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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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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下半叶，摩洛哥、伊朗、埃塞俄比亚、利比亚、阿富汗、沙特阿拉伯、柬埔寨、尼泊尔、科威特、泰国等国家的传统君主，都在竭力对付现代化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都陷入了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动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君主无不关切的问题是：难道他只能是自己成就的牺牲品吗？他能摆脱成功与生存二者不可兼得的难题吗？广而言之，从创制新政所要求的权力集中过渡到同化社会集团所需要的权力扩展，能否找到某些办法，使其间发生的破坏尽量减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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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涉及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的战略供君主选择。他可以尝试削弱或结束君主权威的作用，逐步扶植起一个将权力委诸人民、政党和国会的现代化立宪君主制。或者，他可以自觉地将君主的权威和人民的权威结合在该同一政体之中。再或者，君主制可以作为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权威来源保留下来，并尽量减少政治意识扩大而施于政体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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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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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立宪君主政体中，国王统而不治，权威来自人民通过选举、政党和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愿。为什么今世尚存的君主亲政政体不能（如果君主立意这样做的话）和平地转变为现代统而不治的君主政体呢？在理论上，这应该是可能的。但是那些20世纪尚存的传统君主政体，几乎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权。仅有的例外就是阿富汗和摩洛哥两国。阿富汗的部落多元制长期以来就一直支持分权；而摩洛哥的殖民地经历使统治者有了与政党相处的经验，这在君主亲政制度中是独一无二的。从绝对君主制向民选政权——其政府对国会负责，国王统而不治——的直接和平转变，尚无历史先例。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转变涉及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或者需要通过革命。当今世界上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几乎都是从封建的而不是集权的传统政体中发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曾说：“君主享有的特权领域越小，其权威越能持久而不受侵害。”例如在日本，天皇自古就是合法性的本源，但他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统治。从幕府制到明治寡头制，从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政权到30年代的军政府政权，这样一系列权力更迭，都能通过天皇的认可取得合法地位。只要天皇不试图自己实行统治，君主的正统性不但不会与人民、政党和议会的权威争雄，反而会加强后者的权威。门德尔（Mendel）曾指出：“日本天皇在使民众领导人相对顺利接班方面的象征性权力，怎么估价也不算太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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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的另一种选择，就是传统的亲政君主为维持其实际的统治权而放弃他的正统君主头衔。1955年西哈努克退位，将柬埔寨王位转让给乃父。随后他组织起一个政党，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重新回到政府充任总理。1960年其父去世后登基，君主立宪制正式延续下去。但宪法修改了，规定需有一个经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旋当选充任该职。这样，西哈努克以一种与英国贵族相似的方式，使传统的精英统治适应了人民合法性的形式，保存了旧统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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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常见的嬗变却是从君主亲政制向寡头君主制的转变，而不是从君主亲政制向议会君主制的转变。君主的合法性虽然维持着，但实际统治权已从君主转到官僚精英手里。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起义即属此类，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军政府就以苏丹的名义行使实权。1932年革命将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有限君主制。一个由军人控制的寡头政权以泰王的名义统治着该国，而寡头政权中的各个集团通过极其有限的、通常是不流血的政变周期性地轮流执政。这种寡头政权与土耳其青年党人建立的政权一样使先前的政治参与有所扩大。然而，它没有建立起任何机构去同化更多的社会集团。泰国目前仍没有一种可扩张的政治体制。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制的那类事件似乎还会在将来发生，但那就将是革命推翻军人寡头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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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君主行使权威越是强有力，将这种权威转变到另一种机构就越困难。不能想象，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他曾竭力集中权力，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强行改革——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自愿去充当摆设而没有实权。他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对于国家的秩序、统一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似乎其臣民就会迷失方向。据说曾有人问伊朗国王，为什么他没有当立宪君主。他回答说：“当伊朗人像瑞典人那样行事时，我就会像瑞典国王那样做了。”[39] 任何一个厉行现代化的君主都可能具有同样强烈的父亲般的情感。此外，政体和社会本身也期待权威性的君主统治。如果统治受到削弱，则可能发生派系争权，并会出现各种暧昧的合法原则。取代君主合法地位和君主统治的政权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殊难逆料。这种忧虑会在许多阻碍变革的团体中形成强大的情感力量。如果王权不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共同体联合起来呢？在极端的特例中，共同体的存在或许完全依赖君主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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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出于上述缘故，君主的生老病死这类偶然事件可能会有利于君主亲政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因为此类事件表明，君临一切对于政治稳定并非必不可少。适时出现一个疯君、幼主或花花公子，能够在维持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乔治三世的癫狂症（如所传非虚）对英国政体的演进实乃一大幸事。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较为顺当，正因为明治天皇“复位”之时年方十五。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有限君主制也得益于国王巴差提勃（Prajadhipok）不勤朝政，治国无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1932年革命并在3年后逊位，将王位传给了在瑞士读书的16岁的太子。如果穆罕默德国王和哈桑二世（Hassan Ⅱ）在其子嗣成年之前逊位或辞世，那么伊朗和摩洛哥的亲政君主向统而不治的君主的转变本来是会容易些的。埃塞俄比亚现在的王储是一个颇为软弱而随和的人，据称他表示愿意在继承王位后将实行有限的立宪君主式的统治。然而也有传闻说他急于重振20世纪50年代一度减缓了的改革。一旦登上王位，他将不得不在消极无为和积极行动之间作出抉择，前者具有潜在的政治上的好处，后者符合社会的迫切需要。他本人和其他国家的几乎是普遍的经验表明，后一种选择可能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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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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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才能扩大政治体制的权力使它能被承受呢？有何理由不能将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来，将这两个独立的权力来源在一个政体中的竞争共存关系加以制度化呢？这样一种妥协或许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在德意志帝国，这种妥协的确持续了半个世纪。但二者的这种关系将一直是难处的。来自于此种制度内部的压力会迫使君主要么变为仅仅是一种摆设，要么试图限制政治体制的扩张，而这样就会触发如1965年发生于希腊的那种宪政危机。实际上，在战后大多数传统的君主国内，其他权力机构是软弱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少数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传统的君主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立法机构。但一般而言，它们都是王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如果它们有时确实试图独行其是或坚持它们自己的权威，那也往往表现为阻挠君主的改革建议。在伊朗，自1906年颁布宪法以来，国会作为一个机构，就一直在活动。因其过于活跃而又保守，以致1961年阿米尼坚持以解散国会作为他出任总理的条件。阿米尼评论说：“眼下，议会是伊朗人尚难接受的奢侈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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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君权与民权的和平共处制度化，一个经常遇到的难题是总理及其内阁与国王和国会之间这种一仆二主的关系。实际上，在战后所有君主亲政政体中，总理仍然主要是对国王而不是对国会负责。在伊朗，总理不能是国会议员，阿富汗1964年宪法也有类似规定。如果总理无视王权而图自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冲突。伊朗国王十分谨慎地限制多数总理的行动自由，随时罢黜那些露出培植其他支持力量之迹象的总理。当某位总理自行其是之时（如摩萨台），就会导致一场宪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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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传统的君主政体中，政党是软弱的，甚至根本不存在。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都不存在政党。在尼泊尔和泰国，政党已被取缔。对大多数君主政体来说，缺乏殖民地经历，也就缺少组织民众运动和政党的一个主要动因。在那些受制于殖民主义的君主国（如摩洛哥和布干达），君主政体本身就充当了政党的替代物或竞争者，成为民族主义情感的集聚中心。在那些存在政党的君主政体中，政党通常也不过是国会中的小集团而已，缺乏有影响、有组织的群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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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君主权威和现代权威相结合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发生在摩洛哥。部分是得益于其殖民地经历，摩洛哥发展起了远比其他亲政君主国更为强大的政党。在1956年独立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是独立党。该党始建于1943年，并曾辅助君主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事实上，正如一政治领袖所写的，摩洛哥的制度既不是“传统的、封建的绝对君主制”，也不是国王仅具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而是“一种基于伊斯兰教支持，国王个人负责的绝对君主制的变种”。[41] 然而，政党和王室双方的权力要求，必然使一个对双方负责的内阁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扎特曼（Zartman）曾简洁地概述了摩洛哥面临的这一问题，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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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两届国务会议中，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Ⅴ）试图建立一个由独立派领袖领导的全国统一政府。两届内阁皆因无视政党的要求和具体国情而倒台了。第三届政府中的某些成员及第四届政府的所有成员是作为无党派技术专家选出的，这在逻辑上符合当时的准伊斯兰教总理（quasivizirial）制。然而在一个像摩洛哥这样的年轻国家里，每个人及每个事物都具有政治色彩，不存在无党派的技术专家。政府既对国王负责又对党派团体负责，既有总理制特征，又有部长制特征，陷于四分五裂。因此这届政府也垮台了。因为它不对可掣肘政府的政治集团负责，这些政治集团也不受国务会议的集体责任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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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国王要求能更多地过问政务这一因素的刺激，政府也自会出于名分的需要而争取稳定，采取纯粹的总理制或是纯粹的部长制。党派趋势必有助于向后一种制度方向的发展，但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穆罕默德五世统治之下的最后一届政府及其在穆罕默德五世死后的延续和哈桑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是总理制，其成员分别由国王委任，各自单独对国王负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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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也可以设法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并将民众的支持制度化，使他继续得以积极执掌国政。1961年穆罕默德五世死后，新国王哈桑二世为使政权进一步向宪政的方向迈进，乃于1962年颁布了一部宪法。1963年5月，根据这一宪法举行了选举，主要参加者有在这时已变得保守的独立党，左派社会主义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一个实际上是国王朋友所组建的党——保卫立宪制阵线。国王原指望阵线会获得有效多数，但实际上该党在国会全部144席中仅得69席。在美国，广泛的国是共识使总统可以与由反对党甚至是由与他的政策主张相左的人所控制的国会共事。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议题往往较为尖锐，敌对情绪也就较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两方对立的合法性原则此时已闹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致使统治陷于停顿。哈桑乃于1965年6月关闭议会，决定亲政。他当时说，国会已被“徒劳无益的辩论所瘫痪”，议会政府加速了政治体制的衰退，因此“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43] 将君主统治和议会政府相结合的这次努力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国王将愈来愈依赖官僚体制和保安部队，甚至成了它们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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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的政党和君主亲政制结合起来的努力，在伊朗也同样是不成功的。从历史上来看，伊朗政党比摩洛哥政党要软弱得多。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人民党和民族阵线确曾发展起了足够的实力和感召力去阻止国王干涉国会，并在1953年向君主制存在本身发起了挑战。待王位较为稳固以后，国王开始向政党发难，以防它们羽翼丰满之后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在50年代后期，他发动建立了自己的“两党制”，一个为执政党，一个为反对党，后者由国王的政治密友所领导。在1960年的选举中，国王竭力推举同情其纲领的候选人。然而由于保守势力与国王作对，反对君主制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再度抬头。于是国王不得不以腐化和反动势力操纵选举为借口宣布选举无效。1963年4月，国王通过实际上直接圈定候选人的办法终于组成了一届能够支持他的国会。当有人对这一明显违背民主程序的做法提出质疑时，据传他回答说：“怎么，难道这种由指定的办法（即他的办法）组成的国会，不比政客为私利而组成的国会更好些吗？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地主的议会和参议院。”[44] 这样，在伊朗，君主使议会和政党向他臣服，而在摩洛哥，君主中止了议会和政党并取而代之。两个国家都未能把一个积极的亲政君主和积极的独立政党结合起来。自主的国会反对君主的改革，而自主的政党则危及君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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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君主亲政政体的主要趋势，是重新确立君主权。然而如前所述，1954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汗成功地将王室重新树立为权威的中心，1963年哈桑二世在摩洛哥也如法炮制。1950年在尼泊尔，特里布文（Tribhuvan）国王推翻了一向充任总理的拉纳（Ranas）家族。在1959年，他的继承人马亨德拉（Mahendra）国王尝试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并准许进行选举。尼泊尔大会党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把君主和议会权威结合起来的这次尝试，仅持续了18个月。1960年12月发生宫廷政变，国王中止了宪法，取缔了尼泊尔大会党，监禁了总理和其他政治领袖，重新确立了王室的直接统治。[45] 1963年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像尼泊尔的特里布文一样，罢黜了一位铁腕总理，确立了他自己的统治权威。但他还是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建立一个立宪政权。同样，1964年不丹国王在与该国的第一大家族进行一番较量之后，独揽了全国大权。即便是希腊也在1965年经历了一场总理（他享有基础广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与君主的权力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至少暂时算是获胜了。虽然这些事件逆转了先前的分权趋势，但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埃塞俄比亚，亲政君主都未表现出放松权力或接受其他合法权力本源的迹象。现代化的政治压力似乎使上述两种途径都不是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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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在现代化之中的君主国家，要想在政治机构和合法权力本源方面产生重大变化，前景实属渺茫。那么，撇开这种根本性变革之外，君主政体适应现代化世界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究竟又有多大？君主亲政制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莫斯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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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前后夹攻。改革必然侵害地主、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拒不允许公共参与统治则又难免招致自由派的怨愤。亚历山大的统治将改革与镇压兼施并用，然而这样做也未能取悦任何一个重要阶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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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怎样才能应付这个难题，同时仍能维持其权威呢？他也许可以安抚自由派，将他们请进政府；他可以讨好保守派，在改革方面打退堂鼓；他还可以坚持改革并加强压制措施，以便粉碎来自自由和保守两方面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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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而官僚的君主制的一个现代性方面，就是它为个人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理论上，大多数这类君主国家能使出身卑微的人才通过官僚制的阶梯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在实践上许多君主国家也的确有这种情况。难道传统君主制的这种能力就不足以提供一种手段来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向上进取的人士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君主确实是这样做的。委任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担任官职乃改革之所需，也是君主减少其依赖官僚体制中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的费萨尔和阿富汗的查希尔，在历史上首次任命了由平民控制的内阁，来维护国王自己的权威，以反对传统的贵族顽固派。（具有博士学位者在阿富汗的一任内阁中占据半数，这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在伊朗，1963年选举之后，有一大批精力充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专家被引进了哈桑·阿里·曼苏尔（Hassan Ali Mansur）领导的政府。1945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皇帝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包括旧贵族（他们被授予荣誉官职）、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技术专家。[47] 无疑，这些任命使那些本来可能会反对君主制的人，放弃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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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前进，传统君主制通过吸收个人参政以缓和不满情绪的能力就会减弱。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制度就不能吸收1955年以后开始出现的大批新知识分子。在私人企业无法提供大批就业机会，而向私人企业谋职又遭蔑视的这种传统观念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机构因财政和设置的限制根本就无法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这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于是，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成了关键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王国。此外，虽然有些官运亨通者会与为之提供晋升机会的制度完全认同，但另一些人可能仍然对该制度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在所有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常会见到，官员是现代化的、进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原想从制度内部推动改革，又不愿放弃他供职的制度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很难保持良心上的平衡。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知识分子不无伤感地说：“为官之吉凶甘苦，使我们一直碌碌无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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