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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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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构筑对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博物馆的诸种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都是为这两个目的服务的，其中的关键在于陈列。陈列是否具有说服力，这决定着博物馆能否有效地使广大群体成员（首先是博物馆参观者）接受它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秩序和积极参与想象它所设计的群体身份。从博物馆所起的这种普遍作用，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看成是当今世界上诸多普遍性体制中的一种，就像各种宗教组织、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一样。全世界的博物馆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可以称为“全球”的体制联系。到20世纪末，博物馆的全球联系网已包括三万五千多个成员。博物馆间的国际组织之外还有博物馆学这个世界普遍认可的学科，这更使得博物馆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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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全球化意义不仅在于其普遍体制，而且还在于它生动地体现着全球化特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博物馆世界性作用和地域性操作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正是当今全球化的文化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强调为普遍人类的遗产，但是其会员国所强调的则是各自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这两种说法反映的正是全球化中的普遍性和个别性间的基本关系。一方面，社会和文化有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终究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化解这一独特性。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之所以有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独一无二，而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其他社会和文化也同样看重的一些价值，因而被其他社会和文化所赏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都以“过去”和“现在”的传承来构建自己的身份特征，但支撑它的“过去”却不能不放在全世界正在共同经历的“现在”。那些被想象为个别的“过去”也就因为当今人类共同的“现在”而具有更高的普遍合理性。同样道理，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博物馆在构筑特殊生活世界秩序和群体身份时，也是从一种现刻的普遍世界秩序和人类群体身份来获得普遍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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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和生活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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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历史发展来看，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过程是和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化为人们在想象局部生活秩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全球秩序意象”，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局部生活世界秩序。提出这两种理论的分别是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和罗伯逊（R.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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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勒（M.Prosler）曾把第一种全球化理论直接运用到他对博物馆和全球化关系的研究中去。普洛斯勒把博物馆构建世界秩序的作用历史性地追溯到它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形成的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借助物品”来形成一个“实现、理解和传递”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1他指出：“这个经过五百多年而臻于完善的作用形成了当代博物馆高度一致的基本结构。正因为如此，博物馆才在全球性的思想和形象散布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2在全球化的今天，表达世界意识作用特别显见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历史博物馆。作为第三世界博物馆学重要论坛的“博物馆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这样说明博物馆的作用：博物馆必须在世界文化快速变化中加强自己的文化意识，在国际化的国家体系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性发展中，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教育作用。3博物馆的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建立在一种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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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体生活秩序的认识空间，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从欧洲向欧洲外围，再向世界其他地区（外围的外围）一波一波地逐渐实现的。15和16世纪最早的博物馆出现在欧洲当时的首都城市，如佛罗伦萨、马德里、巴黎和伦敦。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第一波全球扩展同步发展，博物馆扩展到了“欧洲的外围”。第一批非欧洲博物馆出现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北美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773年在查理城开馆，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博物馆于1821年在悉尼开馆。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博物馆于1815年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在非洲，于1825年出现于开普顿。在这一时期中，在白人殖民定居处之外建立博物馆的只有巴达维亚（Batavia，今为雅加达，1778）和加尔各答（1796/1814）。在白人殖民定居处的首批博物馆建立后，不断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才有新的博物馆出现。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一样，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英国殖民地区域：马德拉斯（Madras，1851）、勒克瑙（Lucknow，1863）、拉合尔（Lahore，1864）、班加罗尔（Bangalore，1865）、马图拉（Mathura，1874）和科伦坡（Colombo，1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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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博物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空白才逐渐得到填补。在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之外的亚洲博物馆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建立：曼谷（1874）、日本（1871，1877）、朝鲜（1908）、East Beagal（1913）、金边（1917）、乌兰巴托（1921）、喀布尔（Kabul）（1922）。非洲的第二个博物馆是在建造苏伊士运河期间于1863年建立的，其后又陆续有博物馆建立在奥兰（1884）、突尼斯（1889）、马达加斯加（1897）、罗德西亚（1901）、乌干达（1908）、肯尼亚（1909）、莫桑比克（1913）。在拉丁美洲，博物馆陆续建立在古巴（1870，1899）、哥斯达黎加（1887）、巴拿马（1903）、阿根廷（1888，1889，1895）。1905年由张謇在南通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馆就是这一波博物馆扩展中的又一个例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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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斯勒在运用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理论时，把1905年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当作一个欧洲外围之外发生的事件。然而，仅从博物馆设施的传布来理解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中国的那一波冲击还是不够的。欧洲资本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物品优势以及基于此的国力优势，强迫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博物馆以域外物品的展示来打破中国传统的封闭视界，使中国接受一个比它自己要广大得多的世界图景。用罗伯逊的话来说，博物馆的作用是改变中国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能起到当时维新人士所极为期盼的开启民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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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馆的人是徐继畲。1848年他辑著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在卷五、卷七的“普鲁士国”、“西班牙国”和“葡萄牙国”各条，都提到那里有“军工厂”和“古物库”，即这些国家的军事博物馆和历史文物馆。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博物馆是由西方人办的。1868年法国耶稣会士P.厄德（汉名韩德，又名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建亚洲文会博物院（亦称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藏品大部分为中国物品，也有东南亚地区的物品。主要藏品有鸟类、兽类、爬虫类等自然标本，另有部分古文物与美术品。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1877年后，上海格致书院建“铁嵌玻璃房”博物馆，陈列有英国科学博物馆及比利时等国捐赠的各种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物标本、绘图照相、水陆交通、天文地理、枪炮弹药、服饰等样品或模型，以供学生观摩，并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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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1885年完稿，1902年作最后修订）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也提到办“博物院……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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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忧内患的中国，博物馆成为罗伯逊所说的那种“世界政治的文化聚焦”。罗伯逊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心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在他那里，文化性的世界意象和政治性的世界秩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群体可以持有不同的世界意象（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不同的世界意象无一不是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如何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要对人们常说的世界政治采取文化聚焦”，文化聚焦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不同的群体想象什么样的“世界意象”（即世界秩序），因为“世界意象在人们决定如何追求（思想和物质）利益时起着决定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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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意象和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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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来压力下被动形成的。当英国把《中英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的时候，在一种似乎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国际关系中，中、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其实并不处在同一历史发展的水平。盖里特·贡曾指出，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制系，其中有一个“两个步骤的过程”：一是国际关系，二是现代国家体制。欧洲国家早期与非欧洲国家所签定的条约（如南京条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同时涉及了国际关系和国家体制。前者如保障外籍人士的生命、自由、财产，后者如处理涉外事务的政府制度和政府机构。综合二者便有了国家政府遵守国际外交惯例、遵守国际法原则等规定。8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从19世纪开始在国际法著作中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表述。国际法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意识使得中国得以用欧洲的外交原则和国际法来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在中国新世界意象（即国际政治秩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关系意识和国家意识其实是同时发生的。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专管外交事务的正式政府部门。总理衙门的设立被称为“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9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体制性变化，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正式放下对“番邦”的那种唯我独尊的身段，接受了与它国平等的地位。1862年设立的“同文馆”从属于总理衙门，直接为培养外交所需要的外语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总理衙门连同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形成新的“世界意象”的象征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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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意象既形成于世界政治秩序，又帮助维持世界政治秩序。欧洲列强把中国的总理衙门当作它们落实“国际协定”的工具。例如，当时的英国使臣布鲁斯（Frederick Bruce）爵士于1862年9月8日写道：“我们的政策是让（总理衙门）变得重要而有权威，敦促它处理外交问题，并在必要时惩罚那些违反条约的（中国）官员。这样，在我们的外交官威胁要将事情呈报北京（总理衙门）时，下面的官员才会害怕。”10总理衙门建立后不久，美国传教士马丁（A. P. Martin）于1864年将维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要素》（1836）译成中文，即人们所熟悉的《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成为清总理衙门的标准法律经典，而它的译者马丁则被任命为同文馆的国际法教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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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和中国双方都在新的“文明世界”秩序中各自重新定位，而“文明”标准正来自于《万国公法》。一方面，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制定所谓的“合作政策”，通过要求执行协定来对清政府共同施加外交压力，避免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以支持改良。另一方面，外交也成为中国保护自己利益的新方式。中国外交官不断以中国已严守协定为理由，不让西方列强有进一步惩罚中国的借口，并将西方国家活动限制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清政府派员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清政府也参与了一些国际间的多边和平协定，参加了万国邮联和国际农业组织。从1878年起，清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世界性的国家法律改革和订立组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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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看上去于19世纪末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已经有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注重文化意义的民族意识远过于政治意义的国家观念。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胜利后才有所改变。民国初期的共和宪政理想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这种民族国家观念是罗伯逊全球化理论所阐述的一个主要议题。罗伯逊强调，全球化的形成，其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成为具有世界普遍人类基本生活秩序的形式。罗伯逊着重强调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它们按顺序分别是：一、民族国家社会；二、由这些社会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三、个人；四、人类。罗伯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不仅有身份范围间的联系，而且还有历史发展的联系。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将民族国家视为人的特别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和一种关于“人”的特定观念，即“个人”是“公民”，同步发展而成的。真正形成现代国家概念的条件是，相对独立的以“权利”和“义务”为标志的“个人”是民族国家的成员。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中，个人的局部忠诚（对家族、地方群体、朋党）理应服从于一种更高的忠诚，那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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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民族国家获得普遍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特定生活方式”。14由于普通人获得了具有全球意义的民族国家平等公民身份，人类的总体共同性才获得了像在日内瓦或海牙国际公约中的那种全球性表述。今天我们说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正是以这样的平等人类观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形式在每个具体的国家中有自己个别的特征。这正是罗伯逊的全球理论所强调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会合”（conjunctions）。罗伯逊从公民权利和义务着眼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理想模式，实现这一理想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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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将民族与国家区分开来。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下，民族和国家虽然获得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这二者仍然各具领域，并不完全契合。这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发生民族主义问题和其他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体上说，国家的基础是法律和权力，而共同的民族意识则要靠许多复杂的因素来维系，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成为民族生活的外在保障，而民族生活则构成国家的实质内涵，这样两者才能融合为一体。但事实上，至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自清末民初以来，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一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构思，一是构想一个保障全民族成员的国家（公共政治的共和宪政），一是构想一个共同民族（公共文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本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构想在中国长期处在分离的状态中。当后一种构想单方面发展的时候，它虽能为现有的统治权力提供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但未必就等于这个国家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已经同样获得了国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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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性民族国家并非“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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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博物馆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构想现代国家群体身份的文化设施，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建造博物馆的设想，是否也可以从构想现代国家群体来理解其意义呢？有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例如，杨志刚将博物馆在当今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社会中应具有的公共政治意义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原先对博物馆的构想。杨志刚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博物馆设想有公共政治意义。康、梁为建立博物馆所标举的理由是启迪民智，而民智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公共精神”：在康有为构筑的理想社会“太平世”里，各级行政组织都须建立博物馆，以供人们观览、学习。对此，杨志刚的结论是：“康有为重视博物馆建设，与其憧憬和追求‘平等公共’之理想密切相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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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观来看，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设定群体范围）的理解其实是颇可商榷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共和立宪理论应当说是同步形成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分为十部：《入世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书中以理想主义的笔调描绘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美妙蓝图。梁启超概括其庞杂内容为如下十余条：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皆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荣。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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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所设想的平等公共“大同世界”其实并不是今天全球基本群体模式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它潜在破坏的对象恰恰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族国家。康有为的理想世界要求人去国、去种、去家、去产，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这种世界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世界主义一样（世界政府下的世界公民、全球市场中的顾客、人类社会中的个人、全世界利益一致的无产者等），它本身就是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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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在19世纪末提出在中国建造博物馆设施，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寻求变法之道的中国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知识和学习教育、社会制度。博物馆固然可以让中国人明白世界天下之大，但它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知识手段，尚未与构建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这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物品收藏仅仅是一种百科全书式观照一样。这在后面还要谈到。由于在中国博物馆是一种由西方引进的概念和设施，康、梁时期博物馆观念相对滞后于西方博物馆阶段发展。这本身就印证了华勒斯坦关于全球化一波波冲击逐渐由西方向外围延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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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博物馆提供何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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