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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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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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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五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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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面，不断地播放着一首新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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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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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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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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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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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深圳的老百姓眼泪汪汪地望着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巨幅画像，不免问道：如若没有邓小平那一次的南方视察，如若没有那一次的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终卷篇”，中国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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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执政党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上谁去谁留、九十五岁的彭真逝世，以及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和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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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情之外，2月19日这一天还具有政治的内容。有人说，“左派”集团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只是还应当加上一句，这些人所组成的不仅仅是政治团体，还是一个利益团体。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这个时刻的终于来到而额首相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自从“1992年那一个春天”以后，这些被邓小平指斥的“理论家”、“政治家”的处境就变得日愈不妙。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所谓“处境不妙”，不过是，他们在推动一轮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获得期望之中的种种好处，形势忽变，现在看到仕途黯淡，就纷纷改换门庭，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他们和容纳他们的地方。“他妈的，我上了×××的当”，某报社的一位干部这样嘟囔着离开了。1989年夏天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社长曾经暗示他等着升任副总编辑什么的。这些年来，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事情，还给社长出了那么多主意，真的很卖力。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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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的人们，其实活得都挺不错。他们在批判右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不叫“右派”分子“永世不得翻身” 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右派”们居然没有对他们穷追猛打，还让他们安居乐业，很可能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一个地方呆下来了，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中国的种种“异端”。什么也不干，但却紧紧盯着那些干事的人。用他们那种天生的敏锐眼光，在政治的天地里苦苦等待着可以利用的机会，就如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的天地里掌握制胜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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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邓小平的不在人世，是否会令某些人把闷在心里五年之久的一口恶气 吐出来？不可知。可得而知者，是一场风暴已经在天际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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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小平辞世之后不久，《中流》杂志1997年第2期在北京出版。这个杂志已经出版多年，极少引人关注，但是这一次却有了轰动的效应。因为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连连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书名确有取巧之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推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藉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冯没有指名道性，口气还算委婉，但他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作序者是刘吉，这在那本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面一直挺活跃，现在冯宝兴的文章发表之后，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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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期《中流》上面，还有一个人成了刘吉的难兄难弟，此人名叫张贤亮，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一个叫作刘贻清的人在《中流》杂志上说，张贤亮在沮咒党中央。这罪名真是不小，根据在哪里呢？刘的凭据是张写的一篇小说。小说 叫作《无法苏醒》，发表在199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这个人曾经是“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重新走进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的确给人们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复旧的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他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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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理论纲领”，又有”诅咒”和“诬蔑”。这些事情听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刚刚去世，“阶级斗争”就骤然激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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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如此，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远不只这两个，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三十九个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且流传于世，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看来作者静心研读了1992年以来的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作者说，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然后，作者就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名单，并且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名记录在案。按列举其“反动言论”的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玨、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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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天，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在中国，有些“理论家”真是让人难于理解。他们在写了文章之后不大愿意让人家说三道四，尤其不大愿意让人家提到他们的名字，说那会影响安定团结；或者说，这是“挑起争论”；或者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翻出来。可是，他们点着别人的文章和别人的名字展开批判的时候，却从来也不会想到这些。有些批判，看来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列举一二“反动言论”，并没有过分地纠缠。有些批判可就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王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是一篇题为《王蒙其人其事》的文章，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作者毫不含糊地指斥这位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还说，王蒙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的年代中崛起，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他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王蒙这个人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作者说，这个人和身在美国的那个坏蛋刘宾雁“心心相印”，但是“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若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就算是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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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拿到一张纸。上面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其口气之严厉，叫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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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 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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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鍵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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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并且附加厉有为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厉有为面对如此辣笔，不免更加怀念邓小平：假如他老人家还健在，那些人会不会发动这样一场大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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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年里，“厉有为风波”闹得京城纷纷扬扬，京城里面卷起一阵政治批判的潮流，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很有学养也很有地位的学者的攻击对象，从批判他的言论，到批判他的职务，还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但是，说老实话，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其实只是他在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厉有为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然而还有让厉有为更加委屈的事情呢。人家把他批了一个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能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八个月后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莫名其妙。共产党建国四十多年，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政治批判大大小小，无计其数，批判者总是大义凜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叫作“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怎么竟然倒了过来呢？其实，这还不是最奇怪的事，因为这些人虽然隐藏了姓名，却并没有隐身，他们毕竟站出来自己说了自己要说的话，还有一些人，是连站出来也不肯的。他们只是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或者把所有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复印若干，到处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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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心里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个学习体会会出现这么大的是非，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不是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是作为自己在党校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写的，题目叫作《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思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事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比如他说，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他设想，在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比如他说，我国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些想法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真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面学习的朋友就曾经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他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一百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 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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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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