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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霸权和帝国：棘手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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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多极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觊觎霸权之位，并为之尽心竭力，因为它会给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然而，这种霸权之争势必会引起体系震荡，毕竟，每个大国在竞争中都会感受到来自他国的威胁，故而更加竭其所能，力求霸主之位不为旁人染指。米尔斯海默把这种恶性循环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1]他认为，一国只要还想留在强国阵营，就注定无法完全摆脱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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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霸权国家相比，帝国很少受到其他强国的困扰和纠缠，因而也比霸权更为稳固持久。在帝国的“世界”里，它们避免与那些旗鼓相当的强大行为体角力，而坐观较弱国家之间为争第二排、第三排，甚至第四排席位闹得不可开交。帝国中心还不时出面，充当调停人，避免这些国家因为竞争过烈而大打出手，诉诸战争。正因如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帝国统领的内部疆域太平无事，而霸权控制下的区域剑拔弩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帝国秩序里压根不会发生兵革互兴、武力相向的情况。实际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难以根除，而且，一般都比大规模霸权战争更加旷日持久。当然，霸权战争一旦爆发，程度会惨烈得多，往往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各方的巨大损失。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整体上挑战帝国的秩序本身，相比之下，霸权战争则倾向于让整体秩序走向稳固：霸权战争的结果只是霸权之位易主，秩序模式本身却仍得到冲突各方的认可。[2]此外，战争对于帝国和霸权国家的功用各异，这也正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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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不信任可谓根深蒂固，毕竟这样的体系极易触发霸权之争。20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两场惨烈的战争，阻止了陆地霸权国家向陆地帝国统治的过渡。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不让霸权之争死灰复燃，欧洲人积极寻求妙术良方。历史已经昭示世人，战争每每得不偿失，即使赢了战争，也难免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输家。[3]有鉴于此，欧洲人才不遗余力地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加强经济往来，特别是借助主权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来消泯国家之间的敌意，并遏制欧洲内部出现灾难性的霸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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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今天的德国人主要描述为汲取一战、二战经验教训的过程，在当年也可能完全有另一种解读：这是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秩序严防德国人卷土重来继而将欧洲大陆重置于帝国卵翼之下的过程；[4]同时，这也是欧洲人筑起堡垒，对抗已侵入中欧地区的苏联所带来的新帝国威胁的进程。那么按这种解读，当欧洲人在1945年之后宣称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时候，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北约，而不是欧盟和欧安组织。关于北约的角色，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黑斯廷斯·里奥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曾一针见血地概括为三句话：“摁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这样说来，正因为欧洲人将霸权之位转交给美国这么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欧洲本土的霸权之争才从此得以幸免。所以，欧洲战后秩序的建立，更多的还是得益于美国的庇护，它给欧洲人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安定局面；而并非主要是在政治上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当然，说到汲取历史教训，这一点欧洲或许真的可为其他很多危机四伏的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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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一思路，不难看出，大国为中等规模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仅是创建和巩固帝国政权的手段，同样也是一种终结霸权之争的方法。凭借此策，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偃兵息甲，实现持久的和平秩序也计日可期。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外来大国有志于在饱受霸权战争之苦的地区实现长治久安，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在191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并没有接过这一使命。而1945年之后，它则欣然接受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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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美国而言，无论当初它曾期望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接受这项使命无疑是它对西欧地区一项支费浩繁的政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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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项使命连在一起的是人们对美国行使“仁慈霸权”的想象，这个角色跟以前那种在大国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与劲敌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前者的角色更像群畜的牧人，御敌于城门之外。它的“仁慈”不仅在于帮助属国抵御外敌，还在于它不再为一己私利滥用其力。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服务众邦为己任，而很少为求私利与人为敌。按这样的理解，霸权其实是“潜在的帝国”，只是出于善意这种帝国性并未完全展现出来。当然，这里面或许也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对法治的 敬畏，或者有鉴于本国民众的道义呼声，或者出于政治智慧，等等，不一而足。无疑，是走霸权之路还是迈向帝国，也只有主导性大国才有这种选择权。所以，有必要游说这些大国——无论大声吁请还是厉色警告——让它们认清霸权角色之利以及帝国角色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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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观点，在这两种路径中，走哪一个，是一种主观选择，而且并非恒定不可变。所以，走哪一条路是一个政治道义和政治智慧上的问题，而不属于——姑且称之为——政治物态（politische Physik）的范畴。当然，主导性大国及其当权者是否真的接受这一观点，或者说占上风的是不是政治物态所主导的某种认知，这些都无法确知。不管怎么样，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一点，即站在主导性大国的角度，客观压力条件影响作用更大；而弱小一些的国家则更着力强调强国所拥有的决策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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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把霸权理解为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宰制力。它不同于帝国，因为帝国拥有绝对的主宰力，自感不受任何规则之束缚。曼由此推导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即美国人必须做出决定，要走霸权之路，就得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果迈向帝国，一旦失败，那么连霸权之位也保不住。可世界还是会一切照常运转，世人也将乐意接受多边主义结果。[6]和曼观点相左的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s Johnson）。这位以研究东亚问题闻名于世的美国政治学家，针对帝国与霸权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更倾向于认为，两者的差异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术，借助这一策略可以照亮现实的权力运作，使之看上去或冠冕堂皇，或黑暗龌龊。他说：“一些作者将‘霸权’概念描述为不占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而在二战之后的‘超级大国’时代，霸权又成了东西方‘阵营’概念的代名词。美国总倾向于借用其他委婉语来代替或美化帝国主义概念，因为，这可以让美国的内政外交至少在它的国民眼里看来是光明正大、无可厚非的。[7]但也正因如此，帝国和霸权的概念问题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按他的说法，“霸权”应当只是“帝国”的委婉表达。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而仅仅代表了两种对秩序体系的不同描述方式而已。也就是说，这其中不涉及学术分类问题，而只关乎政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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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者概念上的混淆不清，显然不仅仅出自一种委婉表达的倾向。就连素以犀利直率著称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其近年的论述中，将“霸权”和“帝国”的概念等同了起来。他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001）（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一书传达了一个关键信息，即扮演霸权的角色，很快就会严重拖累美国。如此一来，美国社会将无力支撑下去。在基辛格看来，不要说帝国，就是霸权的诱惑，对美国而言都是致命的。那足以将美国拖入衰败的深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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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可以转变一下考察问题的思路。不妨把帝国的创建理解为一种防御手段，用以解除霸权那始终摇摇欲坠的危险。如果霸权的定义是，它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诸如抵御外部威胁，限制较小国家的军备升级，规范经济空间，等等。对于这些公共产品，霸权从属国受益最大，而付出最多的却是霸权国家。所以，倘若这是我们所定义的霸权，可以理解主导国家及其国民对于这种成本和收益分配方式有多么不情愿了。而帝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帝国让其中心地带的子民得到的比付出的 更多，或者至少不必独力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而是责令其保护国臣民一同分担。这样的帝国与一个霸权国家相比，将会赢得其子民的更多支持。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以一种非美国式的口吻论及“美利坚帝国”——确切地说是表达了对建立和巩固美帝国的赞成态度时，[9]很显然，他们是出于一种担忧，担忧面对一个须不断确立地位的霸权时不得不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对他们来说，概念上的确切区分不太重要。而他们所理解的“帝国”，其实就是一种稳固而持久的霸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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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做了迄今为止大概最为深入的研究。他在1938年发表了阐释霸权的皇皇巨著[10]。特里佩尔同样对帝国和霸权是否分属不同学术范畴表示了怀疑。他认为，霸权只是“用以表述帝国主义政治的一种形式而已”，[11]其特征是“权力的自我约束”。[12]特里佩尔认为，通过观察数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些处在帝国权力统治下但并不隶属于帝国的地区，其独立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他把这一趋势称为“强制力递减律”（Gesetz der abnehmenden Gewalt）。[13]特里佩尔所看到的，其实是“权力自我驯化”的过程；[14]其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基本采用了霸权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的‘帝国主义’政治语境中，谋求霸权已经逐渐演变为权力扩张的一种典型方式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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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佩尔看来，帝国和霸权可以交会：“当帝国主义主动放弃将他国并入 旧式国家政权的架构之中，帝国和霸权则可能但并非必然彼此交会。”[16]也就是说，特里佩尔确信帝国政策有向霸权政策转变的趋向，特别是当联邦制因素在帝国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时，这种转变趋势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能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实现转变，特里佩尔对此表示怀疑。在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里佩尔能做出这样的审慎之论，真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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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关于霸权是一种更自制之帝国统治形式的思考，特里佩尔与古希腊那些研究雅典海上霸权兴衰起伏的史学家和雄辩家不谋而合。后者逐级使用了不同的几个希腊语概念，如arché，dýnamis和hegemonía。arché表达了一种集中强大的权力关系，基本对应特里佩尔的Herrschaft（支配地位）一词，dýnamis也经常用来表述这层含义。而hegemonía却表述一种较弱的权力关系，按特里佩尔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Vorherrschaft（优势地位）一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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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迈克尔·多伊尔在他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中指出，公元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同盟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他还由此得出帝国和霸权类型上的差别：如果说雅典主宰的提洛海上同盟是帝国性质的，那么斯巴达为主导力量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是一种霸权。[18]在多伊尔看来，霸权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宰制权仅限于盟邦的“外交政策”上，不会对盟邦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不管是盟邦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制度，无论是其宪法问题还是市场调节问题，霸主邦都不会插手干预，更不用说以领导权的名义去改变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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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尔确信，在帝国之中，缺乏这种对盟邦内部问题不加干预的自制力。帝国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其内部和外部事务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晰的界线，因此，它会不断干涉盟邦内部事务。[19]这也正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别所在：斯巴达止步于对盟邦外交关系的把持，所以伯罗奔尼撒联盟在面对爱琴海地区另外两大强敌波斯和雅典时，就能够保持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态势。[20]而雅典正好相反，它一直插足其盟邦的内政：刻意让民主派占据上风，将包括死刑判决权在内的司法审判权据为己有，联邦在联盟地区发行统一货币，甚至迫令盟邦让出土地以便雅典殖民者落户安家。[21]在当时的雅典，人们只相信，要想盟邦听命于自己，必须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当然，雅典公民也渴于在海上同盟的贡税中分得一杯羹。至于公民大会，关乎长远利益的方案总没法获得稳定多数派的赞成，只有短期的眼前实惠，才能获得多数人的鼎力支持。在多伊尔看来，斯巴达的贵族统治有能力实行霸权政策，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则明显带有帝国的倾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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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迈克尔·多伊尔也看到，斯巴达和雅典的联盟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构性前提条件。因此，两个政治行为体几乎谈不上什么选择走霸权还是帝国的自由。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都偏向保守的斯巴达，霸权是它组织联盟的唯一选项。而雅典的情况则不同，联盟的扩充伴随着其 内部激进民主势力的发展，雅典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传导给了整个联盟体系，最终推动整个爱琴海地区发生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具流动性的商人阶层取代了传统的地主阶层。[23]可以说，雅典只能持续不断地干预盟邦的内部事务：一来是为了打造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二来也可借助控制黑海和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航道，消除海盗的侵扰和威胁；更重要的是，也为盟邦内部参差不齐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只有确保民主派的统治，这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恰恰是斯巴达的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它，使它只能止步于霸权形式的统治。而雅典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原动力，则推动了其帝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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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也做了类似的论述。[24]不同的是，按照特里佩尔的观点，霸权和帝国的诞生，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转化，说到底取决于权力中心地带的社会经济形势及政治格局。而多伊尔对斯巴达霸权和雅典帝国的思考归纳为两者在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多伊尔认为，如果中心与边缘之间是一张交织的关系网，而且两者通过超国家的社会结构彼此相连，那么，可据此认为，这是一个帝国。而霸权则情况不同，它牵涉的是不同中心之间的一种关系体系，在这些中心里有一个中心鹤立鸡群，明显强过其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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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观点看来，一个政治秩序究竟应归为帝国的还是霸权性质的，取决于联盟下属的诸多邦国和政权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对政治实力。倘若他们之间实力悬殊，而且这种差距还因为受到 中心原动力的推动而继续拉大，那么宰制性政权的“帝国化”就势不可当了。反之，如果联盟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及权力政治差距较小，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那么，权力系统的“霸权化”则合情合理了。对于霸权的形成，除了各盟邦之间权力落差较小这一条件外，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联盟下属政权无意排挤和挑战现有霸权国家，乃至取而代之。在这种条件下，霸权国家才会安心于保持宰制权，而不会力图从霸权转变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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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拥有出色的军事实力，斯巴达面对其他盟邦优势明显，稳操胜券。但来自毗邻联盟体系的原动力，则让斯巴达人颇感威胁。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率领众邦向雅典发难，以遏制后者的进一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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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以来，世界政治进入持续的波动期，霸权秩序往往昙花一现：要么很快演变为帝国组织，要么在自我毁灭性战争中分崩离析。也许，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通过发展超国家政治组织，以及加强经济依存关系来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其过于波动不定。在这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是个成功的例子。说到底，我们并不能排除霸权和帝国构架出现重合的情形。也就是说，在同一秩序之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帝国特点，在另一些方面又闪现霸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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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美国是帝国还是霸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一点，即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差异要远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模糊不定。如果说，判定为帝国仅仅是因为它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判定为霸权则是因为它对弱小国家内部事务兴趣不大，那么按这样的判断标准——从卡特政府开始，美国就一直奉行积极的“人权外交政策”——自卡特政府开始美国无疑当属帝国，而在此之前，则是霸权。比如，它对以前北约成员国的军人专政就曾坐视不管。当然，如果真是这样，就彻底颠倒了两个概念之间的价值 层级（Wertehierarchie）。或许更为合理的是，我们在应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应当保持价值中立原则，借用它们来评判同一个政治秩序内各成员之间的不同力量对比关系：霸权是大致相当的诸多成员国中的佼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相当”不局限于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也体现在实力和贡献上不分伯仲。但是，帝国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完全不同。仅仅当一个政治秩序内的中心大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权力落差大到无法通过法律拟制的平等来弥合时，才可以认定这个中心大国为帝国。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帝国以何种权力独霸天下了：经济、文化、政治，还是军事的权力。因为极少有一个国家会在每个方面都独占鳌头。所以，一个秩序究竟是更趋向霸权还是帝国，以及它正朝哪个方向发展和上升，这些问题从来都充满争议，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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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特别是第2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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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ase：Kleine Kriege-Große Wirkung持有这么一个论点：大规模战争促使国际秩序趋于稳定，而小规模战争则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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