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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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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力夺社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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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治现代化，没有比军人干预政治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和司空见惯了。军人政府和军事政变、军人反叛和军人政权一直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绵延不断的现象，中东亦大体如此。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南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也是在军人统治之下。60年代中期，加纳、达荷美、刚果（利）、中非共和国、上沃尔特和尼日利亚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此前阿尔及利亚、多哥、苏丹和刚果（布）等国家业已发生政变，凡此种种完全暴露出所谓非洲或许能避免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军人专制经历的希望和论点是无稽之谈。无论在哪一块大陆或哪一个国家，军人干预明显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提出了两个问题供我们进行分析。第一，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政治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军人干预带给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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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干预成风本身就表明，对其存在原因的通常解释缺乏说服力。例如，有人争辩说，美国军事援助是促使军队倾向于卷入政治的重要因素。据说，这种援助怂恿军队的政治独立性，给予军队以额外的权力、额外的影响以及更大的胃口，从而使他们采取行动反对文职政治领导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点可能有部分的道理。由于扩大和加强了军方的力量，军事援助计划可能会使政治体制的输入和输出机构缺乏平衡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然而若把军事干预的起因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军援，那它确实是无辜的。接受了美国军事援助后发生军事政变的大部分国家在它们成为慷慨大方的五角大楼的受惠者之前，军事政变的频发率是一样的。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美国军事援助和军人卷入政治之间有相应关系。还必须指出，相反的假设也同样是与事实不符的。许多人曾经抱着希望，认为经过列文沃思（Leavenworth）[1] 的深造、英美式的文官驾驭武将的原则熏陶及和职业化的美国军官相交往便会减少外国军事干预的趋势，这种希望已成泡影。接受过美、苏、英、法军事援助和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都干预过政治。同样，接受过美、苏、英、法的军事援助或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援助的军队也都回避过对政治的干预。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本身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中性的。它们既不怂恿也不减弱军官们插手政治的意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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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从军队的内部结构或从事干预的军官们的社会背景作为主要线索来解释军队干政同样是虚妄的。例如，莫里斯·雅诺威茨（Morris Janowitz）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的特点”中去寻找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并且试图将干预政治的军官们的意向和能力与他们的“为公效命的气质”，他们那种“将干练和勇武集于一身”的技能结构，他们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社会出身及他们的内聚力等方面因素联系起来。[3] 有些迹象能证明这种联系，但也另有迹象不能证明这种联系。有些干政的军官系出于为公效命的崇高动机，另一些人却明显是出于私利。在管理、魅力、技术和政治各方面都有一手的军官有的干预过政治，有的却回避政治。同样，出身于各种社会阶级的军官都曾在不同时期领导过政变。内聚力强的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未必就比团结性较差的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要大。相反，政治干预和军队派性是如此之密切相关，以致几乎不可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个新兴的国家，军方系统的何种特质会促使它卷入国内政治？”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是方向性的错误。因为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所反映的不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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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队本身去解释军事干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军人干政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连贯性和适应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直接插手全局政治。具备政治性军队的国家也同样会具备政治性的牧师、政治性的大学、政治性的官僚、政治性的工会和政治性的法人团体。整个社会控制失调，何止军队。所有这些特定的团体都热衷于政治，不仅热衷于牵涉到它们特殊的利益或组织的政治问题，还插手于全局政治问题，插手于牵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每一个社会里，军人都为了提高薪俸和扩充军事力量而干政，即使在像美国和苏联这样政治制度的国家里，尽管具有文官绝对控制军队的体系，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发达国家里，军队关心的不仅仅是薪俸和擢升，虽然这些确实也是他们所关切的，他们还关心整个政治体系中权力和地位的分配。他们的目标是普遍而分散的，又是有限而具体的。其他社会团体也是如此。校官和将军，学生和教授，穆斯林阿訇和佛家僧侣，全都直接卷入全局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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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说，所谓腐化就是指在政治领域内干预财富。所谓普力夺社会，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而教权主义就是宗教领袖参与政治。而眼下还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儿来描述学生的广泛参与政治。然而，所有这些术语指的都是一种现象的不同侧面，即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化。为了简明起见，这里使用的“普力夺”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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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现代化国家社会制度的学术分析无不强调所论制度的高度政治化问题。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军队的研究，自然也就集中在这些国家中的军队在政治上充当的活跃角色与比较先进国家的军队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这一点上。对工会的研究就着重渲染作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劳工运动特征的“政治工团主义”。研究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大学，则强调教师和学生对政治的积极介入。研究宗教组织的则强调政教分离仍然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5] 各种类型的著述家都着眼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与他们自己特定领域有关的社会团体，多少都将之和其他的社会团体割裂开来，同时，他们也都或明或暗地强调他们所研究的那一种团体广泛地介入政治。显然，这种介入不单单只是军队或其他任何某一种社会团体的癖好，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致使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同样也就是劳工、商人、学生、牧师卷入政治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的结构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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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在普力夺社会，这些团体之所以更加“政治化”，乃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在普力夺制度下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在一个制度化的政体中，大多数政治活动家对于解决政治争端所使用的程序，亦即对于官职的分配和政策的抉择，有同样的看法。官职可能通过选举、继承、考试、抽签等办法来分配，或者通过把这些方法和别的什么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政策上的争议可以通过上下级行文、请愿、听证和上诉等途径来解决，可以通过多数选票、协商一致或其他办法来解决。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总会有个一致的看法，并且各个参与政治角逐的团体都承认它们有义务只使用这些办法。事实上西方立宪民主国家和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这样的。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同样是五花八门。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由于缺乏公认的程序，政坛上发生诸如此类的直接行动是司空见惯的。和其他团体相比，进行军事干预，其手段更有戏剧性和有效性，因为这正如霍布斯所言，“没人叫其他牌时，梅花也能当王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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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衙门众多，授权有限。控制整个体系的权威是短命的，政治机构的软弱意味着权威和官职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因此，对一个头头或团体来说，为寻求权威而作出重大让步没有什么激励。个人在政治上的变化只是当他在社会团体之间改换门庭时，而不是当他将自己原来对小团体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种政治机构的效忠时，才被迫发生。故而，“出卖”就是普力夺社会的家常便饭。在制度化社会里，政治家在攀登权威阶梯的过程中，把对社会团体的忠诚扩大到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在普力夺社会里成功的政治家不过是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此而已。此类政客最极端的例子是，蛊惑民心的煽动家一朝跳出来，可能会组织起一大批乌合之众，威胁到富人和贵族的既得利益，接着就被选入官府，继而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另一种不太极端的例子是攀登财富和权力阶梯的分子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被其利益比他们原先效忠的社会势力所代表的利益要狭窄得多的社会团体所溶解和俘获。在制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迁到顶层使一个人眼界开阔，而在普力夺社会升迁到顶层反而使个人变得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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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与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在寡头统治水平上，政治行为体们即使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也具有相对的同质性。共同体仍是社会关联以及政治行动的产物。然而，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政坛上的行为体就越来越多，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结果，在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社会里，冲突越来越激烈，而在群众的普力夺社会里，冲突就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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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力夺的一切阶段里，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在普力夺寡头统治社会里，政治就是个人和家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政治就是各小圈子之间的斗争加上制度性和职业团体之间的斗争，在群众普力夺社会里，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主宰一切。各种社会势力的规模、力量和差异性的扩大使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令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里，新兴团体参与政治体系会缓和紧张形势，通过参与，新兴团体被政治秩序所同化，比如英国扩大选举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新兴团体的参与不是缓和而是恶化这种紧张形势。新兴团体的参与使得政治行动中采用的对策和手段变得光怪陆离，从而促使政体分裂。新兴团体动员起来了，然而没有被同化。不列颠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迪斯累里（Disraeli）的一分为二的英国融合为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同样一分为二的阿根廷，却使双方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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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随着参与的扩大，持久性随之降低。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群众普力夺政府体制或者是通过极权政党的夺权而被改造，犹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或者较倾向传统的社会精英试图通过独裁途径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犹如在阿根廷。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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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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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普力夺政府主宰过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统治并没有促进地方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独立战争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Mors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首”[7] ，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极为专制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章法无法生根。这就使得拉美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制度软弱而低劣，无从使社会现代化。于是，在处于政治参与扩大时期的国家里，政治运动一直带有“人人有份、利益均沾”的格调，犹如工团主义和法人团体那样。甚至在20世纪的加勒比、中美洲、南美洲西部国家和巴拉圭等地仍然存在寡头普力夺政府。在中东地区也普遍如此，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权瓦解之后，英法两国只部分地或间接地取代了统治权，其余地区就形成了合法权威真空，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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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制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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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演变而来的。此种政治体制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制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制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秩序演变到激进的普力夺秩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制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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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普力夺体制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西方殖民主义削弱了甚至常常彻底摧毁了当地原有的政治制度。即使在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它也破坏了合法性的传统源泉，因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显然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脸色行事。殖民主义的反对派通常在当地上层或次等上层集团的后裔中形成，此等人士强烈信奉现代价值，他们的观点、职业和功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那一套。由于殖民帝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军事优势，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在伦敦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中了民族独立和民众政府，并试图发展群众组织以使之成为现实。只要殖民政权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它就常常会阻止政治组织的建立，然后它也常常会仓猝地结束它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反对建立政治组织，后来又匆匆忙忙准备让殖民地人民实行民族独立，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地上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各种政治组织之前，民族独立就来临了。甚至在那些于争取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群众卷入的地方，这种斗争赖以立足的社会动员水平仍然常常是很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并不足以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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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独立之后，人数不多、现代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所面临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光怪陆离的、无组织的且仍然是高度传统的旧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和19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何其相似乃尔。在拉美，欧洲人后裔试图强行推行一种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制机构。在非洲，上层人物也试图强行推行一种同样不适合他们社会的群众制度。在这两地，政治权威衰朽了，制度枯萎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变成一纸空文；非洲的一党之国变成无党之国。制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人统治来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相当持久的寡头普力夺统治时期。在非洲，较弱的社会分层和历史时机的差异造就了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这样，摇笔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领导了“突破”。这些人然后又被中产阶级的军官们撵下台，因为他们缺乏持续的动员政治支持和组织政治力量的后劲，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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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从绝对君主专制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像索摩查（Somoza）或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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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与大学生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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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8] 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政变的把戏。1958年推翻努里·赛义德（Nuries Said）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治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而随着君主制的结束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布，努里·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产阶级分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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