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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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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二章 20世纪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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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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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通常写到19世纪末即不再继续，这种做法很有道理。时间过得愈久，对事情看得愈清楚，说出的话马上被事态发展证明为愚蠢不堪的风险也大为降低。下面的几章采取的是另一个视角。早已作古的思想家的意见经常比现代人的观点更加新鲜中肯。支持风云变幻的雅典民主的人与崇拜稳如磐石的罗马政制的人之间的辩论仍如火如荼，我们（指现代西方）想尽量在两者之间达成调和。我们想让普通公民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尽可能大的发言权，对统治者有更大的控制权；但是，和研究雅典派系分裂、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的各场灾难的观察者一样，我们也担忧，普通公民一旦被意识形态或宗教激情冲昏了头脑，或受到煽动者的蛊惑，或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惧，不知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来。一本叙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畅销书以“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为副标题1，并非无的放矢。在一定的条件下，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会犯下同样的暴行。事实上，许多英国人对待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人民，还有美国人在向西扩张时遇到北美印第安人时，也都十分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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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与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一样，深感政治秩序的脆弱。过去的一个世纪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的地区冲突；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本来对自由与繁荣满怀憧憬，却梦想破灭；文明国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行；最近还出现了有些国家运作不灵几近灭顶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对秩序的渴望也会构成危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满怀恐惧与愤怒的人与渴望安宁生活的人结为同盟所产生的可怕后果。1918年后，刚实现民主化不久的欧洲拒绝了民主。意大利转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德国在1933年投票选举希特勒上台；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成立了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就连法兰西共和国也采取了若干非民主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时刻提防敌国间谍或恐怖主义，结果是公民自由遭到蚕食。拉丁美洲从军人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本来就十分缓慢，其间又发生了专制政府为避免实际或假想的叛乱威胁而出手干预的情况，以致数度流产。在非洲，军人干政，建立军人政府以防政客把公共财产转入亲朋好友的腰包，自己却同样将国库的财富纳入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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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似乎对政治没有好感。政客名声不佳，老百姓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不是无私地追求共善，而是趋炎附势，讨好富人，牟取私利。许多人不想要政治，只想要高效的良性管理。人们合理地认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对各种政治可能性的探索已经到头了，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协商的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对这一观点做了权威的表达。2贝尔这本书的主题是他所谓的政治思想的枯竭，这里的政治思想主要指激进的革命思想。书中对英美等国政治文化的看法不太乐观。失去了乌托邦式的向往的确是一大损失。不过，该书似乎暗示，战后西方日益繁荣的社会达成了坚定的共识，认为当今的政治（或半政治）任务是明智地管好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治的作用是对政策进行微调。不同政党之间没有不可弥合的深刻分歧，而且这是好事。政治家起着桥梁的作用，把大众与管理人民福利的政府联系起来，这个作用至关重要，但并不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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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知，进步与和平均非势在必然，两次世界大战更让我们看到，人在某些情况下会犯下多么残暴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远祖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对心灵的描写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差别不大，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纠正混乱的办法与赫胥黎的讽刺作品《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噩梦也相去不远。霍布斯把自然状态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此言用来描述当今世界简直准确得可怕。今天，核国家各自拥有的能力意味着它们若要“赢得”战争，就必须首先发动核打击，使几百万人瞬间化为灰烬。洛克呼吁的宽容仍然为当今时代所急需，尽管他当时所说的国家遭受的最大危险不过是偏见与愚昧。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宽容都被嗤之以鼻。自奥古斯丁开始，每个论述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作家都会提及人的焦虑，但很少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直言不讳。即使在并非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前辈的理论也是历久弥新。亚里士多德没有探索过人的心灵最黑暗的角落，但他提出了社会该如何平息阶级间战争的思想，这个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政治社会学家重新发掘出来时，看起来简直就是专为应对当时的情况而刚刚提出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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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及后面的五章是主题性章节，不按时间顺序排列。本章剩余的篇幅将探讨有关大众社会的思想，以及将政治视为精英阶层动员或安抚大众的手段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下一章探讨同样的主题，但结合了20世纪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而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运动又引出了民族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的问题。帝国主义这个20世纪的现象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有一位早已作古的思想家就此提出了惊人中肯的意见，他就是16世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修士弗朗切斯科·德·比托里亚。接下来将讨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的成与败。事实证明，它们倡导的国际主义与平等主义对全体人民来说，比不上民族主义那样一呼百应，对个人来说，比不上个人致富那样受到拥护。尽管如此，恰恰是一种大为淡化的半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但革命经常导致独裁与极权政权，所以，下一章之后的第三章对革命与极权主义本身进行了探讨，重新审视了1789年前后对革命的理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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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于是自由民主的政府形式和（大异于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没有了一种显著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与之抗衡。但20世纪最坚定执着的思想家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一律反对。不过，也有严肃的政治思想家站出来捍卫自由民主政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福利资本主义。倒数第二章讨论了他们的观点。书的结尾处又回到了开头。雅典政治思想家思考政治，是因为他们目睹城邦的内患外乱，看到创立一个能够维持城邦间和平的总的秩序是多么困难。他们没有考虑过能否在全球的规模上建立这样的秩序，但我们对这个问题避无可避；其他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给今天的世界造成更大危险的是不是战争以外的威胁？这样的威胁在政治上能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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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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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民主”一词不再具有消极的政治含义。但是，民主尽管在世界上日益普及，却丧失了大部分内容，几乎没有一个政权不自称民主。统治精英只要声称自己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并致力于促进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能为自己加上“民主”的头衔。在此我们按照通例把自由民主称为“民主”，不加形容词，仅偶尔指出，它们严格来讲是混合型平民共和国，是代议制民主，不是杰斐逊所谓的“纯粹”民主。这样的解释并非迂腐地咬文嚼字；20世纪的一大焦虑就是如何维持自由民主。许多撰著者认为，要维护稳定，老百姓在政治中就只能发挥有限的被动作用；追求更加纯粹的民主形式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4换言之，他们担心，对“纯粹”民主的渴望带来的不是杰斐逊希望的社区政治，使邻居们得以聚在一起讨论社区的事务，而是纽伦堡集会[1]，由独裁者蛊惑大众，煽动起对独裁者所谓的敌人的仇恨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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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大众社会”最严重的担忧，尽管远非唯一的担忧。大众社会的概念没有清楚的界定，位于政治上不同位置的人都对它表示过忧虑。那些忧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认为老百姓要么一直是，要么刚刚变为，要么不久就要变为“大众”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明理、进取、与自己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利益攸关的公民。如果“人民”成了区区“大众”，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肯定不在其列。大众社会在政治上可能是死水一潭，老百姓只顾过小日子，把社会事务交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去管理；如果代议制民主尚存，统治精英就明白，要保住大众的支持，必须维持和平与繁荣，所以他们会像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通常做的那样，注意照顾大众的福利。如果国家的状况不妙，大众可能会受左派或右派煽动者的蛊惑，加入国内的叛乱或镇压，或者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冒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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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尽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一直没能提出关于大众社会及其政治的一整套理论。5说到大众和“大众社会”，很容易导致简单的二分对比：“大众”对“精英”，或“大众”对“个人”。这两个对比最为普遍，但彼此大不相同。马基雅维利说，人类的大多数都容易为异想天开的幻想所蛊惑，所以，精明的政治野心家永远不愁没有傻子供他练习花言巧语地骗人。他说的是无能的大众与机敏的精英的对比，说得好听些，是政治大师与他的原材料的对比。大众不对精英的存在构成威胁，因为他们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若无精明的政治家的领导，大众就是一盘散沙。尽管如此，精英们还是如骑虎背，一有差错，就可能被暴民撕碎；萨沃那洛拉就是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墨索里尼死后，尸体头朝下被吊在米兰的路灯杆上摇来晃去，如此耻辱的死法生动地体现了操纵大众的能手一旦成为暴民的怒火所向会是何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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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比强调大众与个人的对比。问题是个人势单力薄，被大众完全淹没。19世纪30年代，穆勒向英国读者解释他的法国朋友对社会变化性质的研究结果时，抓住了这样一点：近代世界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可能与旧制度的时代也有所不同，因为“权力日益从个人和小群体手中转向大众；大众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个人的重要性则日益减少”。6对比双方并非一边是散漫的大众，另一边是将大众组织起来的政治精英，而是一边是政治上的多数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公共舆论的巨大力量，另一边是个人在影响社会的道德、文化或政治态度与制度方面微乎其微的能力。穆勒从托克维尔那里学到了对公共舆论暴政的戒惧，也和托克维尔一样，担心那会导致停滞，或称“中国式静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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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今西方世界的繁荣社会称为“大众”社会也许没有贬义。大众交通系统（mass transit system）把大批乘客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受众人数巨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则是生产大量的产品。今天，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甚至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大众媒体有针对性地迎合不同类型的受众；“量体裁衣”式的生产在各地都已成为主流。讨论大众社会的时候，人们经常对普通人的品位与抱负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必须把某些东西特别受众人喜欢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对那些人的品位的评价严格区分开来。然而，一般来说，论述大众社会的作者都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现状持批评态度。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撰写《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绝不是为了称赞大众有精细挑剔的品位，也不是要夸他们拒绝平庸，拥抱卓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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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社会的焦虑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三个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第一个是担心近、现代社会有害于个性的发展。这一思想来自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可能会淹没在人群之中；他从周围的人身上学到在道德和政治上如何自处，正如那些人也遵从他们周围的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想见，这会导致广义上的文化、政治、精神和心理上的灾难。虽然托克维尔担心，就连美国也可能出现军人暴君制（法国在第一个拿破仑手中的遭遇证明了这个可能性），但他更担心会出现“静悄悄的暴君制”；在那种情况下，人只顾自己，脱离公共领域，将社会事务交给一个不受问责的政府来管理。9那将是牧人管理羊群式的政府，不是公民积极自我治理的政府。自托克维尔至今，许多撰著者都论述过这种焦虑；静悄悄的暴君制会一丝不苟地（尽管是机械地）维持议会制或国会制民主。它只需要公民愿意为了舒适安宁的生活而牺牲独立。托克维尔担心，公民很可能愿意这样做。他们的眼界会日渐狭窄，他们的雄心会沦为仅仅希望维持自身与家人的发达，他们将丧失独立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他们也不再能在公共舞台上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孤独的群体是中产阶级群体，不是无产阶级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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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焦虑。他们以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却发现普通无产者并不想担负历史赋予他们的作用。这种担心的一个方面是发现（如果这算是新发现的话），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能收买人心，使他们不再热衷反对资本主义；更令人丧气的发现是，老百姓甚至不需要收买，因为他们本性就趋于保守；最糟糕的发现是，可以轻易地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动员他们去支持与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相符合的事业，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独裁。这种对于大众社会缺陷的看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突出了两类不同的集体行为者之间的鲜明对比：一边是马克思和列宁梦想中的头脑清醒、勇敢无畏的革命无产阶级，另一边是为黄色小报[2]所操纵的轻信愚昧、目光短浅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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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焦虑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20世纪文化批评的老生常谈。它是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评，认为一个健康社会的文化（也是政治）基调由精英确定，精英的行动权力既有传统的根基，也来自社会的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何为美德。非精英阶层的人与精英之间并无鸿沟相隔，但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精英的领导，希望学习精英的标准并向其看齐。在不健康的社会中，贵族的标准被大众的喜好与倾向所取代。这个在文明的精英与无法教化的大众之间的鲜明对比还有别的版本，没有这么悲观，但对非精英的大众同样鄙视。别的版本不那么悲观，因为它们认为，说到品味与信念，大众的不可能取代精英的；目前的情况貌似大众的品味取代了精英的，但那不过是人数造成的假象。喜欢看肥皂剧的有好几百万人，但他们自己知道，真正的歌剧比肥皂剧高级得多，尽管他们欣赏不了。让我们来一一检视这些焦虑，然后再回来看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这个更纯粹的政治问题。我们将发现，与许多批评家所说的不同，其实有更多的理由对大众感到乐观，但我们对政治精英的能力可能更加心中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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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担心：自由派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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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克维尔的担心是否已经成真，美国的观察家意见不一。表面上看，他的担心没有成真。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人民能比美国人民更自由地发表意见，或更坚信社会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美国人个个放言无忌，毫不谦卑退让。美国人似乎能任意选择自己消费的物品和休闲的方式；几乎所有消费品都种类繁多，哪怕是最简单的商品，卖家也永远把“选择”二字挂在嘴边。但这并不能使批评家放心，因为他们观察选民和消费者时，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而是从任何社会中都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的道德和政治理想的高度来看的。批评家理想中的个人理性、自主，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但也充满自信，善于独立思考，能与别人合作而不致迷失个性或企图压倒别人。这样的个人才是真正有思想的。电台和电视上那些侃侃而谈的人没有思想，只是鹦鹉学舌。政客本应遵从“公共舆论”，其实却是操纵舆论的幕后黑手；这种公共舆论不是公民的声音，而是一群鹦鹉的聒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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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我们消费的物品是否与周围的人稍有不同，而是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力。社会中尽是虽然稍有差别但都同样没有主见、随波逐流的人，这样的人无足轻重；社会缺少的是既有私人生活也有公共生活的个人，这样的个人在私人生活中追求并满足自己的合理关注，无须总是依靠别人的帮助或声援，在公共生活中是好公民，关心社区和国家的福祉，并知道该如何促进这些福祉。这个主题的各种变体反映在各类作家的著作中，从点评公共舆论的沃尔特·里普曼[3]到因现代福利国家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而痛心疾首的汉娜·阿伦特[4]。10邦雅曼·贡斯当、托克维尔和穆勒希望自由民主政体能够培育出使普通人相形见绌的理想公民，也时刻担心这样的理想公民可能会受到损害；在穆勒看来，损害来自要求所有人趋同一致的公共舆论的沉重压力，在托克维尔看来，它来自退出公共领域、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对后者的鼓吹最近正甚嚣尘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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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大众社会就必然联想到20世纪的工业社会，但托克维尔看到的美国没有地铁和摩天大楼，也没有通勤上班的人群和州际公路，更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工厂生产。现代世界的出现是不久前的事。在人口方面，自1900年开始，世界人口从10亿猛增到今天的70亿；在工业方面，1945年以来的产量比之前整个人类历史期间产量的总和还多。托克维尔的理论仍有意义，因为使美国成为“大众社会”的原因不是人口密度，也不是工业化；不必人挤人也有可能在人群中丧失自我。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罪魁祸首是公共舆论那不可抵抗的力量。这个说法不能全信，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那时的舆论力量强大到了无法抵抗的程度。在各种不同意见喧嚣不已、一片嘈杂的今天，这个说法似乎更加不可信。托克维尔希望通过“意见的对抗”来制衡专横强暴的公共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这种对抗甚至过了头。大部分公共讨论的确突出显示了参与者的愚昧无知和语无伦次，但它们并非千篇一律。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观点的社会是独裁政府控制媒体的社会，不是各种主张的兜售者竞相争取民众的社会。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在很多情况下是寻找“最小公分母”；决定结果的经常是钱袋子，谁能买得起在媒体上发声的机会，雇得起顾问助手，谁就能胜出。但这是由于选民人数多、注意力时间短造成的，不是舆论的暴政。财阀统治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软性暴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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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是典型，所以需要特别小心。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树立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理想化模型来衬托他们所在的社会或其他社会的突出特点。至少在经济学中，这类理想化模型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即使如此，在确定典型的显著特点时，还是免不了挂一漏万，夸张偏颇。1950年，戴维·里斯曼写了《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讨论了“听从他人”（other-directed）的个人，为托克维尔的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读者很容易忽略，里斯曼所说的“注重内心”、“听从他人”和“独立自主”的性格类别是“类别”，不是真实生活中的人。在理想的情况下，全体美国公民是一个稳定而又生气勃勃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自主公民，每个人都理智、灵活、自信、知书达礼，大家愉快合作，共同推动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实行的政治安排能够制定明智的法律并诚实高效地执行法律；严格来说，实现这个理想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实际上从未有过任何社会达到过这一乌托邦的境界，今后恐怕也机会不大。里斯曼认为，典型的美国人原来是注重内心的清教徒，是良心的奴隶，后来变成了听从他人的墨守成规者，成为公共舆论的奴隶。独立自主的美国人尚未出现。他的观点比托克维尔悲观得多，但在一个方面准确地反映了托克维尔在讨论“个人主义”时表现出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也许可以最恰当地描述为对私人化的担忧。人会脱离公共领域，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注入私人事务，除了自己的家人和几个好友的需要，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说人既是群体的成员，又是孤独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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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担心，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如同羊群那样毫无自主，读了托克维尔的著作后，他的担心进一步加深。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随大流这种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安慰。这并非唯一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条件的一致使无产阶级感到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认识到需要团结起来促进这种共同利益。马克思与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只专注于一种理论，不及其余，虽然马克思所本的是另一种理论。19世纪晚期之前，除了纺织业、采矿业、炼铁业和造船业之外，别的企业一般只有十几名工人。工人阶级也没有变得更加一致。一旦一批工种的技能被普遍掌握，又会创造出需要新技能的新工种。工厂、纺织厂和船坞是震撼性的新鲜事物，因为它们不仅能改变人的劳动习惯，而且能改变人性；但至于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提出的各种假设都不够清楚，无法用事实来检验它们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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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期间，关于工作条件的一致、新闻的一致和公共教育的一致会使人变得如同批量生产的产品一样千篇一律的担心未有稍减。这个问题经常被说成是文化的灾难，而不是政治问题。“大众人”令人郁闷，却不可怕，他只能算是人的影子，苍白无趣，内心死水一潭。对大众人的缺点的描述暗含着对理想的人的憧憬，这种理想并不复杂，但也许要求太高，不切实际。最好每个人都深深致力于维护组织有序、清正廉明、政治睿智的自由民主政体，每个人都具有支撑这种政治制度的美德，包括经济自立、协同合作、忠于家庭邻里、愿意为维护社区做些零碎的小事。这些就是托克维尔认为足够多的美国人具备但没有几个法国人拥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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