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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管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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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说来现代世界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是否已走到尽头，这些问题被争论个无休无止，不仅政治哲学家们在争论，凡是对我们发觉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命运感兴趣的人都在争论。然而对于这般热烈而意义深远的争辩，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共识：被称作现代世界的某物确实存在着；它是在对抗旧制度的社会中起步的，因而是被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动起来的；最重大的推动力量包括工业对农业的胜利，城市区域的扩展，科学革命的扩散，渐增的民主化，既有能力征兵又有能力塑造民族意识的官僚制国家的发展等。也并非很有疑问的是，这些力量直至今日仍继续形塑着西方社会，引生了种种现实状况，如增广的个人自由、更大的平等、宗教多样性、社会流动性、持久的经济增长、技术活力、全球扩张以及普通百姓的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使他们选择不介入政治，在什么可以允许、什么不可允许的问题上，他们的声音仍应是最终定论。甚至宣称现代性已被后现代性接替的那些人也明白，后者只是前者的更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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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现代性加诸政治的要求，不妨想想管理像我们栖居的那样一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假如你被安排负责运营某个当代社会，由于你的王位是继承而来的，你会立即意识到你不是民选的；反之，你不得不劝说公众投票支持你，必须随时做好心理准备，若是你没有克尽厥职，他们可能倾向于另选他人。你可以像旧时的统治者那样，声称你的权威出于神授，因而你的决定应当被拜受不疑。但是你治下社会的人们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皈依不同的诸多宗教传统，他们会向你叫板，问你到底想到了哪尊神——甚或问你援神为助究竟正当与否。作为你的社会的领导人，你拥有显要的政治权力可自由支配，但你的权力不是无限的；比如你不能把威胁你的某个人一杀了之，也别指望紧抓住你拥有的不管什么权力不放。权力对你很重要，可它对其他一切人也很重要，这意味着你得与人分享很大部分权力，不论是与政府的立法机构还是与法院分享，后者有责任发现你的行动是否可视为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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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复杂性没有止步于此。你所做的无论什么事，如果它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牵掣，就将被媒体刨根问底，你越是与它们对抗，它们越可能盯上你。你统治的人不属于同一性别、种族、收入群体或地区；现如今他们反而有相当数量的人可能出生在另一个国家。纵然你大概非常成功，赢得了你的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你的国家也将面临别国的经济、军事竞争，你必须尽你所能提高它相对于别国的地位。凭借适当的政治手腕，你可以试着统治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它的多元主义、民主天性和开放性也将统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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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无情事实；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他们见过巴黎，你怎能再留他们在村庄？”现代性不可能凭主观愿望使之消失。它向新兴的世界各地的扩散可能暂缓，但永远不太可能停息。人类不能逆转它的进程，正如巫师不能起死回生一样。但是他们可以回答管理它的最佳途径问题。正是在管理现代性上自由主义尽展优势：赋予自由主义以意义的那些倾向最契合于现代世界如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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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释放出的力量之惊心动魄，一如其不可预测，这说明只有从经验中学习，展示出随世界变化而成长和发展的意愿，才会把它管理得最好。现代社会容许有着不同公益观念的人们表达他们自己，这意味着它要求在程序上意见一致以便容许实质内容上的分歧。与现代性相关联的平等压力逐渐动摇了赞同继承地位和先天差别的主张。如果说现代性把空前大权交到领导人手里，那么社会将不得不设法既依靠那一权力实现合目的的目标，又要阻止它的集中以保护个人权利。现代社会是向全世界开放的，这暗示闭关锁国的企图将始终不能得逞。至为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相信，他们栖居的这个世界是他们造就的，退回一种自然状态的任何企图，或者说服他们相信他们不过是不由他们控制的超自然力量手中的棋子，抑或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一切举措注定枉然的企图，不管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几乎不会成为他们现实决策或行动的基础。自由主义可能不曾创造现代性，但自由主义是现代性这个问题的解答。灵活性已成为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统治方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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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选择性亲和使得对它的鸣鼓而攻愈发奇怪。尽管保守主义者显示出对自由主义的敌视，可他们是最急切地援用密尔对异端思想的响亮辩护的人，那时他们发现自己身在左派主宰的大学校园里。他们讲到敬神，讲到启示优于理智，不过他们是通过引用统计数字和展开辩论来解释理由，这些劝说方法，玄妙莫测的全能上帝可能会鄙弃，但受过现代社会科学的逻辑训练的自由主义者会欣赏。人们听到他们老在抱怨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追求他们所谓的“特殊权利”，但他们常常自认为是被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压迫的受害者，他们相信后者掌握了全部主要权力机构。他们在朝时喜欢避开公平、中立的程序主义理想，但他们在野时又属于最急切地要求信守它们的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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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伯克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凶猛异常，但即便是他，也只不过是想做自由主义者而不得的人；他声称相比于他觉得左派具有的那种精英主义，他是平等之友；他批评女性主义，不是因为它坚持要求女性的选择权利，而是因为它否认女性可以选择过传统生活。并非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借自自由主义（他们爱用“内奸”的丑陋绰号玷秽他们不赞同的人，这就不是借自自由主义），而正是注入他们信念中的那股激情证明了一个事实：既然他们不再有权通过行政命令强加他们的思想，不论是好是坏，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主义和意见分歧的世界上。我们今天当然不尽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们的确尽皆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世界里，职是之故，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诘责常常等于仇恨供养着你的那个社会。如果自由主义真的如伯克所说是危险而破产的，那将根本没有现代保守主义之类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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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不是自由主义的失败使它成为现代政治中的骂人字眼，而是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不再写出开路之作，因为最重要的道路已经辟出。现代人无须知道自由、社会、权利、和平甚或平等为什么是好东西；支持它们的理由已经提出过，就算不曾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已渐渐变得习惯于和它们共处了。引导康德敢于认识或引导密尔慷慨激昂地捍卫自由的状况不复存在了，这有利于自由主义社会，尽管不大利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活力。诚然，从政治上说，自由主义者经常处于守势，但是即便他们的对手控制了比赛，他们仍然拥有着场地。他们不需惊恐在所难免的非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力，也不需对他们自身的智慧沾沾自喜。相反，他们应该深吸一口气，然后提醒自己他们的成绩很优秀了，他们的社会意义绝不会更明显了。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认知新事物，不如说是应用知之已久的事物到新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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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我们位于历史的终点。现代性不会到达一个阶段，在那里它戛然而止，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伴随物——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受到检验。约翰·杜威1934年发表了演讲《自由主义的前途》，那时大萧条尚处于早期阶段。需要政府行动以抗击经济不景气，这在他看来显而易见；他像当时几乎一切自由主义者那样断定，在如此状况下，自由表示的意思必须不止于商人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的自由。但是杜威也瞻望了大萧条之后。他认为自由主义既有文化维度也有经济维度。“只有当人们有有效的机会去参与文明的一切文化资源时，”他说，“他们才能获得人类精神和个性的完全的自由。”[43]关于文明的文化资源将被如何分配，有三个问题似乎尤其重要，一个涉及国内的自由主义，另两个涉及国外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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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虽然自由主义是最契合现代性的政治哲学，但它既非始终契合于它，亦非从现代性的严酷中挺过来的唯一政治哲学。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通过让自身顺应现代政治状况，也展示了它的社会关联性，而且虽然某些形式的当代保守主义几近于煽惑，其他形式还是提出了牵涉到自由主义与现代民主制之间并不总是融洽的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美国政治面临的某些最严峻问题——包括堕胎、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上，自由主义者认为最合宜的，不总是多数公民觉得可心合意的。自由主义最危急的国内挑战是，当自由主义的承诺缺乏公共支持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议题的保守主义立场好像是人心所归的一个时代里，它应该做什么。自由主义者常被指责有精英主义倾向，他们必须对这一指控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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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面临的国外挑战出现了两种形式。一种本质上是后自由主义的，它认为全球化削弱了自由主义的进步信念：全球化的批评者争辩说，当代资本主义远远没有让世界更具世界性，它正陷世界于形形色色的紊乱之中，如果终究还有机会节制这一初露的无政府状态的话，那些紊乱可能导致新型的威权主义。另一种从性情上说是前自由主义的，它着眼于信仰激发而成的恐怖主义。宗教激进主义是向过去的倒退而非对未来的期待，它要么会赢得对反抗意志薄弱的自由社会的战争，要么会迫使它们以自身生存为代价，质疑它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信守。但是无论哪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受到部族主义的威胁一如它受到全球主义的威胁。在最糟糕的可能剧情中，这二者双剑合璧——一个瓦解民族国家，让世上所有心怀仇恨的人彼此接触，从而为另一个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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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时间才能看清，21世纪余下年月里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是否将会严重得如同18世纪晚期催生了自由主义的那些威胁。但是认为自由主义正趋于报废的这种想法，就像边沁形容没有法律来贯彻的自然权利观念一样，是“踩着高跷的无稽之谈”。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产品了。它和我们相处的时间之长，不输于其他任何现代政治哲学，而且未来一段时间里它很可能继续和我们在一起。在所有听候我们差遣的政治世界观中，最适合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也最有机会成为最适合我们子子孙孙的那种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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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保守平民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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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末加速了现代世界创生的那些天崩地裂事件中出世以来，唯保守主义依然是对自由主义的重大挑战。不难理解何以如此。我们都知道“保守”表示什么意思。有某种东西我们很珍惜，比如核心家庭，我们的宗教，或者我国的宪法。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在那期间，它已证明它的价值所在，或是只因它的年深日久而赢得我们的尊敬。我们已有旧物，为什么还要试验新事呢？诚如堂·法布里齐奥的侄子唐克雷蒂在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小说《豹》中所言：“如果我们想保持事物现状，它们就必须改变。”但是喜爱我们的生活方式甚于陌生人的生活方式、抵制公共政策上的激进试验，或是质疑对乌托邦的承诺，都融合着既深固又可能诱人的情绪。保守主义者不管有多少别的差异（可能甚夥），有条普遍共享的信念把他们统一起来了：久经考验的安排始终应被赋予疑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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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守旧的世界里，保守主义大概是自然而然的统治哲学。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由于现代性的偶然出现，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脾性上倾向于反对现代性所代表的许多东西，保守主义者可以坚称整个现代经验是大错特错，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乡愁型保守主义带着几分确信回响起来。这种保守主义是一大思想实验：它叫我们判断我们怎样根据一种标准生活，可是我们已不再能够按照那种标准生活了。像悲观预言者的哀诉，即把教堂外的世界看作向地狱堕落的一次长征的那种传统的清教徒布道，保守主义的顽固不化给予它明显的预言性质。然而它付出的代价是有可能变得“多余”——这个词是20世纪初期《我们的敌人，国家》一书的保守主义作者艾尔伯特·杰伊·诺克用来形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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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希望影响他或她所居世界的人，我们不能预期有谁会故意选择与世无涉，所以如我们在当代自由主义的那么多批评者中所见，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在声讨现代性的某些特征时，接受挑选出来的另一些特征。那简直不能怪他们。在以缺少阶级差别自豪的社会里为阶级特权辩护，实在是难于上青天。要给等级制提出支撑理由，在人们自行决定什么理由最充分的民主时代里，可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坚持说我们需要秩序，这是一回事；但是在人们多数时候都期望从心所欲大展拳脚的时代里维持秩序却是另一回事。保守主义的精髓在于它想限制自由和平等的范围，而现代性的精髓在于扩大它们。因此保守主义者与其指责自由和平等行不通，不如宣称它们恰是他们所倡言的。在美国（如果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社会，那就是它），这正是保守主义者（少数诡怪余孽除外）一直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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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美国历史，愿意对保守主义原则做出让步的保守主义者的例子车载斗量。辉格党人自称反对杰克逊式民主，但是为了有机会击败杰克逊主义，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在迎合大众，那种方式对自我感觉是统治阶级的他们来说可不舒服。守旧牧师淡化了严格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思想，强调人人在基督里重生的平等主义潜能。南方奴隶制的辩护士告诉北方商人，说后者的雇员其实就是工资奴隶，这时他们听起来像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的孤立主义者抛弃了美国最伟大的保守主义者汉密尔顿的国际主义，因为本土主义情绪更可能为他们赢得选票。这样一些决定让保守主义活下来了，但表现为一种折中降志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者用自由的语言约束自由，用诉诸民主来保卫特权。于是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成了这种人：他鼓吹一些无法通过正当化——至少无法用保守主义的措辞正当化——的手段去实现的目标。借助此道保守主义保住了它的现实相关性，却又付出了思想不一致的颇高代价。无怪乎到20世纪中叶莱昂内尔·特里林很有名地将保守主义贬斥为“力求肖似思想的急火攻心的心智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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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保守主义者适应现代性状况的这一倾向最好可以描述成“保守平民主义”。一方面，这样的政治世界观，尽管它愿意借用自由主义语言，却仍是保守主义的，如果罗伯特·伯克的观点堪为象征的话；它不为现实的经济不平等所动，甚至在它的内心深处，认为不平等实际上有益于弱势群体，因为那迫使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失败承担责任。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是何等狭隘的看法。由于缺乏同情和怜悯，它看不到对精心建构起来的公平和社会正义观念的任何公然侮慢，而那些观念已变成西方社会所代表的东西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看问题的那些人心目中，获酬最丰厚的人得到再多一些的社会报酬，那才合乎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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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守主义者表达了他们对普通百姓道德价值的关切，但其实他们的关切是一种权术，背后是对现代社会里较不富裕者面临的常常不可思议的道德困境的漠然。保守主义者业已证明他们对依靠政府那么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对那些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人而言，政府往往是让生活状况变得公正一点的最适当机构，而这不是他们认同的目的。保守主义者可以给他们的自我描述贴上“慈悲为怀的”这个形容词，但当他们得到机会把他们的观念付诸实践时，慈悲很少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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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保守平民主义在一些关键方面还真是平民主义的。当它攻击自由主义精英时，它这么做既是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同样是因为他们的精英主义。它几乎不和科学专业知识的理念及其客观冷静的理想相往还。它的对外政策，无论是表现为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喜欢追逐现代大学，发现它是政治正确和左倾行动主义的巢穴，这让人回想起与过去的平民党人相关联的反智主义蔑视思想的长久传统。平民主义始终不是诉诸处于经济等级底层的人，而是诉诸刚好高于他们的那些人，这恰恰就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发现的其政治基础之所在。诉诸宗教，挑起国家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斗，团结在国旗下——所有这些政治策略在19世纪晚期就大显身手，正像它们在21世纪变得无所不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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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定义上说，当代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实质性地献身于自由和平等，那是保守主义者所不为的。与此同时，照性情上说，自由主义者应该警惕平民主义。诚然，老式的平民主义，比如与三届总统候选人、本可帮助贫苦农民还清债务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倡导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相联系的那些类型，是与社会正义观念同声相应的，就此而言时至今日仍吸引着左派。然而即便平民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享某些实质性内容，它在性情上也是深深地反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试图因恐惧唤起民众，而不是借希望感染民众。它被强烈引诱着将世界分割成敌和友。对于住在它那画地自限的道德天地之外的人们，它从来不怀同情。它抱着对更简单的过去的乡愁向后看，而不是前瞻更复杂的未来。虽然布莱恩本人没显示多少宗教偏执的迹象，一般的平民主义却显露无遗。它对现代世界开放性的回应是设法闭锁它，不让它认为异己的、危险的东西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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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民主义和保守主义冶于一炉，你会得到一种非常危险的混合物。如果有人像埃德蒙·柏克那样相信，在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某处有维持传统生活的“小集团”的可行性，保守平民主义则以统一之名废除了它。保守平民主义者不迎合个人，而要迎合群众：种族群体，大众舆论，集体狂热。保守主义者曾经不太成功地力图限制政府权力，保守平民主义不这样做，反而扩张政府权力，对每一种想象的私人抱怨都做出公共反应。领导阶层能够扮演约束性角色，提升普通人去追寻生活中更崇高的某种东西，这种观念已经逝去了；相反，阶级仇恨被挑动起来，强化了阶级不平等。孤立地看，埃德蒙·柏克和威廉·布莱恩代表了两种可敬的传统；混而为一，他们就是克制、理智和稳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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