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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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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廉价物并非凭空而来。导致这些廉价物出现的，是现代世界的各种观念、武力征服与商业机构相结合的激烈熔炼反应。其核心是一系列从一开始就相互交织的二元事物：社会与自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男人与女人、西方世界与其他地区、白人与非白人，以及资本家与工人。这些二元事物中的每一对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当今世界的描述与分类，实际上是对几乎所有人类生命和整个大自然进行支配，并使其变得廉价。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与自然交织在一起的一种世界——生态，这样理解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些二元事物的一半是如何深深嵌入另一半的，掌权者是如何不遗余力地守卫着它们之间清晰的界限，对那些界限的争夺又是多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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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原住民、妇女与劳动者，这并非独一无二的分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从一开始就经历并抵制那些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二元事物。甚至在资本主义初期，边疆地区就麻烦不断，马德拉群岛的自由劳工与奴工彼此交好，共同反抗。他们生活质量低劣，遭受主人与雇主鄙视，于是就起来斗争。许多原住民与劳工(从前和现在都是这样）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生态，这引起政府的反应，也导致投资人另寻新种植地与新的秩序、利润及利润榨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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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资本主义战略斗争的经验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没有卓越的成功指南伴随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指南。我们根据时代的思想提出政治主张。我们是资本主义生态的产物，因此，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对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生态通过我们形成的这种状态转变，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例如，现代人尝试解决廉价自然问题。如果你想看到笛卡儿哲学与资本主义思想以现代方式糅合在一起，你可以这样做：上网，搜索一个生态足迹计算器，并回答上面的问题。计算结果会告诉你，如果所有人以你的方式生活，那么我们将需要多少颗地球(按照美国人的生态足迹的平均值计算，我们需要4颗地球）。进步的环保主义者用生态足迹重点解释人类活动已经透支了地球承载能力。1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保主义者已经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其评估指标并非是“一个区域的人口密度，而是该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为了维持人类活动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2换言之，人口过剩是相较于环境承载力而言的。认为环境承载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该观点是在指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穷人和劳动阶级，指责他们在争取与生态足迹计算器编程人员有同样生活时会破坏未来环境。这样的马尔萨斯思维使绝望情绪不可避免，也一定会造就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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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产、消费、再生产的限制因素只能由我们身处其中的制度来确定。这种限制既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而是两者都有，由资本主义的权力、生产和自然这一生态体系将其交织在一起。个人生态足迹使我们认识到消费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3，而不是由社会强制逻辑决定的。如果你摆脱了老旧居住区，成了中产阶级，需要通勤1小时去上班，那么你的生态足迹算不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方式与曾经的英国农民一样，一旦被踢出土地，他们只能“自由”地找工作赚钱，或者“自由”地挨饿。然而更糟的是，生态足迹让我们以为地球危机的驱动因素是“人”与“消费”的聚合，而不是资本主义与帝国的系统机制。回想一下，早在13世纪，在饥荒、瘟疫、封建主义危机爆发前夕，居住在诺曼底的法国农民，假如封建领主给予他们自主权，本可以生产更多食物。今天的农民提出相似的诉求，他们有充分证据表明，与产业化农业相比，生态农业产量更高，碳排放更少。4任何一场妇女运动都是为了争取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结果之一就是生育率更低）。然而，在计算个人碳排放量的过程中，农民自主权与女权主义都不是考虑选项。生态足迹，就像现在许多环保主义概念一样，把自然与社会分离开来，这种分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别忘了我们的物证：人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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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捍卫生态足迹计算观，我们或许会问：它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地球危机、重大气候变化、物种大规模灭绝吗？不，它承认，但这些思维模式解释目前灾难性状况所用的方式，却是一贯性地、极大地低估这样一件事实：现在是过去的产物，是纠缠于生命网络中的权力、资本与阶级血腥史的产物。我们如何理解人口、自然与极限之间的关系，这才是关键。正如伯克利地理学家纳森·塞尔(Nathan Sayre)所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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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概念有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所明确提出的极限范围不存在或毫无意义——远非如此。而且，该极限几乎并不静止，无法量化，更谈不上可预控。人们可以把世界比作一艘船，却无法使其真的像一艘船。在时间与历史的抽象中，设想环境极限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化的自然界所固有的，这是把实体模型误当作实体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依附其上的理想主义、静止不变和数字表达的话，人们并不清楚承载力概念是否具有实质内容。它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理解工具，这一点清楚无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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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一些抗议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来理解在生命网络中我们的关系会如何不同，这些运动完全可以发展成后资本主义反霸权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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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他们清楚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其给自然与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改变。7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认为不但要实施生态农业，“停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8，还需要稳定的生活——要求获得贷款、粮食储存设施、社区金融服务、能源和产品推广服务，以及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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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殖民者聚居地，“黑人生活运动”组织在各方面都提出了政治诉求，从化石燃料到社区金融服务、应征入伍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赔偿要求。9残疾人权利运动组织不仅批评过小的公共空间，还批评种族、性别与阶级问题。10过去6个世纪以来，美洲土著妇女一直身处资本主义生态第一线，现在她们呼吁人们关注并揭露那种暴行。11“不再无作为”运动组织在加拿大发起抗议，在北达科他的“立岩运动”组织要求去殖民化，反对权力殖民化。阿根廷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组织“面包与玫瑰”抗议杀害妇女。提议支持气候变化退出战略的意义在于将各领域的思想者与活动家组织整合在一起，他们认为资源的彻底再分配将需要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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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边疆地区，大众不但要经历多方面问题叠加的影响，而且在抵抗的同时要发展出复杂的系统应对措施。13约翰·乔丹(JohnJordan) ——“英国收回街路”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及发起人之一，主张抵制与替代是“社会变革基因的孪生链”14。这种变革将需要资源与空间去发展。对于一场利用生命网络重塑人类关系又同时在生命网络内部重塑人类关系的阶级斗争，这里并没有什么路线图。如果资本主义生态塑造了我们，那么只有当我们反过来实施新的生产方式和彼此关怀的方式时，才能被重新塑造。这是一场重新再来、重新思考、重温我们最基本关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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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出这一努力，我们提出一些想法来补充目前正在进行的重要组织工作。这些想法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过去和现在——在一个尊重生命的社会体系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越资本新世。虽然我们可能会对曾看到的系统性变化感到绝望，但革命史就是一部认为事物无法预料、不可能发生却发生的历史。资本新世后，人类前途一片光明，可在整个星球繁荣昌盛。让我们称其为补偿生态吧！这个提法不太好解释——例如，法语里有生态损害赔偿(réparation du préjudice écologique)，即人类破坏环境之后对环境的复原。但这是一条有缺陷的道路，认为自然环境可以恢复的观点既是一种回顾式的看法，也是以原始自然的景象为基础的，而这种“原始自然”是通过种族灭绝与征服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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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雄心勃勃，要另辟蹊径，运用补偿的方式来警醒和牢记资本主义生态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与行动能力，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用不同方式与生命网络打交道的能力。强调一点，我们并不认为只能以货币形式补偿。这不是寻求损害赔偿，也不是要在这个世上找到遭受资本主义生态伤害最惨的人。有这么一个人，其唯一的错误就是生不逢时，这个人可能是深受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之害的妇女，抑或是原住民，而且，其生活又将被能看到这句话的每一个人所累积的恶劣行为弄得每况愈下。了解到这些，我们怎么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怎么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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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纲要必须包括认识、赔偿、再分配、重建以及愉悦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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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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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世界生态需要面对历史与未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将人类与自然分开的思维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现实。然而，资本主义二元标准不仅用来描述人类与整个自然，还是一套使人类与自然变得廉价的规范化操作程序。我们所要求的认识，不是个人层面的，而是系统性的、体制层面的认识。在社会组织层面上，即政府、商业机构以及社会改革组织层面，认识到人类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既必要又危险。人们研究这些社会机构，借用第4章的一个隐喻，好像它们是离水之鱼，因为人们往往不考虑研究框架中环境与环境形成的基本联系。在认识的过程中，政府恰恰背叛了他们声称认可的群体。人们只需看看现在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上演。格兰·肖恩·库特哈德的课程深谙加拿大原住民在抗争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如果想成功地过上超越政府的生活，那么与政府约定的事情就必须有限。15然而，仅仅理解资本主义生态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改变，并因此做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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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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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受苦难与赔偿金额进行计算绝非易事。寻求一项赔偿就等于假定《亡灵书》是一个会计分录，有两个条目——一个是损失金额，另一个是赔偿金额。赔偿既不容易达到，也不是最终目的。看看危地马拉的情况，戴安娜·奈尔森(Diane Nelson)所撰写的标题为《清算》的文章列出了行动指南，要求对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长期霸占危地马拉廉价香蕉市场所导致的战争以及该公司对土地改革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追责，后者导致了中情局人事巨变。奈尔森长期以来跟踪报道要求问责与赔偿事宜，最终导致对方以战争罪支付债务，用其中的一部分钱成立了植树基金。她报道了她的一个叫米格拉的线人的情况：“在霍亚瓦赫，米格拉的丈夫得到了一些赔偿金，但他并没有种树。她很愤怒，因为她丈夫把钱花在了别的女人身上，却不帮他们的小儿子去美国。”16从另一方面看，这证明赔偿毫无用处，也证明当一切都须改变时，只改变其中一件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但奈尔森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政治抗争，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粉碎这样的抗争。赔偿金的使用尽管违背了初衷，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大大好过根本没有赔偿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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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是唯一该对损害与赔偿负责的机构，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商业公司也该还债，比如，造成博帕尔惨案的陶氏化学(现在控股联碳公司）；或者像“黑人生活运动”组织所说的那样，“凡是保险柜里塞满了通过环境种族主义、奴役、食品种族隔离、住房歧视与种族化资本主义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财富”17的公司都该赔偿。然而，清算报表永远都不会平衡。原因不是生命与苦难方程式难以计算，而是因为赔偿引起关于历史的激烈争论。没有一个“元年”可以作为由于奴役、征服以及阶级战争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计算的基点。最后，理解资本主义生态所造成的全方位损害，以及对谁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构想非货币再分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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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赔偿生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前方困难重重。替代资本主义的建议深得民心，就像第1章所提到的，400多年前以女巫的罪名处决那个不知名的女人时一样，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他们遭受到了迫害，今天的环保主义者这样做时，他们也成了美国安全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18去殖民化的做法比简单的工人团结更危险，因为这更有可能奏效。19最终，它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你是如何得到的？”，或许更有煽动性的是“你想要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涉及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市场资本主义毫无关系。当然，市场决定资源分配，但我们想要的是非常不同的再分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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