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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附录一 罗尔斯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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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和谭安奎先生早前在《开放时代》对拙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提出极具启发的回应，并对我的观点做出批评。[1]我首先要衷心感谢两位的努力，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这两篇文章集中在两个大问题。第一，契约论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的位置；第二，契合论与古典目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能否有效回应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挑战。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我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就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契约论在罗尔斯的道德证成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就第二个问题，他们认为我所说的契合论要么无法回应多元主义的挑战，要么错误诠释了契合论，从而错误地以为罗尔斯接受了古典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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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应这两个质疑，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罗尔斯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提出契约论和契合论，到底要处理什么问题？只要弄清楚罗尔斯的问题意识，我相信两位作者的不少批评就会得到澄清或解答。这亦有助于许多未必熟悉罗尔斯或我的著作的读者，能够明白讨论是在怎样一个较广阔的脉络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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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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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为自己设定的哲学任务，是要寻找一组政治原则来规范社会的公平合作、决定公民应享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他称这组原则为正义原则。这组原则最重要的特点，是必须体现公平的精神，因此他称他的理论为“公平式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2]那怎么样才算公平？罗尔斯认为，这组原则必须是“在一个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有志于促进自己利益的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基本的合作条款”。[3]罗尔斯声称，因为这样的平等的契约状态是公平的，因此在这状态下所同意的原则也是公平的，这些原则包括第一条的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以及第二条的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和差异原则。[4]这是罗尔斯整个理论的重点所在，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理性、自由和平等。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构成罗尔斯理论的三只脚。以下我逐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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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罗尔斯假定人作为理性的（rational）个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追求，渴望规划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活出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这并不表示人是自利主义者，不顾道德，只懂为一己谋私利。罗尔斯要说的是，个体有自己的利益，并希望满足这些利益，这是人的自然处境，也是人们参与社会合作的初始动机。[5]这个初始动机，罗尔斯称为正义问题出现的主观条件（subjective circumstances）。这个动机使得人们对于在社会合作中应得多少资源，有极为不同甚至冲突的诉求，因此才需要正义原则来解决分配上的争议。[6]也就是说，这个动机先于正义原则而存在，并对所有原则的证成构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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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个初始动机构成的视角为“个人视角”（personal perspective）。[7]这个视角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起着几个作用。第一，它帮助我们从理性主体的角度，界定什么是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合作，以及从合作中可以得到什么。罗尔斯认为，人最重要的欲望，是要活得好；而活得好的必要条件，是可以有效实现自己理性选择的人生计划。也正因为此，我们都渴望拥有更多的社会基本有用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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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是构成人们实践理性的重要动机来源。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动机的出发点，就是去追求人的根本利益，而根本利益自然为人的行动提供理由。但我们必须留意，不能将这个动机等同于自利动机，因为人的根本利益里面，可以有不同内容，包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8]这个初始动机反映了罗尔斯一个很深的信念：正义原则的证成，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回应和容纳这个合作的初始动机，而不能将它置之不理或强压下去，因为它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正因为此，罗尔斯才特别强调正义原则必须体现某种互惠精神，而不应要求一部分人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样做不公平，因为它没考虑到每个个体都有基于正义的理由而去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权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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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视角承认和肯定了人的多元性。既然每个个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计划，社会自然呈多元之态，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宗教观，也存在着林林总总的政治社会学说。[10]这种多元性隐含了另一个重要信念：每个人都是独立分离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同时能够充分肯定这些计划对自己的重要性。我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公平的社会合作。这是罗尔斯的理论的第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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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尔斯假定参与合作的人，都是自由人。他特别强调，自由人由两种道德能力来界定。第一是人有自我反思和规划人生的能力，可以自主地建构、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第二是人有正义感的能力，因而可以自主地理解、应用和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罗尔斯进一步假定，人们有较高序的旨趣（higher-order interests）去充分发展和实践这两种道德能力。所谓较高序是指由于这些旨趣十分基本和重要，因此在人们的动机系统中，处于更高序列去规约人的思想和行动。[11]也就是说，罗尔斯肯定每个人有道德自主和个人自主的能力，并视发展这些能力为一己最高的利益。人们虽然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和价值信仰，“但他们不会视自己必然受绑于、或等同于在任何特定时间对任何特定根本利益的追求，虽然他们渴望拥有促进这些利益的权利。”[12]相反，自由人视自身为有能力去修正和改变一己终极目标的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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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发展人的自主能力？罗尔斯前后期的理论，对此有不同解释和论证。[13]早期的罗尔斯深信，人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活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体现了人作为理性能动者的本性。而人能自主地接受和服从社会合作的规则，则使得人们能够成为社会合作中的积极成员。[14]这是罗尔斯理论中的第二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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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在社会合作中，人人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由，却没有任何道德约束，那么最后得出的原则，很可能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议价能力来决定。[15]但这样的正义观不公平，因为它违反了人人平等这个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公平必须建基于平等，而平等将约束个体利益的追求。平等的要求，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就消极面言，在决定社会最根本的正义原则时，没有人应该由于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差异而影响他们的平等地位。就积极面言，只要人在最低程度上拥有上述正义感和建构美好人生观的能力，就具有相同的道德价值，并享有平等权利去决定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就此而言，平等从一开始就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影响正义原则的证成。[16]我称此为罗尔斯理论中的第三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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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三只脚，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就变得清楚：“如果我们是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体，拥有较高序的欲望去实践作为自由人的道德能力，同时有次一序的欲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计划，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原则来实现公平互惠的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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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问本身，其实已包含了罗尔斯许多对公正社会的想象。例如既然人有自主反思的能力且高度重视这些能力，那么要求活在一个基本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就是自然不过之事；既然容许人们有选择自由，那么不同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信念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社会呈现多元也是应有之义；既然这些选择是个体的理性决定，那么个体需对自己的决定负上责任，亦在情理之中。又例如既然平等界定了人的合作关系，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接受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逻辑，任何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也必须得到平等个体的合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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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罗尔斯却认为，这样的推论过于诉诸直觉，不能达到他心目中道德证成的严谨要求。所以，他为自己设下这样的挑战：如何从上述的问题意识，以严谨合理的程序，推导出一组实质的正义原则，而这组原则体现了他对公平合作的想象。他的想法是，这组原则必须能够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理性的个体一致同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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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就是他所称的著名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原初状态是个假设性契约，其最大特点就是假定人们在决定社会的正义原则时，有一层厚厚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将所有立约者的个人资料遮走，包括自然禀赋、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以及个别的人生观、宗教观等。与此同时，立约者被假定为理性自利者，只会从保障和促进一己利益的角度，策略性去考虑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才能令自己得到最多的社会基本有用物品（自由和权利、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个人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声称，在这样的状态中，立约者会采纳一种保守的“小中取大”（maximin）的博弈策略，一致选择他的两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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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原初状态，到底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其性质是什么？而立约者在无知之幕下的理性选择，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提供证成上的支持？我在书中指出，虽然罗尔斯声称他是沿用契约论的传统来证成他的原则，但“契约”这一理念本身其实在他的理论中并非不可或缺，因为“公平式的正义的证成基础并不在于理性自利者的同意，而在于规定原初状态的合理的条件上。这些条件背后的理由，才是支持得出两条原则的主要理据”。[17]原初状态的主要作用是“代表性设计”（device of representation），将罗尔斯对基于自由平等的公平社会合作的理念模塑进去，并建构出他的原则。但江绪林和谭安奎却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诠释完全错了，因为“契约”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下一节，我将回应这个质疑，并进一步将我所理解的罗尔斯的思路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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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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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契约论在罗尔斯的理论的道德证成中，具有怎样的位置？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三点。第一，我指出传统契约论中至为关键的“同意”（consent）此一行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其实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原初状态中自利者的理性选择本身，并非支持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真正理由；第三，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构想存在某些内在缺陷，而这些缺陷会弱化和模糊他的正义理论的道德吸引力。由此我将得出一个结论：原初状态并非最好的证成公平式的正义的方法。[18]我以下将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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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基于什么理由，使得我们接受罗尔斯的两条原则是公正的？这里的“我们”不是指身在无知之幕的立约者，而是指真实世界中的我们。例如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中，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差异原则，并同意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有利的时候，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才是正义的？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他的理论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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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罗尔斯不能回答说，因为人们在原初状态中实际上同意了他的原则，所以有理由接受。这是典型的契约论观点：“同意”这一行动本身，构成道德证成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罗尔斯自己说得很清楚，原初状态根本不是真实的契约，而只是假设性的理论构造，因此“同意”本身不起任何证成作用。[19]既然如此，罗尔斯的理论在什么意义上仍可称为契约论，就很成疑问。我这里并非否定原初状态在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只是强调，如果契约的规范力量不是来自人们自我意志的表达，那么假设性契约无论看上去多么吸引，也不是因为立约者的“同意”。正如罗尔斯自己说：“人们很自然会问，如果我们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同意，为何还要对得出的原则是否道德感兴趣？答案在于对原初状态的描述背后所包含的那些条件，是我们实际上接受的。”[20]也就是说，这些将原初状态塑造成公平立约环境的条件，才是支持正义原则的理据。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罗尔斯将人理解为自由平等的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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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之所以接受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出于自利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如果这样，人们在离开无知之幕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同样可以出于自利动机而不接受正义原则对他们的约束，而这不会出现任何的前后矛盾。但这显然不是罗尔斯的本意，因为他的原则是基于道德理由而得到证成，而他亦假定立约者离开无知之幕后，会有强烈的正义感去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两者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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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公平式的正义似乎有个严重的内在动机上的不一致。罗尔斯的理论，其实有三个视点。第一个视点是真实的你和我。我们有正义感，并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坚持，愿意接受他对原初状态的描述。第二个视点是原初状态中的立约者，这些立约者被假定为没有道德动机；唯一推动他们的，是用最理性的方法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他们在无知之幕下选择差异原则，纯粹是在不确定状态下的自保策略，即免得自己万一成为最弱势一群时得不到最大保障，而不是出于对最弱势者的道德关怀。第三个视点是这些立约者离开无知之幕，并根据得出的正义原则去组建一个良序的公正社会时，他们具有强烈且有效的正义感去服从正义原则的要求，同时充分认可这些原则背后的道德理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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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见到，第二个视点和第一及第三个视点的动机假设并不一样，而且互相冲突，问题是第二个视点却处在第一和第三个视点中间，并且被视为是推导出两条正义原则的主要动机。问题于是出现：到底我们接受差异原则，是因为第一个视点，还是第二个视点，抑或两者的融合？江绪林和谭安奎似乎认为，那是因为两个观点的融合，而罗尔斯本人也多番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只从第二个视点去看待他的契约观，因为自利的立约者受到无知之幕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则包含了第一个视点所代表的道德理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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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依然解决不了一个难题：只要第二个视点所代表的理性自利的动机存在，且直接导致差异原则被选择，那么被选择的理由和离开无知之幕后人们接受它的理由，是不相容的；前者出于自利，后者出于对平等的坚持。这个动机的断裂，我认为是罗尔斯理论的一个内在缺陷，因为它模糊了最后得出的正义原则，到底是出于道德考虑，还是出于个人的理性计算。罗尔斯或许会说，在无知之幕的限制下，自利者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的选择其实不可能只对自己有利。确是如此。但问题不是立约者选择了什么，而是他基于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选择。在种种外在规范性限制下的自利选择，从立约者的观点来看，依然是自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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