到“重估一切价值”，并不等于“整体性（或全盘）反传统”。在海外执教的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定为“整体性反传统主义”。“反传统”是真，但说“整体性”或“全盘性”则是过实了的。其实，问题的实质还主要不在于是否“整体性反传统”，而在于“传统”应不应该“反”。1988年中国大陆的三联书店出版了林毓生教授的另一本有关五四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此书没有正面批评五四人反传统的文字，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种“反传统”的不满。378从该书书名可以看出，林教授是主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不是“反传统”的。
1703315437
1703315438
实际上，任何传统的转化都包含了“反”或扬弃的成分，否则根本谈不上“转化”。中国传统本身的演化就是一种反守糅合的有机过程。照直说来，“反传统”并非是五四人的发明，中国思想史上反儒家传统的也并非几人。魏晋时代的孔融对儒家孝道的非难远比五四那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批判更为激烈。从上面的引证中可以看出，五四人所“反”的主要是儒家的“吃人礼教”。他们并不否认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但他们不满意于定儒学为一尊的格局。林毓生教授为了说明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多次引证陈独秀《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一文，但却省略了这篇重要文章最后一段极重要的议论。陈独秀说：“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379这段文字有两点必须注意：（1）陈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性反孔教，而是承认孔教亦有“可取之点”；（2）陈之所以激烈地批评孔教，是因为有人力图承续王朝的圣贤事业，以孔教统一中国人心之具。20世纪以入，“道与世更”，孔教已不能适应现时代的需要，因而也不足以继续统一人心。陈独秀自己也承认孔教对人心的收摄力，但他明确反对定儒学一尊而排除百家的传统。陈独秀说：
1703315439
1703315440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
1703315441
1703315442
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
1703315443
1703315444
中国学术，隆于晚周，差比欧罗巴古之希腊……。
1703315445
1703315446
我中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绝无他种文明？除强以儒教统一外，吾国固有之文明是否免于混乱矛盾？以希望思想界统一故，独尊儒学而黜百学，是否发挥固有文明之道？
1703315447
1703315448
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380
1703315449
1703315450
与陈独秀相比，胡适是最具“西化”气质的人，但他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他对中国旧礼俗，有改良之意，绝无废绝之心，而对中国古代学术则更是饶有兴味。虽然他同国粹主义、尊古主义、民族自大主义论辩时讲了某些带有激愤的片言只语，但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仍保持着一个冷静的学者所具有的那种清醒。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381这一主张，胡适一生都不曾放弃。如果说“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那么胡适的这一主张可算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应当指出：五四人对传统的批判，在个别观点上确有激愤式的过火。这种“过火”不能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民族存亡的一种焦灼，带有一种“贬损憎恨情结”。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面对昏聩颟顸的清王朝说过“杀尽满人，中国自然富强”的过头话；五四人也说过“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382，并因此而看到：我们“事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又愚又懒的”，“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心塌地去学”，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383。这些确实过了头，然而，不置身于那个腐朽愚顽的清王朝，绝体味不出“杀尽满人”所蕴含的那种愤愤无奈之情；没有亲历过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那种黑暗，绝不会理解五四人的那份痛苦和失望。当人们责备五四小青年说话过火时，千万不能忽略了这一点：正是中国社会的极度腐烂才使人说话都走样。
[
上一页 ]
[ :1.70331540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