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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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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动机导致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强调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但革命这个概念并非是共产党人发现的，早在共产党人出现很久之前就有了现代化的革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对法国大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其后又据俄国和中国革命经验加以修订出来的东西。没有几个传统政权是被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的，共产党的成就倒是其在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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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现代世界而又丧失了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传统的权威制度的社会，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他的追随者们详尽发挥了这个理论和实践，将新集团进入政治的动员工作和新型政治组织的创立和制度化二者加以配套。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共产党人才一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并由此而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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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只是部分取决于这些体制建立的方式。14个共产主义政府中的6个（苏联、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越、古巴）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社会和民族革命而取得权力的。其他8国（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的体制则主要是由外国（即苏联）势力强加于它们的。共产主义的正统性在后一类国家中，明显地比在前一类国家中弱，因为那里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认同性差。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确实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就像在东欧国家有时发生的那样。比起通过“革命”上台的6个共产主义体制来，8个通过“占领”上台的共产主义体制的稳定性差。但是，通过与本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主动认同，通过反对外国控制以坚持民族独立（如同罗马尼亚和朝鲜在6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些靠“占领”上台的政权也很有可能克服他们在初期所遇到的麻烦。在这方面，“占领”政权确实受到较大的压力去这么做，而“革命”政权则可能放手与外国结盟甚至屈从于外国而不觉得有损于本国的民族独立，或有损于它们本身作为民族利益发言人的地位。此外，与大部分其他处于同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治体制相比，上述这两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表现出高水准的政治稳定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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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力量并不寓于它的经济学说之中——这种经济学说早已老掉了牙，也不在于它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它敌不过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传统观点，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看作是顶峰，在马克思以前有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先驱，在马克思之后，有像考茨基（Kautsky）、伯恩斯坦（Bernstein）、卢森堡（Luxemburg）、列宁这样的门徒和阐释者。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看，这种观点是十分不准确的，实际上，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只不过是列宁的先驱而已。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马克思倒立起来。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却是政党。马克思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不可能发展出一门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因为他不承认政治是一个自主的活动领域，也不认为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阶级秩序之上的。然而列宁却把政治制度即党提高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势力之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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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获得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革命意识是理论洞见的产物，革命运动是政治组织的产物。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必须是“创造一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 ”[67] 。这个组织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并树立起更宽广的政治意识。具有潜在革命性的社会势力成员的忠心必须超脱出对这些社会势力眼前利益的关注，这些阶级必须获得“全面发展的阶级意识”，并且“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 方面”。[68] 列宁一贯强调必须获得真正的革命政治意识，以区别于有限的、眼前的“工会”或经济意识，说明他认识到政治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和需要，政治目标是超越经济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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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革命组织可以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但革命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69] 。党员的标准就从马克思的身份检验（阶级背景）变成了列宁的成就检验（革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员的特征就是它的无阶级性。他们献身于党，而不是任何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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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演变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理论，列宁的理论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在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和中国，夺取了权力，但列宁的理论却能解释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为夺取政权所需要的列宁主义的党并不一定依赖任何特定的社会势力的联合。列宁主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毛泽东则表明，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就像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支由具有政治表达能力的领袖们按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并且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吸收其高层领导成员。”当托洛茨基说“阶级决定而不是党决定”时，他是错误的。[70] 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党确实必须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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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中的一切阶级中去 ，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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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号召力从无产阶级扩大到社会其他集团，另一方面则强调党作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这两者应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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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就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列宁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麦迪逊找寻到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代议制政府制度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列宁则在党对所有社会势力具有的至上地位中找到了他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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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政治组织，即党，就成为至善，抑或最终目的，它本身的需要压倒了个别领袖、党员和社会集团的需要。对列宁来说，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也不属于阶级：忠诚属于党。党是最高的道义源泉，党性是最高的忠诚，党的纪律是最高的裁决。如果需要，所有别的集团和个人利益必须牺牲自己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党归根到底总是对的，”托洛茨基在被指责犯了错误时这么说，“因为党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解决其根本问题的唯一工具……一个人只有与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开创其他能使正确的东西变为现实的道路”。[72] 在列宁主义中，党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被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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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攻击组织，列宁却对之颂扬备至。这确实是一个怪现象。他说：“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他还说：“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73] 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反映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实践中，并在后来的共产党领袖的思想中得到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就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里，对组织的强调已成为共产党运动区别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标志。正如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所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运动都表现出“它们有能力激起受到它们鼓动的人民的巨大反响。但是在有关政治行动的一个根本机制上，民族主义者比起共产主义者来就显得格外软弱而外行。这个机制就是组织。”从20世纪最初十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到60年代印度支那的越共，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力量源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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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概念为处理动员和制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供了自觉而明确的答案。共产党人积极试图扩大政治参与。同时，他们又是德·托克维尔关于处理“相互关系艺术”这门学问在当代最用功和最认真的学生。他们的特长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对他们来说，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只有两种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说，“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75] 党起初是一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相当程度革命觉悟的人的集团。它逐渐扩大，因为它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和参加。外围组织和掩护团体提供了一种组织阶梯，以便逐步动员并培训那些能在适当时候正式入党的人。如果政治斗争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动员便以地盘为基础逐步进行，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发生变化，从敌方控制区变为争夺区，再变为游击区，直至成为共产党根据地。这是一种选择性动员的理论，如果让那些尚未达到一定革命觉悟水平的群众卷入政治，就会有利于反动派。列宁警告说，“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力求由下至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76] 而布尔什维克却“力求由上层出发，坚持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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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坚持那种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国家就没有政治制度的那种自主性存在。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但革命者的组织具有自主性存在，因而也就是一种更高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的从属性与党的自主性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最初是为在野党制定的。然而，对于执政党，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界定，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至少也是同等有效的。党是由政治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对于群众它是自主的，但又和群众保持着联系。党提供意志和方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通过一套传送带——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苏维埃等——来系统地和群众保持联系。国家机器仅仅是党的行政附属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78] 西方学者把斯大林这段著名的话看作是斯大林为其后不久建立的残酷专政所发出的预警并使其合法化。但是这亦未尝不可看作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关于政治优先和布尔什维克政治现实主义论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政府依靠政治制度而非社会势力来进行治理，党在统治而不是阶级在统治：专政必须是党的专政，即使借阶级为名也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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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列宁显然无视于50年来西欧和北美的历史明证，即那里的政治体制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拒绝承认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美德，而此种政治美德到共产党手里换了一个形式，他就称之为职业革命组织的本质。列宁之无视于这些正好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与最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并不相干，以及为什么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取得成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增加和贫穷化理论与西方的经济发展不侔，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已把共产党的阶级吸引力限制在社会上的少数人乃至最终日趋衰微的阶层当中。列宁关于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也被西方的政治发展所推翻，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限制了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力，因为现存制度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因为没有一个像存在于欧洲那样的无产阶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毫不相干。但因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政治制度，这就使列宁主义在这些地区特别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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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努力拓宽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政治化，而19世纪的欧洲政治改革家亦曾努力扩大并调整他们的政治制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共同之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贵族在接受不受财产和出身支配的国会、官僚机构和军官团方面，并不比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接受一个不受无产阶级直接利益支配的政党方面，来得更加心甘情愿一点。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力图创造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大自主性的政治制度的势力，至少能够获得局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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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的方法和公共秩序的基石。就像前面所提过的，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17世纪绝对君主制理论在20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信徒把国王神圣化，20世纪的现代化信徒则把党神圣化。但对于现代化来说，党是比绝对君主制更为灵活和范围更广的制度，它不仅能集中权力而且也能扩大权力。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有市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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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有其市场，中国就是最佳的例子。无疑，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后来，当中国当年的领导人放弃列宁理论而转向托洛茨基那一套，使党的利益屈从于不断革命的利益时，新中国的政府才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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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妨举出两个国家，用对比的方法，来看看列宁模式的有效性。这就是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里都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即列宁模式和替代模式。不同模式下的人民及其背景是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体相仿，在地理位置上都是南北接壤。就经济而言，双方孰优孰劣，尚难定论。朝鲜由于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所以经济起步比韩国来得快。在因动乱而发生强烈震撼以前，南越在经济上比北越进展得更迅速。如果着眼于经济，究竟实行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实行共产主义好，大有争论的余地，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政治而言，不管怎么看，朝鲜和北越在政治发展方面是先行了一步，并获得了韩国尤其是南越望尘莫及的政治稳定。这不仅是指胡志明和金日成久在其位，而且是指制度性的稳定，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稳定。这也使人们相信，一旦胡志明和金日成在舞台上消失，这两个国家都不至重蹈李承晚和吴庭艳去职后的覆辙，而发生政治动乱和暴力行为。朝鲜和韩国、北越和南越在政治经历上的差异不能归因于不同的文化或经济发展方面的明显差异。人们也不能简单地以朝鲜和北越的政治稳定就是其政治专政的另一副面孔这样的遁词来搪塞。吴庭艳在南越确实建立了政治独裁，李承晚在韩国也曾竭力这样做，但谁也没有获得政治稳定。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异，不是独裁与民主的差异。差异在于一边的政治体制有良好的组织、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复杂的；另一边的政权则是不稳定的、四分五裂的、基础狭隘的，而且是个人专断的。这是一种政治制度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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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l J. Friedrich，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McGraw-Hill，1963），p.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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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Viking，1963），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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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hen Marshall，1641，quoted in Michael Walzer，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 xiv. 沃尔泽（Walzer）对清教徒的现代化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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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orge S. Pettee，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1938），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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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rge S. Pettee，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1938），pp.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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