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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关于帝国时代终结论的评析和后帝国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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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视角里，20世纪是一个始自1914年、终于1989年的“短促世纪”。[1]在这一世纪，上演了多少帝国和大国分崩离析的大戏，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这三巨头都已是强弩之末，濒临破产。国内动荡不安，体制僵滞不前。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三国主政者都在帝国的一个临界点上，不约而同地寻求战争手段以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事与愿违，三国之中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沙俄甚至还没有挨到战争结束便寿终正寝。而在圣热尔曼（Saint-Germain）和色佛尔（Sèvres），同协约国集团签署和约的也已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继任政权了。经历大战炮火的洗礼，从中欧、东欧、东南欧到小亚细亚阿拉伯地区，诸多帝国悉数倒下。只有德国得以幸免，不过它也损失了大片领土，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它得以幸存，或许仅仅因为德国在内部结构上更接近一个民族国家，而非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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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秩序，完全可以取代帝国秩序。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很值得怀疑。因为一方面，在一战后的很多新生国家里，国民重新拼凑组合，其民族差异性太大；另一方面，原本推动这一转变的西方战胜国又心思不一，利益各异。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大声疾呼，将民族自决原则提上国际议程。但由于美国国会不买账，他也鞭长莫及。于是对欧洲一战之后的国家重建和政权稳定化进程，华府无法施以援手。此外在巴黎和会上，面对与会各方极大的利益分歧，威尔逊无能为力，抱负难展。最后只得两手空空，铩羽而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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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将民族自决权称为“20世纪欧洲政治的灾难”。战后没多久，民族自决权成为诸多国际、国内战争的导火线。原因就在于，此前由帝国统御的空间现在被划分为诸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如少数族裔以及各种不公、压迫等一系列问题。[3]在二战期间，中欧和东南欧的广袤土地备受摧残和蹂躏，[4]而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已是问题缠身、矛盾不断：从土耳其和希腊的异族大驱逐，到1939年早春捷克斯洛伐克被侵吞，风波不息。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作为后帝国时代政治格局的反面教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二十来年的光景里所发生的起伏变迁，在后殖民时代及后苏联时代里又再次上演，只是改头换面，转变了形式而已。这些形式，从以前帝国强权的渗透和颠覆伎俩，到发动军队兵变的尝试，或者挑起民族冲突，再到新生国家的内战，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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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至1919年的美国，既无保障中欧、东南欧政治、经济秩序之“心”，恐怕也无保障之“力”。于是帝国走后留下的后帝国空间基本上进入当地人自决的状态：美国人走了；德国战败，元气大伤，在政治上被《凡尔赛和约》束缚了行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力图在那片土地上一统意识形态，甚至建立实际统治，结果未获成功。不过，中欧、东南欧部分地区在1945之后倒是变成了苏联帝国的外围。后来，苏联解体，美国便伙同其西欧盟友顺理成章地在那里接手了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未敢触碰的使命，在那一地区采取的行动包括经济援助、稳定政局以及军事介入等。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它们的军事干预被描绘成一场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这一点，在客观上当然也无可否认。但是这些行动的根本目的在于 通过外部的干预，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种种乱象重新上演。作为“外部势力”（raumfremde Macht），[5]美国之所以挑起重担，主要是因为唯有美国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另外“外部势力”的好处在于，美国只需完成保障和平的帝国“任务”即可不必担心像“邻近势力”（raumnahe Macht）——欧洲强国那样容易陷入帝国“角色”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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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后帝国时代在当年中欧和东南欧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会发现一种似曾相识的独特辩证法，它在20世纪几大帝国衰亡的过程中曾一次又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后帝国空间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方能得以稳固，进而在其内部孕育一个稳定的秩序；后帝国空间也需要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结构之存续，又必须仰赖一个外部强国暂行帝国维持秩序之职能，而不僭持旧帝国之地位。恰恰是这种挑战，为美国上升为全球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在20世纪被称颂一时的后帝国时代其实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后帝国时代的存在，一方面离不开某种行为体的力量，而按照后帝国时代的本义，根本就不该有这么一个行为体。有鉴于此，尼尔·弗格森才把美国人的这种矛盾概括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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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1918到1919年的活动后，伍德罗·威尔逊对诞生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为后帝国空间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事实上，当时人们也只能寄望于那样一个国际性联盟组织，既要胜任拟定之任务，同时又不陷入帝国的角色。然而，联盟虽在理论上让人心悦诚服，在行动上却让人大失所望。“国联”的历史，其实就是应对上述那一挑战失败的历史。国联一直担心 用力过猛，跨越既定使命之雷池，陷进帝国角色的泥潭；结果反而是用力过轻，最终没能完成既定的使命。[7]事实证明，对于帮助后帝国时代的中欧和东南欧稳定政局，国联无能为力。而这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二战固然因纳粹德国而起，但也不要忘了，纳粹之所以能够发动战争，跟国联的失败也不无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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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于中欧和东南欧的权力政治真空或多或少成为新帝国形成的诱因。我们不妨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解读为打破中欧、北欧及东南欧民族国家秩序并将之拉回帝国秩序的一种尝试。在德国方面，修订《凡尔赛和约》为纳粹党等提供了借口。与之相应的，在苏联方面，则是修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虽然对后者的修订在俄国国内战争中已部分实现了，但那似乎还远远不够。[9]所以苏联和纳粹德国后来串通一气、结为同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我们不能眼里只有它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却对它们地缘战略利益的交集视而不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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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帝国美梦，经苏联与大国的全球性联盟之一击，登时化为泡影。而斯大林的帝国——当然在他亡故近40年后才出现——则因资源耗竭而寿终正寝。二战结束后，随着德国人的撤离，在东欧和中欧再现权力真空。斯大林乘虚而入，利用这一权力真空借机将其帝国西界推至易北河和伏尔塔瓦河（Moldau）一带。而这又诱使美国和西欧联手，筑起一道反苏联盟的高墙。但就双方发展后劲而言，苏联人可谓相形见绌，面对西方阵营的挑战，苏联不得不耗费掉国内生产总值五倍到六倍的巨资，才能勉力维持双方军力的结构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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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这一致命劣势，苏联对第三世界施以援手，不遗余力地支持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希望借此一步步挖空 西方世界的优势。然而事与愿违。当苏联在1991年宣告解体的时候，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苏累计欠债已高达1300亿美元。[11]即便对于西方阵营来说，这些石沉大海的欠款也不啻天文数字。对当时的苏联而言，自然更是雪上加霜的灾难。压在苏联身上的帝国权力扩张的压力，导致了它在外部边界上过度延伸，国内资源耗竭一空。此时即使退出帝国的迷梦，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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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多个帝国强权叱咤风云，统御了欧亚的西部大陆，而苏联的解体则宣告其中最后一个也彻底告别了世界政治舞台。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种种迹象也似乎都在昭示帝国时代正走向穷途末路。1945年，不光纳粹德国走到了尽头，日本天皇的帝国迷梦也彻底破产。二战期间，西欧殖民列强左支右绌，损失大片领地。二战结束后，在短短20年间，除了葡萄牙，其他殖民帝国纷纷崩解。而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对峙又为老牌殖民帝国的卷土重来设置了重重阻碍。同时，冷战也让西方霸权——美国疲于应付，无暇对欧洲列强重夺殖民地施以援手。发生在1956年的那一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没过多久，英国和法国便试图伙同以色列夺回运河控制权。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声明：“我们怎么可能支援英国和法国？如果这么做，会使我们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相当于把它们拱手让给苏联。”[12]关于美国插手的少有的一次例外，发生在越南。当时美国之所以没有作壁上观，也只是因为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及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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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个别例外，欧洲殖民帝国时代的落幕并没有伴以太多腥风血雨。欧洲人将 权力交还当地土著精英，而后者对此显然没有做好准备。[14]于是，很快在那里同样也出现了中欧和东南欧所经历的后帝国空间问题。但在那里，恰恰缺少一种能持久履行帝国维持秩序之职能且又不僭持帝国之地位的“外部势力”。在冷战时期，东西两大对立阵营固然不乏稳定局势之功，但双方行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倾向，即借执行帝国的任务索求帝国的角色。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施以巨大影响。它们借助军事援助和经济救济手段，维持了第三世界的稳定；可这种暂时的稳定，在很长时期里都遮蔽了新生于后帝国空间的大部分国家之内部问题。其实它们早已虚弱不堪，危机四伏。而在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后，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拥有一个联合国席位便足以证明它们的“国家属性”（Staatsqualität）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至此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第三世界也失去了兴趣。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很多新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家都不过徒有其表，它们在政坛第一次大地震中便纷纷落马。[15]事实再次证明，主权国家多元体取代帝国秩序之途布满艰难险阻。然而，即使看到在后帝国空间稳定化过程中问题丛生，都没有动摇人们关于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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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此论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非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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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潜在帝国行为体的实力相对衰落。关于这一点，保罗·肯尼迪做过如下总结：“跟四分之一世纪之前[16]相比，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军事义务几乎与那时一样多，但当时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军费 开支和武装部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17]因此按他的观点，美国应当缩小自己的义务范围，否则恐因帝国的过度延伸而加速自身的衰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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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那些臣服于某个世界帝国的民族，它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慢慢积蓄更大的抵抗潜能，这样就造成帝国统治成本的飙升。以成本-效益计算为内核的政治理性，加上媒体持续关注扩大了公众舆论的影响，这两者合起来即便不能完全遏止帝国政策，但也足以让它失去吸引力。对于这个硬伤，即使重新搬出正义战争的概念也于事无补，虽然在历史上正义战争理念确实与帝国政策总是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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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现代社会情势下，一个帝国能否仍有利可图，这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按世界经济史学家的统计，[19]19世纪到20世纪初，推行帝国主义让帝国强权得不偿失、入不敷出。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这种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20]这样看来，帝国孜孜以求的宏图大计已经不合时宜，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些帝国计划就像阴魂不散的过去闯进现实的杂音，而现实之风早已吹往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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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于帝国时代业已终结的观点而言，其有力的证据皆源自经济和权力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不是基于规范的社会赞许性。正因如此，当美国突然开始以新帝国作为其远景定位，才格外让众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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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第ix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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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4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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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第3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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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Dan Diner：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第85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195页起若干页关于民族清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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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概念由卡尔·施米特提出（参见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和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第295～302页）。当然，本书作者在书中援引这一概念时，有着不同于施米特的政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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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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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源于集体性失职的体制，抑或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隙期特殊政局所致——比如大国之间互相猜忌，由此产生了自我封闭，这些都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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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特勒之所以能同经济界和军界的保守精英们结成联盟，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双方都思量着在中欧发动一场空间和时间上有限度的边界修正战争，来恢复德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即使后来成为坚定的反希特勒派的人也坦言自己曾对中欧范围内的边界修正战争持支持态度，对此参见Klaus-Jürgen Müller：Millitärpolitik in der Krise；关于东南欧地区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Gabriel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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