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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第七章 原罪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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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的表达上，风雨晦暝、生老病死愈是无法把握，生活的不可控感也就愈强，祭祀和崇拜也就愈是程式化。而一旦生活的可控感变强了，祭祀和崇拜的程式化自然就会放松。所以，对于那些希望以宗教信仰来维护社会公平的主张者来说，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宗教信仰可以维护社会稳定，但难以追求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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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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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新约·路加福音》18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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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稣行历中很著名的一段故事，除在《路加福音》之外，同样出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这里之所以选用《路加福音》的版本，是因为在前两部福音书里，耶稣为之按手祝福的都是“小孩”，这里则指明是“婴孩”。这样咬文嚼字也许无甚必要，但为了把意思表达得更加精确一些，为了把“正义”的处境逼得更加极端一些，“婴孩”还是比“小孩子”更加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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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什么说人若不像小孩子便进不了神的国呢？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小孩子，尤其是婴孩，刚刚降临人世，还未曾受到世俗的玷污，成年人只有自净自洁，修炼出婴孩一般的无玷的心，才有资格升入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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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仪式便被一些神学家赋予了如此这般的深层含义。米尔恰·伊利亚德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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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洗礼仪式相关的进一步联系中，基督被置于与亚当相并列的位置中。在圣徒保罗的神学理论里，亚当和基督的并列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借助于洗礼，”德尔图良肯定地说，“人类恢复了与上帝相同的品性。”至于西利尔，他说：“洗礼不仅仅是从原罪中的净化，是对神的皈依，而且也是耶稣受难的象征。”洗礼时的赤裸，也同时具有一种仪式的和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这种仪式中，他们抛弃了“堕落和原罪之旧外衣，在对耶稣的模仿过程中，受洗之人脱下了他们的旧外衣，抛弃了在亚当犯原罪之后所穿上的衣服”。而且这也是一种对原初的天真无邪状态的回归，是对亚当堕落之前状态的回归。“噢，多么美好！”西利尔写道，“在万物的眼中，你是赤裸的，毫无羞愧之感。在你心中，你确实拥有亚当早期的美好，他在伊甸园全身赤裸，心地坦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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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上去，这应该是对“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一段耶稣训诫的阐释与深化，但是，仔细琢磨之下，“对原初的天真无邪状态的回归”似乎与对婴儿状态的回归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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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点罪恶吗？圣奥古斯丁写《忏悔录》检讨自己的一生，就是从婴孩时代开始检讨的。他认为任何一个哪怕仅仅出世一天的婴孩都不是纯洁无瑕的，因为他们会哭着索要有害的东西，对那些不顺从自己要求的大人们报以怨怼，还会充满忌妒地盯着一同吃奶的兄弟，“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这是无罪的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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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长大一些之后，作恶的习气像所有人一样变本加厉起来。他既不是被迫作恶，也不是无意识地作恶，而是“毫无目的，为作恶而作恶”——他偷了梨，然后胡乱拿去喂了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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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你的法律惩罚偷窃，这法律刻在人心中，连罪恶也不能把它磨灭。哪一个窃贼自愿让另一个窃贼偷他的东西？哪一个富人任凭一个迫于贫困的人偷窃？我却愿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由于需要的胁迫，而是由于缺乏正义感，厌倦正义，恶贯满盈。因为我所偷的东西，我自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并不想享受所偷的东西，不过为了欣赏偷窃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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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葡萄园的附近有一株梨树，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并不可人。我们这一批年轻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一次深夜，我们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下来，带着走了。我们带走了大批赃物，不是为了大嚼，而是拿去喂猪。虽则我们也尝了几只，但我们所以如此做，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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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心，我的天主啊，请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渊的底里，你却怜悯它，让我的心现在告诉你，当我作恶毫无目的，为作恶而作恶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我这个丑恶的灵魂，挣脱你的扶持而自趋灭亡，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耻辱本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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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就是在这样声泪俱下的忏悔中追问自己作恶的根源，可怕的答案使他的灵魂为之颤抖：作恶并不是以恶行为手段来达到什么目的，作恶本身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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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梨一类的事情在所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人在天性中就有追求恶的一面，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原罪”的无可抵赖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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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丁搞错了一点，他偷梨子的这种冲动，包括所有人同样性质的冲动，其实并不是偷窃或犯罪的冲动，不是“追求耻辱本身”的冲动，而是一种试图冲破禁忌的冲动。那么，渴望冲破的禁忌的冲动又是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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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没有任何禁忌，可以赤裸裸地表达他所能够表达的一切欲望和情绪。如果让奥古斯丁真的恢复了一颗婴儿的心，便很可能不再会发生偷梨的事情，因为他不再被任何禁忌所束缚，也就自然消弭了那种试图冲破禁忌的冲动以及由之而来的“不道德的”快感。所以他不再会“毫无目的，为作恶而作恶”，也不可能再去哀叹什么“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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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奥古斯丁的道德难题虽然解决掉了，他身边的人却不得不面对着更大的难题：如果在商店里看到美食，如果在大街上看见美女，这位有着婴儿之心的成年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一个人要抢他的奶瓶，他会不会毫不犹豫地打死这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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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期的，而这样看来，杀人、抢劫、强奸，就像婴儿吃奶一样，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罪恶，是社会的道德禁忌使之成为罪恶。除非我们像奥古斯丁一样，认为罪恶已经在婴儿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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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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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难题似乎不得不使我们期待神祇，因为若不引入神祇的话，我们对正义的寻求也许永远禁不起刨根究底的追究。不过，对神祇的引入也许并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会使问题变得简单——我们首先就会回到那个“自由意志”的两难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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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四年，武陵郡有一位叫做李娥的妇人在60岁那年因病亡故，被葬在了城外。14天之后，李娥的邻居有个叫蔡仲的，偷偷挖开了李娥的坟墓，想要盗窃陪葬的财宝。蔡仲用斧头去劈李娥的棺材，突然听见李娥在棺材里边对自己说话：“蔡仲，小心别碰到我的头！”蔡仲惊慌失措，拔脚就跑，却偏偏被县吏看到。一番审讯之后，蔡仲供认不讳，按律当判死刑，并且陈尸示众。消息传开，李娥的儿子听说母亲死而复活，便从坟墓里接出了母亲，带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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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离奇的故事并非出自认真的史料，而是晋人干宝《搜神记》里的一篇。我们当然不必深究李娥的复活是真是假，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蔡仲的罪名——在古人的观念里，盗墓的确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对盗墓者判处死刑，乃至陈尸示众，这在古人看来确属罚当其罪，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故事还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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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太守听说了李娥死而复活的消息，便召她来询问详情。李娥答道：“听说是司命召错了人，于是就要把我放还阳间。我在阴间正往回走着，不想遇到了姑表兄刘伯文，彼此不禁又惊又泣。我对他讲：‘我被错召到此，现在要被放还阳间，可我既不知道回去的路，又没力气一个人走，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同伴呢？再说从我被召来至今，已经十多天了，我的身体肯定已经被家里人下葬了，我就算回到阳间，又怎么出得了坟墓呢？’刘伯文便把我的苦处转达给了户曹，户曹回复说：‘现在武陵郡西边有个叫李黑的男人也该被放回去，可以叫他来做伴，再让李黑去找李娥的邻居蔡仲，让他去墓地把李娥挖出来。’就是这样，我才和李黑一起回到了阳间，还给刘伯文的儿子刘佗捎去了他父亲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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