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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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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四章 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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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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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压倒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令人吃惊。出人意料的是社会主义要消灭的人对宗教的依赖居然如此有效地顶住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世俗化压力。比无产阶级的团结更坚强的不仅有国家和民族的团结，还有信仰的团结。这里存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矛盾。人们认为，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使国家逐渐萎缩的理想已不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1然而，人们又期望成功的现代国家保证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的福祉，而这在19世纪观察家眼中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今天，只有特别偏执的保守派批评家才会把福利国家的公共社会保险制度视为朝着完全彻底的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如今，投票权大幅度扩展，机会平等成为最正当不过的理想，以种族、阶级、性别为理由阻碍担任最高领导人的障碍全部被拆除；但是，无论为现代自由民主如何下定义，它都不像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在朝着废除强制性国家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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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滥用和马克思主义在支持苏联政权中的作用，其他章节将会讨论到。本章探索的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斥为“空想社会主义”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将在这个框架内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进工业化社会建立的各类改良社会主义（或称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几种。本章将试图说明，最初定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在逻辑上都说不通，但“挑选搭配”型的福利国家却势不可免，即使对其心怀抵触的国家也必须采纳这个制度，虽然它们可能会落实不力。充分的社会主义想象社会具有集体的经济理性，但那只有在经济处于某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力指导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它还想象这种智力会取代强制性的法律机构与政府机关，这几乎是自相矛盾，即便不是，它也需要人民自发地拥护中央计划，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于挑选搭配式的福利主义，无法为其确定合适的名称。传统定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内容它都没有，比如工人自治，废除大工业企业的私有制，以中央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如此，它仍是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把保障个人福利作为集体责任交给了社会和作为社会代理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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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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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论及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罗伯特·欧文没能创立劳动产品的国家交易所；夏尔·傅立叶没能为使不同类型的人都各得其所的“法伦斯泰尔”找到支持者；米哈伊尔·巴枯宁没能通过暴乱来废除国家；彼得·克鲁泡特金没能促成国家萎缩消亡，让位于采用非强制手段治理、工农业并驾齐驱的自治社会。爱德华·贝拉米会发现，公元2000年的波士顿依然生气勃勃，但它是理直气壮的资本主义城市，不是他在《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描写的那个按等级制组织的乌托邦。对贝拉米描绘的乌托邦满心厌恶、写出了《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予以反击的威廉·莫里斯则会发现，英国议会仍然开会议事，议会大厦所在地并未变成花园城市中的一个大粪堆。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最冷静的社会主义者会失望地看到，自治的合作社没有取代按等级制管理的公司；费边主义者则会沮丧地发现，公共服务的精神未能渗透扩散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在美国，尤金·德布斯会因资本主义企业生存了下来而愤怒；塞缪尔·龚帕斯则会感到失望，因为尽管工会不再处处与资本家作对，但工人因此而得到的资本主义蛋糕中的一份儿并未如他预想的那样大，而且工会的成员在不断减少。1945年后福利国家理念的捍卫者中有些人认为，截至1950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顶点；他们也会感到痛心，因为对于建立用集体手段满足共同需求的社会的理想，支持者为数寥寥，恣意发展的个人主义仍然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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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名单说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想实现的目标各不相同，主张的办法也多种多样。读过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人一定会纳闷，那些社会主义者彼此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同一个运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否服人，取决于引以为据的事例，所以我先提出一个仅为提示性的简单回答。社会主义诞生于对早期工业化造成的种种可憎可怖现象的反叛。它的先驱是农民造反，而农民造反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均田地，废货币，灭地主。这一主题在古典思想中就有反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设想的各种理想国家均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特征，也都反感赚钱谋利的活动。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的设想比许多读者想象的更加复杂多样：守护人生活在刻苦简朴、没有私产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公有的，但其他人或是种田，或是制鞋，或是造船，生活似乎不受妨碍；不过，决定普通人生活的是肚子，不是头脑，普通人的生活仅是得到容忍，却得不到赞扬；真正重要的人物实行共产共妻。许多乌托邦都反对货币，莫尔的《乌托邦》也不例外，在那里，金子用来制造夜壶和奴隶的锁链；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也以类似的形式表现了同样的对黄金的蔑视。这些社会主义的前奏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预见了近代的社会主义，而且因为它们说明，虽然社会主义者寄实现理想的希望于未来，而且他们多数人都相信社会进步，但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对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怀念一直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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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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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产生于早期工业化造成的背井离乡和痛苦不幸。第一代工人离开土地，被工业化的浪潮卷入肮脏污秽的城镇，他们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毫不奇怪。从客观上说，在营养与健康方面，他们的平均状况并不比过去更差；早期工业城镇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恶劣，主要是因为它们把大批穷人聚到了一起。从主观上说，新生的工人阶级愤怒、茫然，革命热情一触即发，但这些情绪到了后来有所减退。马克思和许多其他人的想法与事实并不相同。他们以为，力量壮大、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但其实只有第一代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的无产阶级愿意做此努力。另外，积极参加革命的社会阶层是像钟表匠这样的手艺人，他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工业化的威胁，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得他们的技术老化过时，使他们难以维持旧有的社会地位。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他们是反动的，是对他们遭受的损失的反动。反叛运动的思想领袖大多是文人，撰著时已经是知识分子，或者在从事高级脑力劳动，比如，穆勒就是治理印度的行政人员。马克思与众不同，他靠恩格斯在家族的纺织厂中任职来赚钱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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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工业化的道德败坏和野蛮残酷感到义愤填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他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等思想家也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放任自流，欣赏团结一致的社会，蔑视唯利是图，提倡劳动。尽管如此，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还是过于牵强；卡莱尔崇拜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罗斯金说自己是最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但同时又自称为“狂暴的老派托利党员”。他们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等级制，而且他们尊崇的社会模式完全是以过去的社会为样板的。第一个原因不太有力，因为圣西门和爱德华·贝拉米也都相信需要建立有等级的行政系统。第二个原因更有说服力。罗斯金痛恨工业化；卡莱尔想象中符合道德要求的经济秩序取自13世纪萨姆森修道院院长主持的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都希望经济进步；他们把工业化视为将劳动人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关键，希望技术进步能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用来剥削穷人和满足富人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许多技术工人看到技术的发展变化却合情合理地感到害怕担忧。因为社会主义几乎唯一毫不含糊的要素就是强调生产是为了社会目的，所以，对社会主义来说，除了反对唯利是图的私有财产制肆意横行，别的都不是实质性的特征；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加紧工业化，而不是抵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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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中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他说，资本是吸血鬼，吸干了工人的血。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如果允许人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尽量积累并随意处置财富，如果人不是因为掌握某种技能或具有公益精神，而仅仅是因为拥有资本就有权管理他人的劳动，那么这样的世界就需要改革。并非每个人都像马克思一样担忧他所谓的生产的无政府化，即不可预测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穆勒对生产者分为工人和管理人表示痛心，后来鼓吹传统的行会社会主义和提倡建立合作社的思想家也谴责这种区分；莫里斯希望人人都能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直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人们方普遍认识到，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中央计划运转严重不灵。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理所当然地以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物品就是人民所需要的全部，当然，工作条件必须体面像样。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最不厌其烦的详细叙述是爱德华·贝拉米所著的《回顾》。回过头去，可以看到所有这类计划都与一切形式的计划有着同样的缺点，那就是，它们应付不了预料之外的技术进步和人们喜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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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他的竞争者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害怕革命的暴力，以为可以通过道德说教来推动建立更好的社会。的确，许多不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马克思之前没人用过这个词）腐蚀人的心灵，但暴力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关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破坏，思想家众说纷纭。马克思坚称，资本家作为个人也许是很好的人，但不幸成了一个非人制度的代理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道德论述或心理分析。多数人都和罗伯特·欧文一样认为，如果在一个制度下，酬劳的不同与社会职能无关，那么这样的制度对于少劳多得的人和多劳少得的人一律有害。所有人都应该劳动，但不应做苦工，也都应按照对社会贡献的比例获取报酬；许多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也相信这个思想，但它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一致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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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政治与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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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该如何治理？实现社会主义应经由何种途径？对这两个问题，人们争辩不休，没有定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不喜欢国家，尤其是官僚机构、警察、军队以及一切强制性的国家机关。这里说的并非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基本思想非常简单。如卢梭所说，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和共同利益。不同的人争取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冲突；富人想奴役、剥削穷人，穷人想没收富人的财产，自食其力，不仰仗富人。尽管如此，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也有许多共同利益，比如，不受邻国侵略，在国内消除暴力和盗匪行为，等等。即使阶级间的敌意像社会主义革命者声称的那样尖锐深刻，不可调和，对抗双方也仍然有共同利益。马克思说，现代国家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委员会，他却没有说，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重叠的，虽然他对此并不总是否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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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没有国家，富人就只能任穷人摆布；令人惊讶的是，边沁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对财产的捍卫在性质上是保护有产者不受无产者的侵害。理论上，法律对所有拥有财产的人——无论财产多寡——都同样有利；实际上，法律保护的是“拥有很多财产的”人不受“拥有很少财产的”人的侵害。穷人如果夺走富人的财产，短期内肯定获益，长远来看也许未必；富人则无论短期长期都遭殃。如果认为富人的存在本身就难以接受，那么任何保护富人财产的国家就都是贬义上的阶级国家，应该改革。除非将权力交给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否则改革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在不想通过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人的眼中，贵族制或君主制政权的民主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条件。富裕的人明白此中的道理，所以才视普遍投票权为洪水猛兽，后来却发现，实行普遍投票权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出乎意料地变得更加趋向于改良与渐进。英国首相迪斯累里看到，工人也可能投票支持保守派，他因此被誉为“在大理石中看出了天使形状的雕刻家”。回头看去，这并不奇怪。富人愿意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付出公平的代价，对此无人置疑；什么算是公平的代价则要另当别论，但既然富人不想被没收财产，打起内战来穷人也会损失惨重，所以妥协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很可能意味着利用税收制度来实现比不加管制的自由市场所能达到的更大的平等，但虽然自由派或眼光远大的保守派认为这就够了，社会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中间站，也仅仅是中间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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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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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所有的历史叙述中，近代社会主义都始自罗伯特·欧文、亨利·德·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这三位。前面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曾谈及圣西门。欧文是第一位英国社会主义者。他出生于1771年，年方9岁即开始打工，进入了“成年人”的生活。他在商界迅速蹿升，成为苏格兰新拉纳克一家棉纺厂的经理，后又成为工厂的合伙人之一。他在那里实验了据杰里米·边沁说是他的“唯一的思想”。（虽然边沁对欧文的理论水平评价不高，但是当欧文想买下工厂的全部股权时，边沁还是出资帮助了他。）欧文唯一的思想是：人性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只要培养得当，任何人都能形成任何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4他本来可能因此会提倡由一种仁慈的力量完全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居民，就像边沁的环形监狱的监狱长。在他为工厂的工人建立的社区中，工人们住的房子舒适体面，卫生设施齐备，还有园子可以种植新鲜蔬菜；劳动有一种简单的监督机制，每人一块三棱形的木头，三面所涂的颜色不同，用来表示该人的工作质量。欧文强调培养的是性格，不是信仰或智力；不同的人自然倾向不同，智力水平各异。欧文的目标是培养合作、负责、具有公益精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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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开始时尽心管理工厂，业务蒸蒸日上。他的成功使他声名鹊起，他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雄心也随之增大，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的合作体系。他不再专注工厂业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越来越不喜欢基督教。基督教坚持原罪的思想，认为最后审判日到来之时，上帝将做出赏罚；这与欧文关于人性可塑的信念南辕北辙。他认为基督教不适合近代工业社会。看似奇怪的是，欧文在思考如何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同时，又日益专注于创建小型乌托邦社区，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社区和罕布什尔的昆伍德社区。所有早期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有这个特点；爱德华·贝拉米设想，在未来的世界中，整齐划一的城镇散布在精心规划的古典式风景之中，但他的设想并不典型。比较典型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图把大规模协调与地方自治结合为一，希望找到某种并非基于货币、市场以及竞争者低买高卖的交换关系之上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借以解决既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统一又要确保不致发生饥荒或强制行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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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失业成为英国的一大难题，欧文就是从寻求对这个难题的解决入手的。他起初建议为失业工人建立模范村，让他们种粮食养活自己；散文家兼政论家威廉·科贝特愤怒地称这种模范村为“贫民营地”。虽然欧文一直坚信“铁锹种田法”会创造奇迹，能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他后来认为，新的工业秩序将产生巨大的富足，资本将变得极为廉价，资本家会让人免费使用资本。与此同时，需要考虑除了雇主支付的工资外，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计算劳动的价值。欧文和许多人一样，设想建立一种劳动交换制度，每个人劳动后得到一纸收据，凭此收据通过劳动券交易所来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参加过互助照看孩子的合作小组的人对这样的制度应该并不陌生。若将其应用于更复杂的情况，这个制度必然一塌糊涂，但它背后的思想很有意思，那就是，劳动不可避免，并可以给人带来满足感。我们消费和享受的物品部分来自自然资源，但主要靠人的劳动。劳动服务的交换反映了现实，而用劳动换货币，再用货币换产品这种形式的交换并不能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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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文的启发下，美国和其他地方建起了多个乌托邦社区。他本人性情极为随和，但要说他完全没有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种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志，恐怕也未必。他一度曾希望说服墨西哥的皇帝把得克萨斯200万英亩的土地赐予他，好让他实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他与许多别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与马克思和巴枯宁这一左一右两极的区别是，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使用非暴力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在这方面，他对他“唯一的思想”的坚持起了重要作用。欧文坚信，我们的角色“为我们确立，而非由我们确立”，社会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的道德世界”的角色，这个新世界将取代被他拒斥的“旧的不道德的世界”。他认为，惩罚或任何其他暴力既没有必要，也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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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欧文想建立的世界中，人所感到的快乐无须想象力即可明白，那么夏尔·傅立叶设想的社会主义则不仅会造成人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还会给人带来从未有过也无法想象的快乐。傅立叶比圣西门小几岁，生于1772年，卒于1837年。他晚年大部分时间守候在一家咖啡馆里，希望能遇到愿意对他的“法伦斯泰尔”投资的人。傅立叶设计的乌托邦社区在一些方面并没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他建议把社区收入的35%付给投资者作为回报，这比对资本主义企业投资的回报率高多了，而且他关心的不是废除不平等，而是废除匮乏，尤其是感情上的匮乏。他的基本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于1808年出版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中得到了阐述。傅立叶是反道德主义者；他认为，传统道德有违人性，也与人最深层的需求相抵触。责任是人发明的，并非基于自然的驱使或上帝的旨意。上帝（这个上帝非常苍白无力，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赋予了我们各种欲望，在合适的社会条件中，这些欲望会使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的成员，都能享受充分的快乐。傅立叶正是因为这个理念而成了社会主义者，或者说是注重社会者。他认为，目前人的激情有损于自身，因为人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人欲望的满足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欲望受挫。他视道德为一种自我克制的制度，被用作工具来限制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你争我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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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大型组织，大得足以满足傅立叶提到的所有情感；到那个时候，人的激情就不再是离心分裂的力量，而是成为向心凝聚的力量。这样的组织就是“法伦斯泰尔”。傅立叶规定，每个“法伦斯泰尔”必须有1620个成人，包括他找出的810种脾性，各有一男一女。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以诗一样的文字描绘了和谐的集体事业带来的巨大快乐，令人读来兴味盎然，但是他并未确切地说明，当性格搭配合适的数目合适的人聚集在合适的地方的时候，和谐会怎样取代混乱。关于如何建立他那著名的“法伦斯泰尔”，他对地点讲述得尤其详细——他不喜欢比利时或萨克森那样的平坦地区，认为第一批“法伦斯泰尔”需要建在气候宜人的南部欧洲，而不是阴冷的北部。然而，至于“法伦斯泰尔”的居民如何合作，他却语焉不详。据他看来，在真正进步的世界中，人们内心解放出来的欲望与精力无须思考和自制就会天衣无缝地互相契合，所以合作完全不是问题。受傅立叶与他的同代人的启发，乌托邦社区在19世纪的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有些还相当持久，它们随着在经济上实现自立，乌托邦的色彩逐渐减少，最终融入了常规的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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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关于人类历史最后8000年的幻想显然荒诞不经，难以理解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冷静严肃的思想家居然会如此受其吸引，就连马克思也不敢对其掉以轻心，只能提出更加可信的解释，说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为何会给人带来快乐。他们这些思想家不去理会傅立叶关于海水会变为柠檬水、会有六个月亮围绕地球转动、狮子会转性吃草等等匪夷所思的说法，只抓住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他提出的“劳动令人愉快”（travail attractif）的概念。曾做过推销员的傅立叶非常不喜欢商业活动；很容易以为，他提出各种心理理论，是为了把劳动变为与商业竞争型社会中的劳动恰好相反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他提倡“法伦斯泰尔”的主要论点是，人性多种多样，可以将分工推到极致，这不仅不会像亚当·斯密担心的那样，使人因不断重复给别针装针头这类简单动作而变得麻木不仁，而且会使人得到解放，在生产活动中发挥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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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的含意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郁闷，但傅立叶对他所谓的“蝴蝶”激情（papillionage）的论述对这个想法提供了出色的平衡。他指的是人对种类的多样、生活节奏的变化以及环境与职业的改变的渴望。它意味着做同样一件事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14小时工作日违背人性，也不符合人性对多样性的需要。只要建立起“法伦斯泰尔”，使那里的居民以能够满足“蝴蝶”激情的方式协同劳动，他们就将像决心征服新世界的勇士那样涌向田间和别的劳动场所，他们的生产力将巨大得惊人，他们的生活将奢侈得无可名状。马克思对傅立叶的这种言论非常恼火，他说，为交响乐作曲或写诗是真正的劳动，是严肃的事情，而傅立叶“令人愉快的劳动”的概念像是轻佻女子的想法。傅立叶在许多方面与托马斯·莫尔爵士大不相同，最明显的是他对饮食男女的热衷。他想象中的进步世界将要大力发展的一门新科学是美食学；“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和斯巴达人一样，在公共食堂用餐，但他们的精食细脍与斯巴达人的粗茶淡饭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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