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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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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十一章 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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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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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他父亲是律师，但律师的身份除了证明他父亲识文断字，别的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律师很多，法律界的工作机会却没有那么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律师也许只能靠种田或做工匠谋生。出身上层阶级的律师可以运用法律知识帮朋友和盟友处理事务，也许还能在政坛一展身手。既然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律师，可以确知他一定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因为那是学习法律的必备条件；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人能写一手流利雄辩的好文章，能在法庭或委员会前侃侃而谈，言辞得体，西塞罗和他之前的智者派都认为，好口才是政治家和律师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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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马基雅维利早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于1498年就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秘书，是个“公务员”的职位；佛罗伦萨是在推翻了萨沃那洛拉后成为共和国的。像古代雅典一样，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任期很短，或是经由选举，或是抽签产生。若是没有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常任官僚，就无法治理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批常任官僚中的一员。他就任国务秘书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负责外交和军事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此后的14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外交领域，曾出使教廷、法国路易十二国王的宫廷，还有马克西米连皇帝的宫廷。因为佛罗伦萨与法国交好，所以需要微妙的运作和平衡以一方面保持和法国的友谊，另一方面又不招致神圣罗马帝国的敌意——和瓦罗瓦王室一起狩猎，又不受哈布斯堡王室的猎狗的追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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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出使外国期间，在罗马涅和切萨雷·博尔吉亚[1]相处过很长时间，也曾与尤利乌斯二世教皇朝夕相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中，尤利乌斯二世是最好战的一个，他永无餍足地搜刮金钱是促使路德发动教会改革的原因之一。马基雅维利与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上司常有信件往来，他那些文笔生动的通信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一些在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被用来作为论据。马基雅维利任“十人委员会”秘书时，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但十分重要的成就：他建立了一支由从佛罗伦萨周边的乡村（contado）招募而来的士兵组成的民兵队伍。他不喜欢雇佣军，认为如果敌方能出高价，他们就会转投敌方，另外，他们还可能颠覆雇用国的政府。招募农夫（contadini）入伍在当时是创新之举；携带武器的权利过去一直只限于佛罗伦萨城里的公民（cittadini）。佛罗伦萨的军队和当时其他意大利城邦的军队一样，与法国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相比实力悬殊，但马基雅维利的改革使佛罗伦萨获得了一支能有效进行地方作战的国民军。靠着马基雅维利创建的军队，佛罗伦萨终于打赢了和比萨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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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不是大人物，但名气很大。他每每能出色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并且乐在其中。他的才智、机敏和博学使他得以跻身靠他的出身无法进入的上层阶级的圈子，而且大受欢迎，对此他也乐在其中。1512年，佛罗伦萨在教廷、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微妙平衡再也无法维持，只得向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军队投降，斐迪南是伊拉斯谟《颂奥地利大公》的献予人，也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前任。随着佛罗伦萨的投降，马基雅维利的事业戛然而止，但他与上层阶级成员的友谊并未中断。美第奇家族被立为事实上的世袭公爵，但佛罗伦萨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共和国形式，直到30年后，美第奇家族才真正获得公爵封号。美第奇家族掌权后，马上解除了马基雅维利的职务；此举原因不明，毕竟马基雅维利的许多同事都得以留任，不过马基雅维利与共和国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皮耶罗·索代里尼关系密切，交给他的一些重要任务一般都由贵族，而不是官僚担负，由此可见索代里尼对他的信任。六个月后，一场暗杀新任统治者的未遂阴谋被揭穿，从参与阴谋的一个人那里发现了一张写着马基雅维利名字的纸片。于是，马基雅维利作为嫌疑犯被捕。当局对他用刑，并将他投入监狱，但他显然是无辜的，几周后获得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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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余生在离城11公里的佩尔库西纳的农庄度过，在那里专心写作，也梦想有朝一日重返公共生活。虽然他结了婚，生了六个子女，但他对从政的兴奋和刺激无法忘怀，渴念不已。他曾试图在美第奇家族手下谋得一个在佛罗伦萨或罗马的职位，却没有成功，但接到了一些写作的委托。到他去世时，各方对他都已颇有好感，使他得以安葬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圣殿。尽管如此，他有生之年只出版了他关于创立和训练民兵的论文《论战争艺术》。1513年后半年他从监狱获释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君主论》，但该书到了1532年才得到出版。它是第一本被收入《禁书目录》的书；《禁书目录》于1559年由教皇颁布，用以强行保持天主教徒思想的纯洁，1564年的特伦托会议更是将《禁书目录》永久确定下来。直到20世纪，《君主论》才从《目录》中去除。之前多少年间，它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于若想阅读此书以驳斥其中的论点，都须先经教皇准许，而且通常教皇都不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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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基雅维利被迫退休，但他仍然和一群朋友经常在鲁切拉伊的佛罗伦萨豪宅的花园里聚会。他献给科西莫·鲁切拉伊的《论李维》也许就是应鲁切拉伊的要求写成的。马基雅维利和西塞罗一样，认为写作是从政不成退而求其次，而且远逊于从政；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描述他如何穿上华丽的长衣坐下来写作，在书斋中与不朽的历史人物对话，听起来有说不出的落寞孤独。“在那四个小时内，我丝毫不觉烦闷，把所有的困苦和对贫穷的担忧都抛在脑后，也不再觉得死亡可怕。”1马基雅维利写作有实际的目的，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写作的内容，也是我们读他的著作时必须牢记的一点。他写的书要争取献予人的兴趣与好感（《君主论》其实是求职书，可惜没有奏效），但都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该如何治理佛罗伦萨以及类似的城邦？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回答是：一切都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可能重建罗马共和国式的制度，当然应该为之努力；如果没有这个可能（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就只能希望有人能娴熟掌握获得并保住权力所必需的技巧和手腕，希望这样的人能把握大权、建立秩序。这与巴尔托鲁关于在极端情况下也许必须实行暴君制的观点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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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之难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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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作为思想家殊难定位，因为他远不止（又远不算）是“政治理论家”。原因不是他一心想从政，同样热心从政的西塞罗就很容易定位；而是在他死后，欧洲关于政治的讨论和著述受他影响的程度惊人地巨大。至于他的观点除了被欧洲政治家为了自己虚伪的目的大肆批判之外，是否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任何影响，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腓特烈大帝曾半真半假地说，任何统治者要想对邻国挑起战端，都应该先对马基雅维利大批特批。马基雅维利对政治修辞的影响毋庸置疑。“霍布斯式”一词是只有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学家才熟悉的行业用语；“马基雅维利式”的意思却无需解释，尽人皆知。“霍布斯式”或“柏拉图式”没有贬义，“马基雅维利式”却绝非中性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中总是有“马基雅维利般狡猾诡诈的杀人犯”这个角色；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对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连一行都没有读过的奸诈政客动辄大唱高调，痛斥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认为是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能达到目的就是好手段”的理念发出谴责，可他却没有说明，如果不看能否达到目的，凭什么判断手段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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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教唆作恶”，推崇欺骗和暴力，但这种印象并不全对；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它完全不对，学者也大多认为它不足以为凭。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激怒了舆论，是因为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任何认真从政的人必须做一些道德上可憎的事才能成功。这不是他的发明；古时候的雅典人就给了米洛斯的居民这个教训。然而，斯多葛学派对此断然否认；他们坚持，正义与权宜、诚实与实用之间归根结底没有冲突。2无论是常识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政治生活都表明，也许将今生后世放在一起通盘考虑，会达成另外的结论，但是，现世的情况明明白白地显示，美德和有效性是不相容的。统治者关心的是“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也就是说，最起码要“把戏演下去”，如有可能，还要尽量加强国家在国内维持秩序、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竞争的能力。尽管如此，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政治上要成功，就必须心狠手辣，不惜违反适用于私人生活的一切道德观念，这在基督教欧洲是从未有过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马基雅维利似乎认为，争取政治成功是一切手段的唯一理由；在反驳将创建罗马城的罗穆卢斯杀害自己的孪生兄弟瑞摩斯视为罪恶之举的观点时，他承认，在一般情况下，杀人是坏事，并且说，一旦建城完毕，统治者即不应再有随意杀人的自由。至于罗穆卢斯，事情的结果证明他做得对。不过，“如果手段不当，目标正当就可以为其开脱”（when the means accuse, the end must excuse），这与道德的要求可说是相去甚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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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坚称，道德的要求与政治实践的要求相抵触。此言甚确，但令人难以接受，因为马基雅维利挑明了这种抵触，却没有建议任何调和的办法。他到底想让读者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面对道德的要求和“国家理由”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利可能如同屠杀米洛斯人的雅典人一样，并不感到良知上的痛苦。他也许只想说破读者心中早已明白的道理：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可能会使自己进入天上的王国，但会失去地上的王国。他肯定觉得，他的佛罗伦萨同胞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特别受上帝的眷顾，因此对城邦的政务军务懒散懈怠。尽管他们不想听，但必须严厉地提醒他们意识到基督教美德和政治常识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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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任何思想家都必须考虑到他所处的大背景，否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对马基雅维利尤其如此。本书介绍的他的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是他为了争取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而写的，如果佛罗伦萨是共和国体制自然最好，但即使不是共和国，任何政权只要肯雇用他，他都愿意。虽然《君主论》中的劝告听来刺耳，但马基雅维利向“新君主”建言，帮他向一个曾以自由为傲的共和国施加权威，显然是以复辟的美第奇家族为对象的；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的18年后，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重返权力的宝座。4马基雅维利撰写《论李维》时，正值美第奇家族再次失去民心之际，虽然他在1527——1530年共和国得到短暂恢复之前就已去世，但这部关于罗马共和国如何获取并保持了自由的专著显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即一个曾经败坏的国家能否重获自由；这个问题对1494年和1498年的共和国以及1527——1530年的共和国来说当然都非常重要。马基雅维利的大部分其他作品都是应委托人的要求而写的；《曼陀罗花》是一部滑稽不羁的剧本，描写的是愚蠢的丈夫、聪明的情夫和腐败的修士，委托他写这部作品的是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时任利奥十世教皇派在摩德纳的执政官。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曾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但比他幸运，找到了新雇主，尽管也冒了一定的人身危险。《佛罗伦萨史》的委托人是美第奇家族出的第一位教皇，利奥十世。书尚未完成，利奥就去世了。五年后，《佛罗伦萨史》呈给了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克雷芒七世，但直到1531年才出版。要猜想马基雅维利希望读者如何理解他的著作，需要对佛罗伦萨的体制安排和政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也需要搞清楚佛罗伦萨与教廷的关系，以及与哈布斯堡王室和瓦罗瓦王室，也就是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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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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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政体制上来说，佛罗伦萨是平民共和国；但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它都实际处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并不出奇，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制度与遮遮掩掩的君主统治之间的反差特别强烈。佛罗伦萨是地区强国，它尽管重视自己公民的自由，对待受它控制的附属城市时却是另一副嘴脸。佛罗伦萨的意识形态与其政治实践相去甚远。根据它的意识形态，自由对佛罗伦萨的公民来说是头等大事，他们宁死也不肯受暴君统治；而实际上，只要美第奇家族不公开宣布拥有世袭统治权，并把城市管好，佛罗伦萨人就接受他们作为统治者。这其实与今天无甚不同。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职业政客的下一代也专门从政，或者嫁、娶职业政客，正如律师和医生行业中的子承父业。许多中世纪理论家会觉得，平民主义理论与君主统治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小事一桩。我们已经看到，通常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只要“君主”——可以是公爵或伯爵——治国公平，致力于共同利益，而不是他的一己私利。君主制的危险是，它有可能堕落为暴君制。如果能够做到，最理想的是建立由一个明智克制、勇敢公正的人做主的宪政政府。认真的共和主义者担心，一人统治，或一个家族的统治，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暴君制；不那么较真的共和主义者则觉得，只要统治者不掏空国库或绕过法律谋杀政敌，就不算真正的暴君。佛罗伦萨的有些公民认为，洛伦佐·德·美第奇（伟大的洛伦佐）是暴君，因为他从国库中拿钱作为他为城邦服务的报酬，但持此想法的人只占少数；其他人很可能觉得，他置家族的银行生意于不顾，投身于佛罗伦萨，为之争取更大的荣耀，拿点儿钱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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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势极为紧张之时（马基雅维利就任于国务院期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有关共和制机构的古典思想。马基雅维利在世期间，这样的讨论比过去更加深入全面。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政治压力能催生睿智独到的思想主张。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知识生活的中心，与米兰、威尼斯和教会辖地一样，是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南边的那不勒斯王国正处于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争抢之下。佛罗伦萨是贸易大国，连通着北部欧洲的贸易通道和商业集市，尤其因高级纺织品贸易而财源滚滚。它是欧洲的第一个银行业中心，美第奇家族就是靠善于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发家的。佛罗伦萨的突出地位反而成了它的弱点，它有一定的力量，不容小觑，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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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政制是古典城邦的体制。1293年爆发了一场反对统治贵族的叛乱后建立了城邦，目的是确保贵族和城里的穷人都不致权力大得无法制约。统治机构叫执政团（signoria），是由八位“执政官”（prior）组成的委员会，主席是司法行政长官（gonfaloniere）。另外还有两个委员会——“十二贤者”委员会和由城邦16个区的行政长官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有两个理事会——300人的人民理事会和200人的公社理事会——负责审议立法，但不能提出立法；成员由执政团任命。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这两个理事会被取消，改为“七十人会议”和“百人会议”。这些机构的成员轮换得相当频繁，任期只有二到六个月。共和国的主要委员会成员由抽签决定，够资格的人的名字放在袋子里，谁的名字被抽到了，谁就成为委员会成员。公民中经常有许多人达不到资格，或者因为欠税，或者因为别的原因；甄别委员会大权在握，因为它负责宣布候选人和委员会成员必备的资格。马基雅维利时期，佛罗伦萨大约有80000人口，每年约有3000人要进政府服务。可以想象，有些人安分守己，只想管好自家的事，不愿意担任公职，希望由能干的人代劳，而有政治野心的人则难以忍受那种眼巴巴盼着同盟的名字被抽中的焦虑不安。所以，上层阶级家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自己的同盟被安插在合适的位置上，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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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如此复杂，又天生运作迟缓，注定会被推翻或被利用。有很长一段时期，虽然人们在制度的操作中钻空子、走捷径，但外表上看起来制度没有改变。1494年成立共和国之前那60年间，美第奇家族没有人担任过显要的公职。但是，谁都明白他们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权力之路崎岖坎坷，远非一帆风顺。1433年，科西莫·德·美第奇险些被对手阿尔比奇家族处死，他被判流放10年，并罚巨款。阿尔比奇家族很快失去了原来支持者的人心，1434年，科西莫胜利重返佛罗伦萨。他马上动手把支持他的人大量安插在政府的主要机构中，使用的手法部分符合规定，部分在规定之外。为让他官复原职，撤销反对者的职务，理事会召集了紧急会议，科西莫率领一大队手持武器的卫兵前来开会，一是为保证他的安全，二是为确保与会的公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仍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办法是抓住人事大权，把朋党安插在政府要职之上。美第奇家族有尿酸过高的遗传病，而高尿酸是导致痛风的主要原因；这个家族的人一般寿命比较短，因此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从来不是特别稳固。因为上代人死得早，下一代人年纪很轻就接管了权力，所以，美第奇家族中任何统治者的成功都主要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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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家族中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自1434年到1464年统治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和1469年接管权力，1492年去世的伟大的洛伦佐。洛伦佐去世后，萨沃那洛拉之所以能建立他的“美德共和国”，部分原因是洛伦佐的继任者皮耶罗·迪·洛伦佐太过无能，但主要是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原因。1494年，米兰的洛多维科·斯福尔萨说服了法国的查理八世国王再次提出对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声索。查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居然采纳了这个主意，率军进入意大利。50年来，佛罗伦萨一直利用教廷、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三方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现在稀泥和不下去了。要想避免法军入侵、洗劫佛罗伦萨，就只能允许法军沿意大利西海岸自由通行，任其占领一路上经过的主要城市。皮耶罗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推下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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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94年到1498年，佛罗伦萨的政府把持在吉罗拉莫·萨沃那洛拉的支持者手中。萨沃那洛拉是多明我会修士，克己苦修、眼光远大，但他在对外事务上也如皮耶罗一样一筹莫展，针对教会发动的反腐运动又招致了教廷的仇恨。佛罗伦萨一贯与教廷关系良好；如果佛罗伦萨不再忠于教廷，就可能遭到像切萨雷·博尔吉亚这种在教会辖地活动的军阀的攻击和蹂躏。另外，如果萨沃那洛拉被教廷开除教籍，整个佛罗伦萨也会被停止教权。教廷若是撤回对佛罗伦萨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保护，将危及佛罗伦萨在全欧洲的贸易活动；一旦佛罗伦萨被停止教权，它的货物就会任人抢夺，谁都可以来分一杯羹。教廷的压力和佛罗伦萨民众的不满导致了萨沃那洛拉的下台。之后，他因异端的罪名备受折磨，最后遭到处决。此事尘埃落定后，共和国于1498年重新建立，马基雅维利为之服务的就是这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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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共和国重建后，主要的创新是模仿威尼斯建立了“大议事会”。此举旨在紧密控制贵族，防止他们攫取权力；这也是佛罗伦萨人为回归据认是该城最古老机构的最后一搏。达到成员资格的人很多，结果大议事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接下来的14年间，为使这个尾大不掉的机构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时稍微能够派上用场，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如果共和国运气好，它能否克服组织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继续存在下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事实是，共和国的运气不佳。意大利动荡不已；法国、西班牙、德意志和瑞士的军队在意大利各地时有冲突；意大利各城邦和公国不停地结盟解盟，企图趁乱取利，却都徒劳无功。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和尤利乌斯二世教皇领导下的教廷在乱局中不甘寂寞，积极活跃，却下场悲惨；教廷倒是牢牢地控制了教会辖地，但佛罗伦萨共和国陷落15年后，罗马城在帝国军队哗变士兵的手中惨遭洗劫；总司令查理五世皇帝本不打算洗劫罗马，但哗变的士兵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出身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教皇遭此奇耻大辱，这促使佛罗伦萨在1527年夏将美第奇家族驱逐出城。其后建立的共和国只维持了三年，美第奇家族就又卷土重来，将佛罗伦萨变成了大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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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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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是在他所热爱的共和国失败之后。书的主题不难理解。马基雅维利从政期间，亲眼看到切萨雷·博尔吉亚是如何颠覆了城邦的政府，又强立自己为统治者的，也深思过法国为何征服了米兰却又得而复失，所以他对《君主论》的主题一直念兹在兹。他对主题作了非常小心的界定：“新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并保住权力。虽然题目的范围非常狭窄（此书所献予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恰好是位新君主，书中第五章“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明明白白就是对他的规劝），但是《君主论》的吸引力历久不衰；那是因为它全面探讨了人的天性和命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坚持说，必须清醒地看穿人的真正本质，不要迷惑于仁义道德的漂亮话，那些话说的是人应该达到的理想境界，多少君主就是因为相信了那些漂亮话而国破身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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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的成书恰逢其时，原因在书的最后一章“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中昭然若揭。洛伦佐是教皇利奥十世的侄子；既然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掌权者都是美第奇家的人，这两支中部意大利势力最强的力量就没有了彼此的掣肘，可以放手推行开疆拓土的军事政策：“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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