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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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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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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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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0周年的时候，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宣布，终于可以确定大革命结束了。他的读者对此大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革命尚未结束；有些人不想让革命结束；还有人感到宣布那段历史的终结是出卖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可缺少的抱负，无论真正实现它们是多么困难。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活着的主题，事隔两个世纪，保守派仍将它视为彻头彻尾的灾难，激进派则认为它是部分的成功，尽管有些缺憾。20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个想要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事业，另一个则企图消除据说是它产生的结果。整个19世纪期间，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在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众多的思想家深受影响，穆勒、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只是其中的三位。本章不讨论大革命后来的影响，只介绍它在政治理论中立竿见影的折射，即使这样也只能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大革命对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类保守或纯粹反动的思想家的影响；第二是对托马斯·潘恩这样的改革者的影响，潘恩若非逃脱了英国当局的抓捕，可能被处以绞刑，但他批评了对路易十六的处决后，又差一点被法国革命者处死；第三是对圣西门这样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圣西门等人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需要改变社会使之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但这个过程无关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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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极富争议，政治上难以预料。1688年的光荣革命没有伦敦暴民的参与，美国革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它们都不一样，它以巴黎暴民作乱开始，自始至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巴黎暴民行为的左右。无须说明，革命领导人中没有几个属于走上街头的下层阶级，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骑上了革命这只猛虎却驾驭不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革命都宣称要恢复岌岌可危的自由，法国大革命似乎开始时把目标定为实现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成就，后来却提出了越来越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目标。从它打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完全看不出它产生的惊悚后果，那是阶级之战、警谍治国和杀人如麻的可怕混合。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的表现证实了麦迪逊的担心，即掌握主权的人民可以比被他们推翻的君主更加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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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大革命做出了一些美国革命从未做到的创新，也许是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那样做的必要。法国大革命发明了全民皆兵的近代观念，也许还发明了民族主义的近代形式。美国人造反需组建地方民兵，法国革命者却继承了国王设立的常备军，将其变成了横扫欧洲大陆的革命大军的先锋队。大革命也产生了社会方面的成果：旧有的贵族特权被废除，农民不再被强迫拉夫出工，更多的人拥有了财产。在发明有用的政治手段方面，大革命的成绩较差。激进民主在近代欧洲是新鲜事物，无人清楚它需要何种政治制度，大革命对此并未给出解答。从1789年至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法国历经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日益激进的共和国、督政府、帝国、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的七月革命，还有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不出所料，托克维尔心头萦绕的一个问题是，法国能否摆脱自1789年以来的动荡不安，以及为何美国人没有这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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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没能建立他们渴望的新型社会和政治结构；工人不肯接受把一周定为10天的规矩，也不肯接受由国家任命的神父、矩形省（rectangulardépartement）[1]和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2]。大革命遵循人所熟悉的发展模式，最后如2000年前的罗马和两个半世纪前的克伦威尔革命一样，导致了军事独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束了革命的拿破仑·波拿巴既是革命者的对头，也是对“人尽其才”（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这一革命理想的最好体现。虽然拿破仑的家族属于热那亚的小贵族，但是他来自科西嘉，是乡下人；然而，这位籍籍无名的低级炮兵军官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果敢，才35岁即跃升皇帝的宝座。在将大革命的理想传遍欧洲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但他虽然拯救了法国大革命，却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把它变为了帝国，自己做了皇帝。几乎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对大革命最尖锐的批评家在大革命早期就以惊人的准确预言了其发展轨迹，这个人曾全力支持北美殖民者对英国政府的抱怨指责，但他对法国大革命、对它的原则、对他认为煽动了大革命的理论家和支持大革命的英国人发动了全面彻底的攻击，使他许多过去的盟友惊诧不已。这个人当然就是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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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对法国大革命之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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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英国社会里，从政者一般都是要么继承了能产生影响的手段，要么找到了赞助人作靠山。凭自己的努力发迹的爱尔兰人伯克是一个异数。伯克1729年出生于都柏林，父亲是新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1748年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后，前往伦敦去谋发展。他试水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成绩不俗，并成功地进入了约翰逊博士的圈子。约翰逊在谈到伯克时，说哪怕仅在避雨时偶遇这个人，也会知道他绝非池中物。此话出自言辞尖刻的约翰逊可算是盛赞，因为他们二人的政治观点并不相同——伯克是辉格党人，约翰逊则坚持保守党的传统观点。伯克被聘为1758年创刊的《国事记录》（National Register）杂志的编辑，在伦敦站稳了脚跟，但他的事业是从辉格党政治家罗金厄姆勋爵第一次组阁时任命他做私人秘书时开始腾飞的。罗金厄姆为伯克谋到了一个议员的席位，自那以后，伯克就成了当时剑拔弩张的政治中的突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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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得到公众的注意是因为英国政府与日益桀骜不驯的北美殖民地的龃龉。伯克争论说，正义和政治上的审慎都要求政府对北美殖民者采取怀柔政策，他那篇《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引用者不计其数。1伯克并不支持美国独立，但无论英国统治有多少抽象的好处，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各方都坚持对自己权利相互冲突的理解，寸步不让，那么战争和分裂必然不可避免。英国人需要对美洲采取和解的政策，不能像诺斯首相的政府那样愚蠢。伯克笔下殖民地那朝气蓬勃的景象说明，作为母国的英国生出了一个喧闹不羁的大块头儿子，这个血气方刚的儿子早晚要独立，但伯克没有达成这一结论。如杰斐逊最初时说的，殖民地与英国的帝国关系已经给了殖民地高度的独立。伯克希望英国不要断绝与殖民地的关系，这与他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厌恶完全没有矛盾。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野蛮腐败，从印度攫取的财富和称为“nabob”的那些在印度发了财回国的人投入英国政治的财富造成了英国政治的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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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著述甚丰，不仅限于论述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困难关系。他写了两篇论文来阐述成功的议会政治的基础原则，它们成了后来两个多世纪期间从政者的宝贵参考。《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指出，乔治三世和他的谋臣搞的阴谋诡计打破了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稳定政策的基础。伯克要求废除国王把待遇优厚的闲职赏赐给人的做法，使国王无法借此收买议员。他知道，反对由“国王之友”组成的政府会受到自诩超越党派的人的谴责，于是，他大力捍卫政党的存在，说那是议会制政府运作的必要前提。他乐观地宣称，一个政党由对公共利益有着同样观念的人组成，成员们为了实现那个观念而采取协调行动。2这个主张冠冕堂皇。在那之前，政党被视为与派别无异，以攫取权力、从公职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为目的。伯克提出这个主张之后，任何人都难再自称超越党派，也不再有这个必要，因为谁想管理近代政府，都必须属于一个伯克所定义的政党，并得到政党的支持。至于近代政党是否达到了伯克的标准，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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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他1774年的《致布里斯托选民的演讲》（“Speech to the Electors of Bristol”）中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3代表（representative）不是仅能严格按授权行事的代表（delegate），他应当用自己的才智与判断力为选民服务，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遵从选民的一时冲动。选民没有权利规定代表的授权，代表也没有义务按选民的意志行事。他需要向选民清楚地说明，他进入议会后将根据何种原则做出决定；如果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则，可以不投他的票。大多数近代政治家是否能够做出这样的说明，而不是说些陈腐的套话或根据对选民意见的抽样调查专拣选民爱听的话说，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在这里回答。18世纪英国下议院中没有几个议员做得到这一点。伯克提出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代表既代表投他的票的人，也代表根本不能投票的人。在1777年的英国，没有投票权的人包括90%的成年男性和100%的女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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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读者会对伯克的话嗤之以鼻，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口袋选区[3]的代表；其他人则说，除非选民及其代表都接受伯克的观点，否则建立议会就没有意义。而且，如果赢得选举的人只代表自己一方的利益，输掉的一方恐怕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选举的结果，正如他们面对赤裸裸的武力不会心悦诚服。选民必须相信，胜选的人明白自己有责任按照合理的原则考虑公共利益，并尽最大努力去谋求公共利益。议会议员必须代表整个国家，不然的话，多数统治就变成了多数暴政。伯克的论述恰好补充了麦迪逊关于代议制为何能使近代共和国不必限于小国的解释，而就连孟德斯鸠这样敏锐精微的思想家都认为这种限制不可避免。独立国家的代表奉命发表本国立场，这在外交界司空见惯；但议会的议员对选民负责，不需要选民的授权，这可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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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罗金厄姆自1782年至1783年再任首相期间入阁，实行了一些他倡导的“经济改革”，废除了待遇优厚却无所事事的闲职和养老金制度。但政府改革东印度公司的企图受到国王的阻挠，以致内阁解散。自那以后，伯克再未担任过公职。1783年，托利党的小威廉·皮特成为首相。除了1801年至1804年间他因解放天主教徒的事情与国王不和而挂冠而去那一段时间之外，皮特在首相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他1806年去世。罗金厄姆1783年去世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成为在野的辉格党党魁，但伯克因福克斯支持法国大革命而与他发生龃龉，两人1791年后再没有说过话。伯克晚年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境遇凄凉。他本来希望在乡间购置一块土地，做个小乡绅，使他的儿子理查德完全成为他终其一生努力保护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为此，他不惜借贷买下了一座庄园，为还贷款费尽力气。但是，理查德不幸于1794年去世，使伯克的希望彻底破灭。伯克自己死于1797年，正值法国革命军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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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其人令人迷惑难解。过去的一个世纪间，多少学者孜孜以求，想弄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结果反而更是迷雾重重。伯克的生花妙笔使读者为之倾倒，他若是文笔稍滞涩一点，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因为他的著作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阐述哲学论点，而是一个愤怒的英国人从心底发出呐喊，为他心地正直的同胞们发声，所以读者可以随意把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任何理念加之于他。他的《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证明他是位出色的哲学家，但他也是政治家；他和西塞罗一样，深知在政治中，有力的言辞比精准的分析更加重要。他的实际演说能力并不高明，他在下议院演讲用的稿子经常不适合口头演说，而是应该作为书面文章发表，结果听众纷纷离去，只剩下他对着空寂无人的大厅讲话。他的演讲使人昏昏欲睡，但他的（大部分）著作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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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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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在好几部著作中都攻击过法国革命者及其一切努力，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以下简称《反思》）最为著名，论述也最有力。作为回应，潘恩发表了《人的权利》（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了《人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几年后又写出了更加出名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伯克则报以日益激烈的回击。他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Appeal from the New Whigs to the Old，以下简称《呼吁》）中要求将潘恩逮捕并予以起诉，因为他发表了《人的权利》；不过除此之外，《呼吁》还算相对平和。如在《反思》中一样，伯克赞扬了老辉格党人。据老辉格党人说，詹姆斯二世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自动辞职，将王位还给了正当的主人；新辉格党人则持理查德·普赖斯的观点，认为人民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修改宪政安排，这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1689年的议会会议认为，这种观点为激进分子和叛乱分子开了绿灯，可能引发无休止的动荡和内战，于是明智地保留了原来的宪制。伯克后来评论大革命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论弑君的和平》（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和《致一位贵族的信》（Letter to a Noble Lord）。前者呼吁发动圣战，在欧洲彻底消灭大革命的影响；后者言辞激烈，反映了他因痛失爱子和建立英国乡绅家族这一希望的破灭而产生的绝望心情。后者还谴责贝德福德公爵和劳德戴尔勋爵依然坚持大革命的理想，但更多的是强烈表达了伯克无法控制的失望和厌恶，因为他一生为其服务的贵族政治制度的领袖人物居然要亲手毁坏他努力维护的制度。伯克晚年的著作令人读来心情沉重。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期间，美国保守派力主积极推行冷战，发动圣战来击退欧洲的共产主义势力。他们把伯克晚年的著作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作为理论根据，但从那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伯克已经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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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反思》乃惊世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准确地预言了大革命可能会如何失去控制，并且洞察了革命者的内心；在这一点上，英国那些支持大革命的人无一能及。法国大革命以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为爆发的起点，《反思》发表于1790年11月。发表此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位法国记者写信询问伯克对大革命的看法，《反思》即伯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史上没有记载那位记者对伯克的冗长回答是如何反应的，伯克自己在花了150页的篇幅狠批法国大革命之后说：“此信写得很长，但鉴于此主题所涉范围之无限大，我的回答其实是很短的。”4接下来又是洋洋洒洒近百页。据伯克说，他是要回应理查德·普赖斯牧师的一次布道；此即撰写《反思》的第二个原因。那篇布道词的题目是“论热爱我们的国家”（“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是普赖斯牧师在革命协会（全称为“纪念革命协会”）纪念光荣革命的一次晚餐会上宣讲的。普赖斯成为伯克攻击的目标并非偶然；他是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因对数学概率理论做出了贡献而当选为皇家学会成员；他制定的平均寿命列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寿保险公司依靠的基础。他是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所以被排斥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之外，若是在对他倍加崇敬的美国，他绝不会遭到如此冷遇。他持有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样的政治主张，也大力支持美国独立。他那篇布道词很少有人读过，但在现代读者眼中，它至少直到结束语之前应该说是无可挑剔的。在结束语中，普赖斯背诵了“西缅颂”（Nunc Dimittis）[4]来表达他的狂喜，因为他得以目睹“3000万人民充满愤怒，坚决拒绝忍受奴役，发出不可抗拒的自由呐喊，跟随他们的领袖胜利向前，将专横的君主变为他原来臣民的阶下囚”。5不必和伯克一样醉心于君主制的煊赫排场，也会觉得普赖斯此言未免太过，只要回想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即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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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同意普赖斯在布道词中提出的积极责任，即理性的人要使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与所热爱的国家的美德成比例。这个主张可能会给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激情釜底抽薪，不利于动员社会力量，但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普赖斯的论点是，一个理性的人会把全人类都视为同胞，他是“世界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两个词当时都尚未获得现代的含义。普赖斯还提出了一个道地的洛克式观点，说政府为保护人民的权利而存在，而人民的权利之一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民有权革除渎职的统治者；对于这个观点，现代读者也会欣然接受。现代的选举就是一种对统治者问责的手段，如果统治者渎职或无能，即可将其革职，而不必诉诸内战、鬼头刀或断头台。毕竟，这就是“靠选票不靠子弹”这句口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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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伯克同时代的人对他如此激烈地抨击法国大革命及其在英国的支持者感到震惊。当时许多人都和普赖斯一样，信服洛克的理论，伯克也一直对失去了美洲殖民地的历届英国政府以及维持了那几届政府的皇家影响力制度持批评态度。即使在《反思》中，伯克也没有为神授君权申辩，或表示支持绝对君主制；他把17世纪捍卫神授君权的人称为“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奴隶制狂热分子”，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对上帝的亵渎。6伯克理想中的君主制是平衡的立宪君主制，由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制约着公正廉明的行政部门。他捍卫他心目中英国古老的宪政制度，那个宪制的权威来自世代因袭的习惯，而不是神的旨意。合理的继承原则好得很，但它的好处在于使一个良好的宪制得以延续，这个宪制能够提供自由、安全、繁荣以及公民社会产生的一切裨益。因此，人们本以为伯克会同情法国人为争取实现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所做的努力；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法国人本来就应该以此为目的。7大革命刚开始的几个月，形势似乎的确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伯克对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同情的；但到了1790年初，伯克得出结论说，法国人的革命是全新的、毫无节制的，也是有悖于事物应有的秩序的。另外，法国革命理论理性主义的普世观使它成为超越国界的危险。革命者希望把革命输出到英国，他们在英国的同路人则会帮助把这个恶疮散布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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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以小册子的形式多次再版，但它并非无懈可击。它在细节方面不够准确，作为对法国发生过的事情的叙述，它的可信性并不很强。具体来说，它的一个效果强烈的片段是对1789年10月间事件的描述。那时候，暴民去凡尔赛宫抓住了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将他们带回巴黎，关进了杜伊勒利宫。在叙述开头时，伯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幕杀人的场景，但那完全是子虚乌有。伯克说，当暴民逼近王后寝宫时，卫兵高喊着让王后逃命，自己却死在暴民的乱刀之下；其实，几个月后，那个卫兵还在带着英国来客逛巴黎。8《反思》作为文学作品也算不上成功；论述的部分在头100页就已完成，从第100页以后伯克开始长篇大论地谴责法国没收教会财产是多么邪恶，还批评革命者新建立的税收制度是多么无效。他指出，任何行为，只要危及对财产的普遍尊重，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也是对国家繁荣的威胁；这个观点符合主流意见。但是，尽管伯克对激进分子奉行的漠视历史的唯理性普世主义发动的攻击简捷有力，他对有关法国的不可靠的统计数字的分析却十分冗长，两者之间如此失衡给当时的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一些批评者认为伯克的精神不正常；另一些人认为他被乔治三世收买了；也有人认为他企图东山再起，想成为辉格党的领导人物；还有人认为他暗地里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徒，他为法国教会的辩护使他露出了真面目。杰斐逊则认为《反思》是头脑不清的愚蠢之作。事实上，伯克的目的表里如一，那就是：防止英国人走法国人的路。他认为，许多激进分子、唯理性主义者、对现状不满的人以及干脆毫无道德底线的人唯恐天下不乱，想趁机实现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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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思》不太容易三言两语介绍清楚，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体裁。从行文来看，它主要是对革命者犯下的罪行和蠢行的愤怒数说，只是附带提及理论主张。《反思》是辩论辞，理论仅为旁白。尽管如此，伯克提出的理论主张仍然引人注目。伯克坚持说，社会并非建立在人在自然状态中为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而缔结的契约的基础之上，人生活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必须适应斯时斯地特有的道德观念。阐述了这个观点后，伯克又说，社会的确以契约为基础，然而，这个契约不是神话中的“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缔结的，而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契约，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政治治理，而且是为了维持使人类千秋永续的一切的善与美德。“它是一切科学、一切艺术中的伙伴关系，是每一项美德和至善中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它就成了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9虽然伯克对大革命攻击的激烈程度出人意料，但是《反思》在理智层面上阐述的思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无可辩驳。它不仅反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且也反对在统治精英并未对公民开战的任何社会中发动革命。休谟以比较冷静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黏合在一起的是未明言的习惯性信念与感情，伯克称其为“成见”，也就是人在有意识思考之前所相信的东西。从头开始重新创造社会为人的智力所不能及；伯克雄辩地阐述了他的担心，怕“每个人在生活和与别人交往中只根据自己的理性行事”，因为每个人的理智只占全社会理智的一小部分。人必须遵守法律与传统所体现的人类经验，汲取祖先的智慧。10一旦关于服从与合作的信念、期望和习惯被打破，事态就极易失控，可能产生灾难性的致命后果。只有在形势坏无可坏的情况下才能冒此风险。美国革命是危险的，因为不能肯定它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它远非疯狂，因为它的目的是恢复旧有的自由，不是要全盘重建社会。法国大革命则是追求空想，必定以灾难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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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理论最深层的哲学前提一直是学术争议的焦点。伯克提出了三个思想，它们彼此不同，但也许在伯克的心目中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常被他提及的思想所依靠的前提与休谟一致，也可以说与持激进观点的杰里米·边沁一致，尽管边沁是伯克严厉批判的“巧言善辩、精于经济、善于计算”的那类人的典型。这个思想是功利主义的，认为革命给人的幸福造成的代价太大。计算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并不简单。人都追求幸福，但关于什么能带来幸福、如何获得争取幸福的手段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想法大相径庭，受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和自身特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置身于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下面耕田的农夫，可能会觉得农夫的生活凄惨可怜——他们室无余粮，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在田里操劳，头脑空空，没有思想。而抬头看到知识分子的农夫则可能会百思不解，怎么会有像他们那样的人虚掷光阴，整天关在屋里，只会写些无用的文章。他们各自思考自己的生活时，可能都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双方都不需要被对方解放，虽然知识分子会忍不住想解放农民。人经过巨大的努力才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创造了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所以现状有其固有的优势。此论并非反对改革。“不能做出一定改变的社会是无法维持的。”11但是，改革最好循序渐进，从一个现状稳步过渡到另一个现状，其间以合理的速度逐渐吸收新的东西。与合乎情理的常识相敌对的是普遍自然权利的理念，伯克对它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来承担所谓的人的权利。伯克称，他从未遇到过与单个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不同的“人”，而对于英国人或法国人，必须为其确立合乎时宜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会促进他们的幸福，只重理性的复杂安排只会使他们茫然无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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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论述比功利主义更深刻，更令人警醒，也远更忧心忡忡。人们常说，他的第二个主要思想来自自然法的传统。伯克的自然法与托马斯·潘恩等与他作对的人所理解的自然法不同；后者将自然法视为理智的产物和理性之神的旨意，是人的自然权利与普遍权利的基础，而这些权利正是伯克所鄙薄的。伯克采用了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定自然法治理着全宇宙，人注定受自然法的管理。伯克博览众学，却不追随任何人的理论，不倚仗哲学家的权威。事实上，鉴于《反思》的基本思想是捍卫成见，对整个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的理论，毫不犹豫地嗤之以鼻，所以伯克是不可能用哲学家的理论作依据的。因此，在有关自然法的众若群星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说他最中意哪一种。他在给自幼熟读西塞罗著作的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在捍卫“先辈之习惯”，那是罗马人所尊崇的祖先智慧，西塞罗认为那就是自然法的反映。西塞罗的言论无疑是伯克最常引用的。没有必要确定伯克到底是天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还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而变成了斯多葛派。他需要的是这类作者共有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在伯克至为欣赏的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明显可见。那就是，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和谐，孟德斯鸠称其为“事物之间的根本性关系”；这种和谐就是人类期冀达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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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认为伯克同意对自然法的这种解释，是因为他经常谴责革命者的行为“有违自然”。不仅如此，他认为应不惜通过对外作战、对内镇压来捍卫秩序，使其不致遭到革命者破坏。为此，他提出了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一个世界中，人人各得其所，安分守己，因而过着正直而幸福的生活；另一个世界则被疯狂的知识分子搅得天翻地覆，人人心神错乱，政治生活失序。但是，伯克的意思不是说，自然为所有人规定了在世界上固定不变的位置，一切变动都是坏事；他强烈认为，人应当有一定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使出身贫寒的有才之士得以进身，绅士阶层中的无能之辈慢慢败落。政治应由拥有土地的绅士阶层来掌握，但这个阶层也应开放接纳像他这样的新贵英才。至于更加广泛的经济事务，他积极追随亚当·斯密的学说。他在《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中盛赞美洲的捕鲸人，那是对勇敢、雄心和坚毅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礼赞。13伯克相信秩序应当灵活，不应是柏拉图设想的那种僵硬的等级制。他是辉格党人，不赞成等级制度。然而，尽管自然是灵活的，但它也规定了各种限制，人在理智上和本能上都知道那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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