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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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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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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人口的大多数——通常又是相当大的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远比农村人口增长来得快，这多半是由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所致。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就形成了一种差距。城市变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不断起来反对现存政治制度，而政府的稳定则依赖于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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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此种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新人的产物。政党领袖通常来自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那样，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党员骨干“似乎多半选自城市中的机关职员、店主、专业人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28] 。但是，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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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按照塞杜·库亚特（Seydou Kougate）的话说，理想的政党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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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组织已变成将农民和市民铸为一体的大熔炉。它把前者从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克服后者对乡巴佬的鄙夷倨傲，实现民族团结并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样，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各阶层的人们也才能汇集成一股洪流，奔向共同的政治目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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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理想的障碍多得不可胜数。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在心理上或政治上，城市的政党领袖常常无法到农村去寻求支持。如果他们真打算脚踏实地这样去干的话，那就可能不得不彻底地修正或抑制自己的现代价值标准和目标，而采取能吸引农村的较为保守的姿态。随着传统集团的政治意识的增长，政党领袖们就不得不在现代性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合。对一个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及其领导人的适应性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看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了赢得农村的支持而做出必要的让步。经得起这种试验的就证明是强有力的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成功的政党诞生在城市而成熟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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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政党体制提出沟通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桥梁。在一党制国家，具有现代化思想的精英分子通常试图多方控制农民，并且只有当农民接受了他们的现代化价值标准时才准其参与政治活动。如果农民仍然保持既消极而又落后的状态，一党制的政治领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地区的改革上。实际上这正是基马尔所为。[30] 苏联的领袖们在20年代对农村也奉行了一种比较克制的袖手旁观的政策，做法虽有差异，但目的相似。但到达某个阶段，为了保持稳定，就是一党制国家也必须正视并解决农村的政治参与问题。苏联试图按照城市的形象来改造农村，摧毁其传统生活方式，并通过集体化和把共产党组织扩展到整个农村的办法来强迫农民接受现代观念，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致很少有别的国家仿效过它。在土耳其情况则不同，对农民的同化牵涉到消除一党专制并允许立意现代化的精英分子内部的派系竞争扩大到这个圈子之外。结果，土耳其对农民的政治同化远比俄国的做法对农民有利。一般来说，比起一党垄断制，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现代化进程较为缓慢，但其政治同化过程却较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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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的场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一个政府要想享几天太平，就必须以农村为坚强后盾。如果政府不能赢得农村的支持，那就国无宁日。结果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形成了城市和农村投票模式的重大差异。对执政党——如果有个执政党的话——的支持来自农村，而对反对党的支持则来自城市。这一模式在各个大陆都屡见不鲜。在印度，国大党力量的源泉主要来自农村，而无论左翼或右翼反对党都在城市更为强大。在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主要依靠对农村的号召力，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却得不到多少支持。1958年该党获得全国选票的49％，但在加拉加斯才得到11％；1962年，尽管它控制着中央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但在首都的22名市议员中却只占一席。在1963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在农村地区名列第一，但在加拉加斯却屈居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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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尽管政权几次易手，类似的城市反对派格局却一如既往。整个50年代，李承晚的自由党通过公平的或者卑劣的手段，一直控制着农村，而处于反对地位的民主党则受到城市的青睐。1956年民主党候选人凭借城市的选票而当选为副总统。1958年民主党从全国5个最大城市中获得了23个议席，而自由党在这些选区却仅获得5席。首都的16个席位中反对党囊括了15个；在大邱和仁川这两个重要城市中，自由党候选人无一获选。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写道：“到李氏统治末期，逮捕、威胁、买通和监视皆未能阻止城市中统一反政府共识的形成。”[31] 60年代的朴正熙政府在台上时，故态复萌，局势丝毫未改。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将军靠农村的支持才勉强获胜，但城市选民的大多数都是坚定的反对派，其中首都的反对党就赢得了14个议席中的12个。朴正熙政权在第一任的4年当中一直被吵嚷不息并不时诉诸暴力的反对派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个反对派就在其眼皮底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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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独立之后的历次选举也显示出类似的城市反对政府的局面。农村选举一般都是由政府和反对党平分秋色，而城市选票的75％却属于反对党。正因双方都无法在乡村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支持基础，城市选票多就使反对党占据了上风。执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次总统选举中输掉了4次。[32] 土耳其的情形也多少有些类似，20世纪40年代晚期反对党民主党也是在城市中强大而在农村中弱小。但1950年它从共和人民党手中赢得了一半农村选票，于是就把共和人民党赶下了台。在以后的选举中，民主党在农村形成了广泛的号召力，一直到60年代农村仍是民主党及其继承者正义党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反之，共和人民党在失去农村的支持以后，却在城市中干得颇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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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选举也几乎没有二致。以1951年的旁遮普大选为例，穆斯林联盟在该省议会中所获席位几近75％，但仅勉强获得拉合尔市议席的半数。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阿尤布·汗获得了63％的选票，真纳小姐（Miss Jinnah）获得36％，阿尤布席卷了全国16个选区中的13个，真纳小姐在吉大港、达卡、卡拉奇三个有大城市的选区领先。当时一位评论员写道：“这次选举实际上表明，城市一般是追随真纳小姐，而阿尤布对农村的控制则是毋庸置疑的。”[33] 在1963年摩洛哥大选中，反对党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拿下了城市，执政党则赢得了农村。1964年，萨尔瓦多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人当上了圣萨尔瓦多市市长并获得14个议席，这些议席主要在城镇地区；而执政党民族统一党却以相当大的优势席卷了农村地区，获得32个议席。在1966年多米尼加大选中，布施以60％选票的优势在圣多明各获胜，但巴拉格尔（Balaguer）却在首都以外地区获得62％的选票，从而当选总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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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选举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农村和城市的投票倾向有着明显的分歧；政党和候选人在农村强，在城市就弱，反之亦然。第二，在农村强大的政党通常能控制着中央政府，并能建立起以高度的政治稳定为特征的政权。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农村的稳定支持，某种程度的动荡就在所难免。在某些情况下，城市造反可能会颠覆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府，但总的来说，受到农村支持的政府假如不能削弱或铲除城市中的顽固反对派的话，也有把握顶住它。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清晰的政党区分的国家，城市反对派也会以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举如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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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地区〔贝鲁特〕不少人对选举政治嗤之以鼻。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在农村地区倒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在那里这个制度与传统的组织很相似……看起来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好像比首都人民更全面地与现存政治制度融为一体了，而首都人民政治的潜能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令人捉摸不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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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那些选举过程意义不大的国家中，尽管农村支持而城市反对的对垒没有在选票类型上明确地显示出来，但这种对垒也还是不争的事实。在伊朗，德黑兰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反对派的老巢，现政权的命根子就维系在农村的默认上。甚至在南越，吴庭艳总统在1961年竞选连任，尽管他囊括农村的绝大多数选票，但在西贡他却只获得了48％的选票。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曾这样发问过：“有哪一个非洲国家总统在他的首都获得过多数人的支持？”[36] 几星期后的事实证明，他本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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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的鸿沟可以被有意识地动员并组织农村的革命党人或军人精英分子所填平。但对农村广大群众的政治同化也可由政党和政党体制来完成，其途径或是通过民族主义政党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或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对农民支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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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族主义斗争实现农村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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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很少能够或无需去争取农村支持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把农民动员到它们自己的一边。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实现了广泛的农村政治动员的两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和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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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民族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由出身上层、受过英国教育、彻底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圈子扩展成为一个受到广大中间阶层和小城镇支持的民众性运动。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人物当然是甘地，他用传统语言重新阐发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以适合群众的胃口。用鲁道夫（Rudolphs）的话来说：“人民民族主义是甘地的一大创造。他改造了20年代以前的那些驯服的成员经过精心挑选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它的阶级基础，变换了它的思想内涵。”甘地以前的民族主义者是“新教育制度的产物，是穿西服、讲英语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产物，他们绝大多数出身高级种姓和新职业者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的“号召对象是城市而不是农村，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不是文盲。他们忽视乡村，乡村也忽视他们”。1920年以后在甘地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彻底改观。老的西方式的领袖被“有着较为传统的文化背景、常常出身于较低贱种姓或职业的”和来自“市镇或乡村的领袖们所取代”。这些人“很少甚至从未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尊重传统方式，“对现代性的一套持怀疑观点……甘地的号召力，他的语言、风格和方法给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精神，一种能够唤起那些仍然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新精神”。印度民族主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民众运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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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也经历过一个多少与印度相类似的演化过程。在那儿，从自由民族主义到人民民族主义的转变无法在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即宪政党的构架内进行，于是该党就在20世纪30年代被新宪政党所取代。新党在突尼斯形成了与甘地在印度所采取的相同的号召民众的方式。新党的缔造者们深入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就像在印度那样，他们在群众中发掘出大批新的领导干才。与旧宪政党不同，新党从小城镇和乡村中吸收党的骨干和支持者。“尽管一些突尼斯古老家族的子弟也加入了新宪政党，但该党多数领导人都是所谓庶民，其最可靠的突击队就是由农民和平民所组成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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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相当众多的国家里，民族主义者在独立之前没有把“绿色起义”争取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独立时掌握了政权的民族运动自然就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城市运动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就把这批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分子和他们所要统治的传统人物及内地的守旧群众隔离开来。从某些方面来说，独立后的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可能会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据说，外国殖民政权撤走以后，社会就算独立了。但实际上，此际独立的不是社会，而只是社会上的某部分人。独立对于社会各个集团不是一刀切；就政治动员的过程而言，独立来得越早，这种不是一刀切的现象就越加明显。针对这一点，老谋深算的殖民政权往往会在撤走之前有意识地竭力限制那些在独立到来时将要接管政权的集团的势力。卢加德（Lugard）说过这样一句经典性的话：“英国殖民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大多数土著人民的利益不应屈从于少数欧洲人或少数受过教育的欧化当地人的意志，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且其利益相互牴牾。”[39] 但是当独立到来之时，它正是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欧化当地人”的独立。民族主义和收回主权的华丽词藻难以掩盖政权从异己的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异己的本国寡头集团手中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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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集团是不太可能长久保持政权的。位居要津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为了新目标去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动机。他们已经到站，四面楚歌。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总量很小，这意味着它可能被某个能够掌握更为冷酷无情和更有诱惑力的权力形式的集团所推翻，或被某个能够扩大的政治体系的力量并动员新集团参与政治的集团所推翻。假如独立后在政治体系内实行选举，那么这个西方化的民族主义精英集团就可能被更能代表民众和更为保守的领袖们所推翻。假如不允许实行选举，那么这个集团又可能被军人所推翻。在独立前不争取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领袖在独立后的执政地位总是短命的。除非他们能够联合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集团，否则他们将不是被愤怒的上校们就是被愤怒的市民们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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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狭窄的民族主义统治之衰朽，乃独立后非洲政治的共同特征。独立之前广泛的农村政治动员对于独立之后政治稳定的重大意义，也许可以从摩洛哥和突尼斯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鲜明对照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和突尼斯不同的是，摩洛哥的主要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从未获得新宪政党在突尼斯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在法国人统治下摩洛哥国王比突尼斯贝伊（bey）更有权，并且在独立运动中扮演了主角。但同时也因为由一群城市知识分子在1943年成立的独立党从未建立起一个可与新宪政党相媲美的群众基础。突尼斯的工会组织与新宪政党紧密结合，二者的领导很多是相互兼任的。而摩洛哥的工会和工会领导则一直与独立党保持着较大距离，最后终于和它的左翼同流，而左翼在1959年又分裂出去，另组新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宪政党动员了农村部落居民来支持其独立斗争，而独立党的力量却一直集中在城市里。因此，它在独立后的地位就受到了挑战，首先站出来与它较量的是一个专门代表乡村和柏柏尔部落利益的新党——人民运动，然后就是在农村很受拥戴的国王。在1963年大选中，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赢得城市，但国王的御用工具宪法保卫阵线却由于农村的支持而获得多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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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印度国大党一样，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在独立时也已是一个老牌政治组织了。它始建于1906年，但在其相当长的生涯中，不过是个小小的压力集团而已。在30年代中期，它已经“气息奄奄”，与国大党相比，它“是一个采取守势的组织，其成员多属一些富有的柴明达尔和少数牢骚满腹的知识分子，一心想到政府去做官”[40] 。20年代国大党积极争取民意的做法，确对穆斯林联盟产生过影响。真纳在1937—1938年间控制了联盟，尽管他反对群众参政，但还是被迫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组织来与国大党竞争，支持1940年通过的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这样，该组织对公众舆论的动员就导致了对方组织的反动员。可是对穆斯林联盟最有力的支持是来自穆斯林仅占少数的地区，许多这样的地区在1947年划归了印度。这样，穆斯林联盟领袖虽然成了一个新国家的领导，但这个国家最积极而且最有组织的支持者却在国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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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丧失了它的选民和奋斗目标，也失去了它的“人民性”，逐渐为西巴基斯坦的地主所控制。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就蜕变成了许多把持和觊觎权力的小宗派，它的群众基础逐渐萎缩……许多国家的政党是为了实现其成员的主张和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巴基斯坦的政治纯系一种个人之间的争斗，每个领袖的背后都有自己的山头和死党”[41]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基斯坦获得独立是太过容易了。该党早期的政治领袖在独立前未能在未来的公民当中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动员，在独立后也就没有什么劲头去这样干。本来举行全国大选，也许可能推动他们去接触民众，建立起权力来源，但他们否决了这条路。结果，他们先是轻而易举地被文职官僚取代，后来又被军人所赶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现农村政治结构的发展并动员农村选民登上政治舞台进行选举竞争的竟是一个蔑视政党政治的军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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