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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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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政变就其本身而言，只改变领导权，可能还改变政策；起义或造反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独立战争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反对外来政治共同体统治的斗争，它未必在这两个共同体的任何一方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更。本章所指的“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著名的革命有法国的、中国的、墨西哥的、俄国的和古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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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罕见的。大多数社会从未经历过革命，许多历史时代在进入现代以前亦不知革命为何物。在广义上，革命正如弗里德里克所说，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加、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伟大文明，经历过叛乱、起义和朝代更替。但是，这些皆没有“构成任何类似西方‘伟大’革命的东西”。[1] 古代帝国的兴衰，希腊城邦从寡头政治到民主政体的来回变更，只是政治暴力的实例，而不是社会革命。较确切地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所以，革命对于西方的传统社会，就像对其他地方的传统社会一样，不为世人所知。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去做。为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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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的先驱是英国17世纪的革命。那次革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伟大的事业要做，即为我们开创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人世，而大业总有大敌”[3] 。他们的言词带有宗教气息，但他们的目的和效果却是极端现代的。通过立法行动，人们将再造社会。在18世纪，这种形象就世俗化了。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革命意识。它“打开了现代意识；并使人们认识到，革命是一种事实；伟大的革命可能发生在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社会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发现革命学说在自觉地发展以期待革命的到来，同时，一般来说，在有意识地控制制度这个问题上，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也扩展开来了”[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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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与其他的暴力和动荡形式一样，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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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牵涉到政治意识扩展到新的社会集团并动员这些集团进入政治。政治发展涉及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以便吸引和安排这些新集团，并促进社会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融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起来。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秩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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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对于不同的革命，这三者之间的顺序和关系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两种基本类型是可辨的。在“西方”类型中，旧政权的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接着就是新的集团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然后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东方”类型则与之相反，首先是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创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后再猛烈地推翻旧秩序的政治制度。法国、俄国、墨西哥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皆属西方类型；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越南革命和其他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斗争近似东方类型。大体说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进的顺序，在西方型革命中要比在东方型革命中来得明显。就后者而言，三个阶段多多少少趋向于同时发生。不管怎样，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在顺序上确实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政治动员在西方型革命中是旧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它则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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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型革命的第一步是旧政权的瓦解。因此，对革命原因的学术分析通常着眼于旧政权之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分析的假定是，旧政权的权威一旦瓦解，革命的进程就会不可逆转地形成。但事实上，继许多旧政权垮台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全面革命。旧政权崩溃的原因未必足以触发一场重大革命。法国1789年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大变动，而1830年和1848年的事件却未能如此。继清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之后，爆发了伟大的革命；而在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奥斯曼和恺加王朝垮台之后，却并没有爆发革命。1952年在玻利维亚及1958年在古巴，传统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后，主要的革命势力倾巢而出。1952年埃及和1958年伊拉克传统君主制的瓦解，导致了新的社会精英掌握政权，却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结构。1960年韩国李承晚政权垮台，本来可能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端，但是，革命终未发生。在上述列举的所有例子中，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存在于倒台后未发生革命的旧政权之下，正像它们存在于倒台后发生革命的旧政权之下。旧政权——权力虽集中但却微弱的传统的君主政体和传统的独裁统治——一直在不断地垮台。但在其崩溃之后，发生一场重大革命的却不多见。可见，产生革命的因素，正如能在旧政权覆亡之前的条件中找到一样，亦可能在旧政权瓦解后的条件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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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型”革命中，反叛团体无需采取多少公开行动去推翻旧政权。如佩蒂（Pettee）所说：“革命不是以强大的新生力量向国家发动进攻为起点，而是以几乎所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国民对政府的继续存在的突然否决为开端的。”政权瓦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权威的消失。“革命者突然成了舞台上众人注视的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得胜的谋反者那副骑着马在广场上耀武扬威的气派，而倒像一群胆怯的孩子探头探脑地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嘀咕着里边到底有什么。”[5] 革命是否发展得起来，取决于进入这所空房子的集团的数量和性质。如果在旧政权消失之后，现存的各派社会势力力量悬殊，那么，最强大的那股社会势力或几股势力的联合就能够填补真空并重建政权。这时，政治参与的扩大相对来说是很有限的。每个旧政权瓦解之后，免不了要发生骚动、示威，而原先沉默的或受压迫的集团也要投入政治领域。如果一股新生社会势力（如1952年在埃及）或几股社会势力联合起来（如1918—1919年在德国）能迅速地掌牢国家机器，特别是掌牢那些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强制性机关，那它就很可能镇住那些意在动员新生力量进入政治的更具革命性的分子（如穆斯林兄弟会、斯巴达克派分子），从而得以防止出现真正的革命局面。旧政权瓦解之后，权力的集中或分散是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旧政权业已垮台的社会，社会的传统性越弱，跃跃欲试而又有能力问政的集团越多，则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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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旧政权崩溃之后，没有哪一个集团已经准备好而且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章法，那么，众多的集团和社会势力就将为权力而角逐。这种角逐又导致争相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从而使革命升级。各个政治领袖集团都企图确立自己的权威，到头来，要么建立起比对手更广阔的民众支持基础，要么就成为对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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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旧政权垮台之后，会有三种类型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起初，如布林顿和其他学者已指出的，温和派（克伦斯基、马德罗［Madero］、孙中山）一般得以掌权。他们的典型做法是企图建立某种自由的民主宪政国家。同样典型的是，他们还会将这种做法描述为恢复早先的宪政秩序。例如，马德罗想恢复1856年宪法；自由派的青年土耳其党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这些领袖中很少有人能使自己适应后来革命进程的急遽发展。在更多的场合下，温和派仍然温和，终被撵下台去。他们的失败正是因为不能处理政治动员问题。一方面，他们缺少魄力和果断来阻止动员新集团投入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激进主义精神来领导这种对新集团的动员。如果选择前者，就势必要去集中权力。而如果选择后者，则势必要去扩展权力。自由派既不能也不愿选择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他们要么会被能够集中权力的反革命派赶下台，要么就会被能够扩展权力的更极端的革命派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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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的革命形势下，常常得到国外支援的反革命派，总是企图阻止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且企图重建一个权力虽微弱但却集中的政治秩序。科尔尼洛夫（Kornilov）、袁世凯、韦尔塔（Huerta），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礼萨·汗和穆斯塔法·基马尔等人，在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政权、罗曼诺夫王朝、清王朝、恺加王朝和奥斯曼王朝崩溃之后，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如这些实例所示，反革命派几乎必然是军人。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除武力之外别无其他的韦尔塔和科尔尼洛夫，在革命的激进化和更多的社会集团被动员进政治的局势面前，只好败北。袁世凯和礼萨·汗都试图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更有生气的传统统治体系。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旧王朝已经衰朽并崩溃了；外国势力公开地竞相干涉其内政，并准备对其进行瓜分；军阀横行，政府失控；稳定的主要希望似乎就寄托在衰朽王朝末朝建立的新式军队的指挥官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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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而礼萨·汗·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却成功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波斯相比较，前者的政治动员更为深入。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已充分发展，足以支持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波斯则没有这种情况。在波斯，较低水平的社会动员使传统的政治形式得以注入新的活力。确实，礼萨·汗在某种意义上别无其他选择：据说他渴求在伊朗建立一个基马尔式的共和国，但有鉴于反对废除正统的传统形式的力量很强大，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部分由于低水平的社会动员，礼萨·汗得以和波斯的民族主义相认同。他成了波斯摆脱俄国和英国影响的象征。而中国的袁世凯显然未能对日本1915年的二十一条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步失棋使他在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当中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丧失了制衡军阀割据势力的必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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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革命派是革命形势下的第三个重要政治集团。由于意识形态上和策略上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促使新的群众投入政治，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随着既存制度的崩溃以及吸收各集团参政并将它们纳入政治秩序的一套程序不复存在，极端分子较之对手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比较愿意动员更多的集团投入政治。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被推上政治舞台时，革命便随之变得更加激进。由于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农民是最庞大的社会势力，最激烈的革命领袖当然也就是那些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对农民和其他下层集团的吸引力可能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吸引力还会由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来加以补充。这一过程将导致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并为新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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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型革命中，旧政权象征性的或实际上的倒台都具有确切的日期：1789年7月14日，1911年10月10日，1911年5月25日，1917年3月15日。这些日期标志着革命进程和动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的开端，因为新的社会精英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他们求助于越来越广泛的民众。由于这种竞争，一个集团最终确立起它的统治地位，并且或者通过武力或者通过发展出新型的政治制度来重建社会秩序。而东方型革命则相反，旧政权是现代的，且有较大的权力和正统性。因此，它不会轻易垮台和留下权力真空，所以必须被推翻。西方型革命的显著特点是在旧政权覆亡之后会出现一个无政府或无国家时期。在此期间，温和派、反革命派和激进派都为权力而你争我夺。东方型革命的显著特点是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期。在此期间，革命者在扩大政治参与，扩大他们的统治制度的范围和权力，而与此同时政府则在另外的地区和时间里继续施行其统治。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在各革命集团之间展开；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斗争则在一个革命集团与既存秩序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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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对制度和参与的双重关注而论，西方型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既存政治制度的瓦解、参与的扩大和新制度的创立这样三个阶段。布林顿曾对此作过较为详尽的阐发。他指出，革命由旧秩序的瓦解发展而来，经过革命的蜜月时期，依次出现温和派统治、反革命派的攻势、激进派的崛起、恐怖统治和道德统治，最后是“热月党人”统治。[6] 东方型革命的模式则完全不同。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被革命的精英同时坚持着；旧政权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标志着革命斗争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西方型革命中，革命者首先在首都夺取政权，然后逐渐将其控制扩展到外省。而在东方型革命中，革命者却从国家的中心和城市地区撤离，在偏僻地区建立根据地，通过恐怖和宣传手段争取获得农民的支持，慢慢扩大其权力范围，并使其军事行动水平从个人恐怖性偷袭逐渐上升为游击战、运动战和正规战。最后，他们能在战场上击败政府军队。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是占领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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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型革命中，人们能给定标志着革命斗争开始的旧政权垮台的确切日期，却无法确定这场斗争的结束时间。在某种意义上，革命随着一个集团逐步确立其压倒一切的主宰地位和重新恢复社会秩序而逐渐消失。东方型革命则相反。在革命开始之际，各地小股的叛党袭击乡村头目、国家官员和巡警，所以革命发生的具体日期无法加以确定。叛乱的起源迷失在丛林和深山的掩蔽之中，另一方面，革命进程的终结则可从革命者占领首都并最终夺权的象征日期或实际日期来加以准确界定，如1949年1月31日，195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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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型革命中，革命者从攻取首都开始，向外扩张，夺取对农村的控制。在东方型革命中，他们在偏僻的农村打响战争，向中心推进，最后夺取对首都的控制。因此，在西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发生于革命者在首都夺取权力之后，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流血战斗则发生在革命者夺取首都之前。在一场西方型革命中，夺取中枢机构和权力象征通常十分迅速。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很小的和非法的阴谋集团，其大多数领导人不是在西伯利亚，就是在流亡之中。而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已成为俄国主要的（虽非毋庸争辩的）政治统治者了。“你知道，”列宁对托洛斯基（Trotsky）说，“从被迫害和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7] 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则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不得不进行漫长的战斗，从1927年撤退到农村，其后经历了令人胆寒的江西苦战、精疲力竭的长征、抗日战争、与国民党的内战，直到最后胜利进入北京，整整历时二十二年，方才艰难而缓慢地夺取了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令人眩晕”的东西。在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对广大地区和众多百姓实行了有效的政治领导。这是一个政府在企图以牺牲另一个政府来扩大自己权威的过程，而不是一伙密谋者在企图推翻一个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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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东西方革命模式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乃是东西方革命前政权的性质不同。通常，西方型革命攻击的目标是以专制君主为首或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所控制的高度传统化的政权。当该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之时，当该政权未能同化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精英分子之时，当产生政权领导人的统治阶级失去了道义上的自信和愿望去进行统治之时，革命就会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型革命把最初中产阶级的“城市突破”和农民的“绿色起义”缩短为一次震动性的革命过程。相反，东方型革命则以至少是部分现代化了的政权为其进攻目标。这种政权可能是本国政府，它已经吸收了某些现代化的和富有活力的中产阶级分子，且有新式强人在领导，他们如果没有政治手腕，至少也会利用残酷的手段来苟延残喘；或许，这种政权是殖民地政府，宗主国的财富和权势使得当地殖民政府好似在传统的政治权威与军事力量各个方面都能表现出压倒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取胜是不可能的。城市的革命者只有经过长期的农村暴动，才能打出一条通向政权的道路。作如是观，西方型革命从软弱的传统政权中产生，东方型革命则从狭隘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权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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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型革命中，主要斗争一般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展开，而在东方型革命中，这种斗争则在革命者与政府之间进行。西方型革命在旧政权瓦解到政治参与扩大和激进派获得政权这段时期内，温和派能够不牢靠地暂时掌权。而在东方型革命中，温和派软弱得多，他们在权威地位上难以立足，而随着革命的进展，他们就被政府或革命分子所击溃，或者由于社会势力的两极化而被迫加入这一方或另一方。在西方型革命中，恐怖活动发生在革命后期，它是激进派掌权之后主要用以对付温和派及与他们抗争的其他革命集团的武器。东方型革命则相反，恐怖标志着革命斗争第一阶段的开始。当革命者力量弱小、尚不成气候时，就用这种恐怖手段来说服或胁迫农民支持自己，恫吓低级官吏。在东方模式中，革命运动变得越强大，它对恐怖主义的依赖就越趋于减少。在西方模式中，传统精英分子的统治意志和能力的丧失构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在东方模式中，这种现象发生在最后阶段，是对立的精英分子向现政权发动革命战争的结果。所以，在西方革命斗争初期逃亡国外的人数达到顶峰，而在东方模式中，这种现象则发生在斗争终结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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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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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说，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制度结构之外广泛而迅猛地扩大。因而，它的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会产生。以此而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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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许多致力于鉴别革命原因的研究着重强调其社会和心理上的根源。这样，他们就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可能性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因素。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立宪的或共产主义的。之所以如此，道理十分简单：它们已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与政治的精英分子的一套程序。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不是发生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国（法国、中国、俄国），就是发生在其基础狭窄的军事独裁国家（墨西哥、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古巴），或者发生在殖民统治国家（越南、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政治体系都很少显示出有扩大权力和为新的集团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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