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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 第十一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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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服从谁、信任谁，服从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信任什么样的制度，这就是公共政治合法性。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无论是从公共道德还是从公正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我们都可以说，在我们将社会生活设想为公民社会的时候，信任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公民社会中，联系群体成员的，将不只是公众新闻、公共事件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遵守的公正法规和程序、共同认可的公共权威，还有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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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曾这样问道，人们怎么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中，但仍然“自由如初”？卢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契约”。1契约就是承诺和由此建立的人与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就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集体秩序。在卢梭那里，承诺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因为人在强迫的和不自由的条件下所作出的“承诺”是算不得真承诺的。承诺是在可以承诺也可以不承诺的情况下由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守诺体现的也是自由的精神。我因守诺而言出必行，我做某事是因为我自己对此有承诺，不是别人逼我做的。当然，在契约关系之外，还可以存在某种保证契约得到履行的强迫或惩罚制度，如法律。但是，一旦契约必须依靠外在制度的力量来实行，契约的自由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契约就此不再是承诺，而变成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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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所说的这种人本自然的承诺和信任，它们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规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非常契合。公民社会的要义是人际关系的“文明性”（civility），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的尊严和每个人在政治群体中的平等成员身份。公民社会不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群合形式，它更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互动机制。个人和集体都不是先验的概念，而是在个人和集体的互动机制中形成和改变的。自由而有尊严的人们，他们在为自己设计相互关系和集体制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必然就是卢梭所说的那种形而上意义的承诺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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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公民团结（solidarity）是一种相互认同的承诺和信任关系。这是一切公共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团结的一部分。阿伦特说，“对人，对人类人性（humanitas）的秘密信任”激活人的行为和判断。扬布洛尔（E. Young-Bruehl）对此解释道：“信任人性就是信任人热爱意义判断，热爱世界上的人和事，并在思考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有快乐可以相互交流。”只有我尊重你，把你看成同我一样重要，一样有尊严，只有我愿意与你分享行为和思想的快乐，我才会全心全意地善待你，并把你当成我自己一样来信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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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诺和自由如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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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社会生活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3吉登斯（A. Giddens）说：“信任缩短了因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排除了人的生存焦虑。若不加以控制，这些焦虑会不断对人的感情和行为造成伤害。”4只有在社会成员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一起构建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而不只是得过且过地凑合在一起。尽管一切社会群体都需要有信任机制，但具体是何种信任机制却会因不同社会而异，“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带来不同的信任形式”。5信任形式随社会形式而变化，最明显的便是从前现代社会信任向现代社会信任的转化，研究人际层面和制度层面信任机制的变化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信任机制的变化也应当成为我们研究中国信任问题，尤其是“文革”以后社会信任转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信任机制因社会变化而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信任匮乏，可以看成是信任处在一种正在转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时期，因而特别需要积极加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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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从前现代形式转化为现代形式，它的意义主要应当从它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关系来理解。现代民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相应的信任机制也应受到普遍的重视。赛列格曼（A. B. Seligman）指出，以自由、理性为特征的信任对于现代社会特别重要。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首先，“现代社会重视共识，讲究办事实效、解决问题、技术专长和协调冲突。这些和意识形态的敌我对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建立在许多信任关系网络上的……如公民与公民、家庭、自愿性组织、宗教联系、公民社团等”。其次，“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对权威和政府的最基本人际性（interpersonal）层次的信任之上”。也就是说，社会中人信任政府，那是因为他觉得代表政府的具体个人（领导或负责人）值得信任。只有具体当政者获得大多数个人的信任，政府权力才有合法性。再者，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培养和人格训练，“无论是通过教育体制，还是大众传媒，都以不断提倡（信任）价值为本”，学校从小教育学生要诚实守诺，大众传媒对这种行为作正面报道，社会各领域的制度规则排斥和惩戒不可信任者，等等，形成了整个社会中“讲究信任的‘意识形态’文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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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信任是公民群体必不可缺的公共美德。由现代社会信任构成的“基本信任网络”，它维系的是公民社会，不是以往的种族、地方、宗教或者传统群体。现代社会信任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人人生而具有的个人尊严；二是人人在政治群体中享有平等成员身份。7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原则，承诺和信任才能自由。勒米斯（C. D. Lummis）指出，由自由的承诺和信任所构成的秩序就是民主秩序。他写道：“民主秩序和其他秩序的区别就在于，那个维系民主秩序的力量，它不是国家暴力，不是意识形态教条，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不是官僚制度管理，也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在民主状态下，一国人民形成秩序，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相互信任，自然如此。人类之所以能以信任结成社会秩序，是因为人有承诺的能力。阿伦特说，人类要是不想以勉强自己或压制别人来实行统治，就必须相互承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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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的公民社会中，信任的对象是人，不是一种理论、一种原则、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主义。信任和“相信”一个事实、一种理论或原则是不同的。信任涉及的是自由的人。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它的前提是对方是自由的”。9与我结成信任关系的那个人，他可以做我想要他做的事，也可以不做，我信任他，那是在预估他本来不可预估的自由决定。他的自由全在于他未来行为的不可预估性。我可以凭我手中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强迫他为我在未来做某件事，把他未来的行为从不可预估变为确定无疑。但是我也就此不再需要对他有什么信任。我既然事先就知道他会怎么做，还要信任做什么？因此勒米斯说：“我可以指望你在可以背弃我的时候而不背弃我，这才叫信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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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任的民主理念是，在社会中作承诺的，成为信任对象的，都是普通凡人，不是圣人。公民社会是以不存在圣人为前提的社会生活秩序。勒米斯指出，圣人的行为是由神圣的原则事先早已决定了的。圣人的行为没有不可预测性。对一个圣人，我们不能在自由的意义上说，我们信任他。而且，“圣人能否在一般的意义上作承诺，也很难说”。11在生活中，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革命圣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地从一些神圣的基本原则出发。问题是，这些基本原则变了又变，改了又改，所以他们到头来并没有当成真圣人。至于那些不是圣人装圣人的，他们更是社会群体的祸害，他们不仅背弃了无数个人信任，背弃了公共信任，而且还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任何信任的信心。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就是他们不断背弃和蹂躏公共信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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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和信任必须在时间的流程中才能形成秩序。我承诺明天做某事，第二天我做了，就这事而论，我的行为对我的群体秩序有了小小贡献。承诺和守诺的反面就是随心所欲。履行诺言指的是，你在承诺一件事之后，不管这件事是否还合你的心愿，你都得去做。譬如你叫一个人给你提意见，允诺他不管说什么都不惩罚他。结果他照你的话做了，你听着不乐意，把他打个半死。你没有守诺，你打他，是因为他不能还手。如果你守了诺，守诺是否会表示你软弱呢？照你现在这样随心所欲，是否表示你强大呢？守诺是有力量，是懂得力量的真价值。只有你克制自己的力量强过你可以动用的强权的时候，你才不会随意使用那强权。承诺和信任不光涉及利益，还涉及荣誉，守诺是一件光荣的、有荣誉的事。不守诺的人就此失去荣誉，变得再不可信任。如果你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公共人物，那么，你的毁诺行为损害的不只是你个人的声誉和形象，而且是公共政治的声誉。在有的国家里，人们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肮脏的事业，这和政治人物普遍的霸道无信是分不开的。破坏公共政治也就是破坏社会群体的一般秩序。所谓秩序，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不管他握有多大的权力，凭一时心意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民主秩序（即民主制度），它的承诺和信任关系必须由普通公民自己来维持。勒米斯说，人们如果能够不屈从于惩罚性的上帝、国家、领袖和政党，自己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那就是做到了卢梭所说的“自由如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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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在信任匮缺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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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建立在普通人自由的承诺和信任上的生活秩序。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里，这都只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事实上，今天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一般人，尤其是对不相识的人，不能太信任。我们还都知道，信用纪录比较好的人一般来说比较值得信任，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所以，我们除了不信任没信用的人，即使对有信用的人，也只是有条件地信任。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任很成问题的世界里。那些大家最需要信任的人不一定是最可信任的人。人们很需要信任为他们服务的“公仆”，但是公仆并不总是把为他人服务放在第一位。人们很需要信任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但是，心不狠、手不辣往往当不成企业家。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很想信任慈爱如父的政治领袖、热心公益的商界人物、为人民服务的警察叔叔、精神导师的清流教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不能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里。这也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努力地去设想，在他们所习惯的信任形式之外，是否还可能有别的更好的信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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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颇成问题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有三种习惯性的应对方案：强作天真、犬儒处世和盲目信仰。强作天真是闭眼不见现实，硬把政治人物想象为爱民如子，把做生意说成是公平竞争，把行使警力当作秉公执法，把老师当作思想园丁，把医生护士看作白衣天使，等等。强作天真的反面就是彻底绝望，它看到的不仅是信任的危机，而且是信任的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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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处世既不同于强作天真，也不同于彻底绝望。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这虽然和彻底绝望一样有出于对现实的真实理解，但犬儒主义者并不坐以待毙。他嬉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主义是一种复合心态，我们谴责社会之恶，却又用谴责来名正言顺地加入这种社会之恶”。13犬儒主义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人，也看不起他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毫无意义，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14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那是因为它能使绝大部分的社会中人变成犬儒主义者，并由他们来协助维持和再生社会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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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应付社会信任危机的方案是盲目信仰。保持信仰原本是一种宗教性的应对方式，但却早已转化为种种世俗形式。在《旧约》中，上帝的人化形象来自他所作的承诺。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有“盟约”，上帝命令亚伯拉罕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撒，以此证明他对上帝盟誓的忠诚和信任。亚伯拉罕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因为他坚信上帝叫他所做的一切都一定是正确的。勒米斯称亚伯拉罕的信仰是一种“失败的信仰”：“如果（亚伯拉罕）真有一个为人父的信仰，那么他完全应当有信心，相信上帝不会因他不杀自己的儿子而惩罚他。如果说他与上帝有盟约，那么他与自己的儿子同样有盟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护自己的儿子）。以常理的信仰来看，亚伯拉罕应当遵守自己与儿子的盟约，有责任永远保护自己的儿子。”15亚伯拉罕背弃了他作为以撒之父的承诺。以撒在自己父亲举刀的那一刻，对任何人已不再可能有信任。整个人类的后代也从此生活在“亚伯拉罕的诅咒”之中，“我们从此生活在重轭之下，不断地向国家、向政党、向真理、向其他崇高事业牺牲我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同志”。16那些曾经不断在中国公众生活舞台上展现的政治祭祀仪式（划清界线、检举揭发、面对面批判斗争、背靠背打小报告），造成了亿万蒙受信任创伤的以撒，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从此生活在世俗化“失败的信仰”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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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深深意识到信任已不再可能的人们，他们当中还有的继续固守着信仰。对他们来说，以往遭受的失信和背弃都是对他们现今信仰的“考验”。不管他们以往蒙受什么样的不公和冤屈，他们始终相信历史会还他们一个公道。抽象的“天理”成了天威莫测的上帝的世俗化身。费尔巴哈说：“宗教是人的思想之梦。”17人赋予上帝的最好品质其实是人自己的品质：“你相信爱是一种神性，因为你自己爱；你相信上帝智慧而仁慈，因为你自己智慧，仁慈。……尽管上帝是按人的形象塑造的，但上帝却和人不一样，上帝完善而人不完善。”18那个永远可以信任的上帝，它是人按自己的愿望塑造出来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背叛和出卖，充满了冤屈和不公，人们才需要创造一个永远可以信任的、永远公正伟大的天神上帝。永远值得信任的事业、政府、人民等等，也是这样塑造出来的。这些信仰的宗教或世俗偶像可以帮助人在无望中仍然怀着希望存活下来，但它的代价是人的自我矮化和只能把希望放到遥远无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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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能信任的社会里，是一件困难而痛苦的事。能不能在强作天真、犬儒处世和盲目信仰这三种习惯方式之外设想一种更积极、对群体更有建设意义的信任呢？勒米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建议，我们不妨从保持对普通人的信心做起，因为“信心是克服绝望和摆脱犬儒主义的唯一力量”。19这种信心和信仰天威难测的宗教或世俗上帝是不同的，它要求我们拒绝充当杀子敬神的亚伯拉罕，要求我们把实实在在的人当作信任的根本对象和唯一对象。勒米斯称这是“常识民主”的开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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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保持信心，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一种每个人都能理解、能体会的信心。即使在“文革”时期人性最黑暗的时候，在人人相互出卖、杀子敬神成为一种政治美德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人也还是能在他们最亲密的亲友中找到几个可以信任的普通人。即使在周围再无一人可以信任的时候，每个人还可以信任他自己，信任死亡可以把他带出残酷的人间灾难。他还可以像《圣经》中约伯的妻子在上帝的威严面前说：“诅咒上帝，然后去死。”他也可以像加缪所说的，以“带着仇恨去死”来作为对极权统治最后的自由抵抗。那些从苦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他们是为家人、为自己支撑下来的，不是要为了日后向历史、人类或其他什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常识民主会为这些大空话感到汗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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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以信任普通人的时候，保持对他们的信心，这是一种“民主信心”，这在杜威的民主理论里有集中的体现。在杜威那里，民主化的社会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民主社会注重的是“个人”而非“个人主义”。个人理念强调人的个别性，强调个别经验的价值和个别生存的尊严，但反对把人当作孤立的原子。人的个别性首先体现为他对集体的个别贡献。第二，民主社会共同拥有的基本理念以自由与平等为最重要。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我行我素，自由指的是一种在行动中个人和群体的同步自我实现。平等不是人人相同或千人一面，平等指的是承认每个人的个别性。人人平等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由他者所代替。第三，民主生活方式形成于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渗透和共同利益。民主社会是“诸共同体的共同体”。民主是一种面向未来，而非局限于眼前的“生活方式”，“因为民主只能以经验的终结为其终结，民主的任务是不断地创造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人性的经验，那就是人人得以分享，人人都能贡献的经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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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那里，民主不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政治程序或者政权合法性依据。民主的要义也不限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有效发展。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还没有直接关怀“人的问题”。在杜威那里，民主是一种关于人的信念或信仰，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信奉民主也就是相信只要具备了适当的社会条件，所有的人都会具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和一切大信仰者一样，民主信仰者是在人还不是这么完美时相信人能够完美，在人还并不都具备某种能力时相信人能具备这种能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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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信心也可以概括为一种包含在信任中的对人的认识，“信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有时候不值得信任……信任是为应付人的不确定性才有的，因为人是自由的。信任不能把不确定变得确定。信任不是（买保险），信任只是一种判断和一种选择”。包含在民主信心中的信任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民主信心不是不加分辨地去信任每一个人，它不是一种感伤的愚蠢想法，它对人性的软弱、愚昧和丑恶有清醒的认识。知晓人性的软弱、愚昧和丑恶，仍然对人抱有信心，信心这才有分量”。民主信心是因为看到人有时不值得信任而“决意”去信任人，“没有人可以十足地证明人和自由就是这样，但也没有人可以十足地证明人和自由就不是这样”，24在没有十足证明的情况下，相信能这样，这就是信心。如果凡事都需要有了十足的证明才相信，那人类还要信心做什么？在信任普遍性匮乏的情况下，相信普通的人有能力、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信任的群体，必须基于这样一种民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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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人本自由到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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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承诺和信任以自由为本，是从人存在的自由而说的，也就是把自由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自由的人以自己的承诺来约束自己，体现了人的最本质的自由。尼采写道：“出现了一种有权利作承诺的动物——自然将人造化如此，岂不是给它自己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难题？”25人的本质自由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社会或政治自由，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不自由，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自由动物的人是绝大多数。正因如此，才见出自由问题的重大。对现实中的许多承诺和信任，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现实主义态度，那就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观察和思考的任务只是分类和描述。这是一般社会学分析的角度。还有一种是批判态度，那就是，已经存在的未必都合理，合理不合理得有评判标准，这个评判标准最终必须来自对“什么是人”问题的回答。分析性的观察和批判性评价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应当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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