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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美国：新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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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帝国时代终结的种种分析，广见于20世纪晚期的政治评论界，其中也不乏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但完全听不到关于帝国回归的声音。广大民众，尤其是欧洲民众，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挑起大梁，担负起创建之初的自赋使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内部羁绊，自缚手脚，直到苏联解体，联合国最多也仅仅得以履行了其部分使命。而冷战的结束让人以为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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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主权的衰弱。凭借主权，国家曾得以发展壮大。但如今，无论是维护外部安全，还是保障货币的稳定，国家主权都已无法发挥从前的作用力。[1]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权力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国家主权正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新时代已正式拉开了序幕。特别在西欧，人们对此翘首以盼。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国家有缔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及欧盟（EU）的成功经验。按照欧洲人的想法，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典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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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共同体这一秩序模式以外，还有另一种构想，即不断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去国家化，让它彻底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的互融互通。[3]在16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形和流行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上述这种经济体秩序不是一种空间，一种结构，它是一种运动，一种流通——无论涉及的是资本、服务、信息还是劳动力。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国家会丧失一部分权力。而这部分权力将被市场体制的自我调节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政治作用所取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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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两种设想时，无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全球大都市互联一体化，人们都对边缘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低估了边缘对中心的反作用力。其实恰恰是边缘的反作用力推动了帝国秩序模式的意外回归，使帝国秩序甚至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博得了好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君曾断言，对当今形势下的世界民众而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值得期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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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协商平台和最终决策机构的国家秩序中，其实暗含了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实现国体的稳定，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把国家政权绑定到一个法制和协商体系上了。然而，这一预设前提何其轻率乃至荒谬，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那一系列国家崩解的风波中，便可体察。而如今“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s）的概念也早已被人们挂在嘴边。事实上，称得上国体稳定的只有西欧、中欧、北美和东亚的那些国家，它们才满足上述国家秩序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拉丁美洲、非洲近东、中东、高加索地区、中亚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会发现在那里一个稳定的国体尚有待建立或恢复。另外，这一国体能否顶住全球化的考验，不致胎死腹中，也还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一次成功的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无论对“稳定输入者”还是“稳定输出者”而言，都影响深远：保护国和托管地诞生，那些禁绝暴力滥用、恢复基础设施、培训管理人员并在整个转变期行监管之职的行为体 陷入一种准帝国的角色——即便它们事先为这一角色设置了期限，即便这一角色本身就能让它们显得很多余。[6]一次又一次，正是美国接手了这种“戡乱帝国”的任务，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无论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还是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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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球都市圈的网络化体系，本该为世界实现一种流动性秩序。但在“9·11”事件以后（甚至更早），人们看到了这一秩序在结构上的脆弱性。经济富足且后劲十足的秩序中心对网络体系之外的地区漠不关心，中心不愿为这些地区的秩序投资。这一点跟“国家建构”模式完全不同。但网络之外的地区完全可能对各大都市之间那极为脆弱的连接线发动攻击，这样一来，中心就不得不在相关地区勉力拉起一张巨大的保护网。[7]简言之，在新的战争形势和作战手段横空出世的背景下，有关后帝国时代世界秩序的种种构想，要么不够成熟，有待改善，要么就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落实。联合国秩序，它在面对军阀间的资源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战争时每每显得力不从心；而国际都市圈网络体系则会遭遇跨国恐怖主义的难题，袭击者无声地隐匿于全球化的商品、资本、人员及服务流通之中，并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满足其一切后勤所需，然后策动骇人听闻的袭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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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帝国作为政治经济的秩序模式重回人们的视野，成为热议的话题。而且我们很快发现，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和国际大都市网络体系鞭长莫及之处，恰恰是帝国秩序之所长。比如，果断干预那些主权国家之外的权力真空地带，至少阻止那些冲突地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再如，为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脆弱通道提供广泛保障。前一个任务如今以人道主义军事干预之名执行，后一个则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进行。而在帝国势力扩张中两者很快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自然也不足为怪。在此情况下，有关帝国的辩论也再一次以批判帝国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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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帝国辩论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帝国回归是一种主观的、可以撤销的政治运作，还是说无论哪个总统上台，美国主政者的行动都受制于结构性需求。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倘若小布什没有当上总统，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在政界造成什么影响，那么美国还有没有可能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让强权政治重新抬头？事实上，确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在本质上正是总统的个人决定——当然受到幕僚及幕僚意识形态风格的影响[9]——才使美国政治具有了一种帝国特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帝国逻辑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只需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研究一下小布什和他的亲信们便可找到答案了。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用的就是这个路数，并因之在全世界博足了眼球。相反，在这个问题的深处，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帝国的产生“在本质上”究竟是起于权力中心那些心怀帝国主义抱负的政治家呢，还是归因于边缘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文所阐释的内容：帝国使命塑造了政治精英的责任感，左右着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最终也为精英做出的决策提供了不容低估的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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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以蒙古人的世界帝国为例，倘若没有成吉思汗这个人，可能就不会产生蒙古帝国。正是他一手创建的军队组织既有长途奔袭之力，同时也因其内部结构特点“不得不”不断攻城略地、征战四方。另外，草原帝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种现象：从匈人、阿瓦尔人，到蒙古人都无一例外地诞生了极具扩张野心和能力的领袖人物，令万众同心。由此我们推测，中亚地区的地理条件不仅有利于甚至直接促成了魅力型帝国领袖的诞生。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沙俄帝国及其继任者，亦即中亚地区最后一个帝国强权——苏联身上：正是权力政治的真空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加上魅力型征服者的决策，对帝国的诞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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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一项富有远见的高明政策就得抵御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防帝国过度延伸之患于未然。而这一点能否成真，取决于两点：一是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机器（主要指军队和官僚）的贪欲；二是决策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响应民众的呼声。在一个军事贵族势力强大或者资产阶级充满活力的帝国里，这种边缘吸力足以获得持久的支持，以至政治决策层欲罢而不能。在一个民主帝国里可能是选民们的要求——在大屠杀、饥荒和无尽内战的影像及报道的刺激之下，群情激愤——迫使当权者采取干预行动并且由此强化源自边缘的逆流吸力。对于后一种帝国情形，如今也有人引入了自由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的概念加以描述，[10]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则把它称之为“轻帝国”（empire lit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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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自称“帝国”（empire）虽不是什么忌讳，可长时间以来美国就一直很少用帝国来称呼自己。保罗·肯尼迪在其备受关注的名作《大国的兴衰》中用了大国（great powers）一词，[12]而当他提及帝国（empire），指的则是历史上的那些世界帝国，并不包括美国。[13]即使在现代语境下，他所使用的“帝国”概念也不过是专门用来描述苏联的一种批判性称谓。把苏联 肯定地称为帝国，无疑是打破了一个禁忌，而在这背后想必自有学人的一番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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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越战的批评家曾将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挑衅的动机，给素以反帝国主义自我认知而自豪的美国人当头一棒。其实，即使从肯定的层面谈论一个美利坚的帝国，也基本上没有为昔日帝国续命的意思。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帝国的概念下把当今帝国与旧帝国区别开来，特别是跟帝国主义政治区别开来。正因如此，才有了诸如“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受邀的帝国”或“合意帝国”（consensual empire）等新说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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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利坚帝国的“新”，到底新在哪里呢？叶礼庭提到了“后帝国时代的新型帝国统治”，“新型”之处在于它以保人权、促民主为己任，在于其以开拓和保障自由市场为信念。而在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看来，美帝国之“新”体现在对传统意义上卫星国的扬弃，转而经由诸如北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中间机构 来发挥其全球性影响力。依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之见，美帝国特别之处在于将经济往来和安全承诺熔于一炉。丹·蒂纳（Dan Diner）则认为，美帝国其实只是以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张正在不断挤压世界其他地区的自主构建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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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美帝国的批评家则认定，美国的统治方式没有走出传统帝国主义的窠臼，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新”。[16]为此他们搬出了重磅证据，那就是，美国在军事上将全球划分为五大战区，以维护美国在全球每个地区的利益不受侵犯。至于五大战区的司令，常有人把他们比作罗马的资深执政官，这些分管着拉丁美洲、欧洲、中东、太平洋地区及北美的司令们可以调遣多达25万的海外驻兵。这些军人分布于全球150多个国家的700余个军事基地及设施，他们无须长途跋涉，即可随时在当地迅速投入战斗。即使美军按兵不动，其军事基地本身也可于所在地区发挥持久影响，对当地政府能起到稳定或恐吓的作用。[17]在批评者眼里，这些军事基地支撑起新帝国的骨架，足以令美国延续始自19世纪的帝国政治传统。对此查默斯·约翰逊曾撰文写道：“美帝国的历史，正是一部在广大海外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的历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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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视角里，批评者强调了强权政治延续性及军事手段延续性。而另一些美帝国政策的批评家则指出，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就不仅仅意味着对领土的行政及军事统御，也不局限于对众多贸易据点的掌控。他们认为，现代的帝国主义更注重开辟市场，以便倾销其通过工业化生产制造出来的大量廉价商品。[19]当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1842年），正是以武力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同样1853年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下，美国人将装有重炮的“黑船”舰队驶入江户关口，耀武扬威，最终胁迫日本幕府当局为欧美贸易打开国门。这一幕，经济意义远胜军事价值。也就是说，这其中最核心的并非地缘政治，而是地缘经济。后者虽罕见于传统方式的殖民统治，却同样是帝国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按照这些批评家的观点，早在19世纪，作为帝国主义新的形式，市场帝国主义业已成为传统殖民帝国主义的一个补充。而今全球化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所谓“炮舰经济”几乎已无容身之地，取而代之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是落实全球性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工具，而这些政策又直接与美国的利益高度呼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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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通过控制全球化进程来构建帝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其“新鲜”不在于丹·蒂纳等人所说的在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里——打开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后面的世界市场——看到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大陆发展之路的、美国自己的“法”（Nomos）。[21]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推行的也是同一套政策。当时与之携手同行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它通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广自由贸易原则，亦不乏维护和平之功用。然而那些对欧洲商品和资本打开大门的地区，在短短几十年里便随着资本的渗透、侵蚀丧失了政治上的稳定。于是欧洲人不得不调兵遣将，派驻军队，同时建立欧洲人的行政结构，来恢复当地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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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于经济全球化基石之上的美帝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周期运转如下：全球化制造了“失败国家”，因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里严重侵蚀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Gewaltmonopol）[22]；接着军阀们控制了那些矿藏丰富、有利可图的地区；这又进一步引向军事干预和国家构建，以确保全球化在边缘地区继续推进。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市场全球化进程中，孕育出一种“干预帝国主义”，确切说是一系列的戡乱战争。[23]而这些战争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脆弱的世界统治形式，但并非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是，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手段，而不是依赖经济统合和文明吸引力，也就是说软实力逐渐让位于硬实力了。结果就像从前的英国人那样，美国的周期也将是以一系列 边缘战争和更强的军事干预结束。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靠战争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如19世纪晚期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美帝国将在其有限的手段与无尽的问题之间的失衡中很快败下阵来。而且美国政策的批评者进一步指出，美国之所以走不远，关键的一点是，对决胜21世纪的权力类型，它过于欠缺；而其他意义不大的权力类型，它却拥有太多。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到头来会发现，美帝国也不过就是军事的巨人，经济上指手画脚的后座司机，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形态的幽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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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生在边缘的戡乱战争也可理解为帝国过度延伸的一个结果。而主导性强国越是着眼于富足世界的内圈，着力保障富足世界的利益不受来自边缘的威胁，那么这种戡乱战争对它的重要性也就越小。这也恰恰是古罗马和中国在巩固帝国疆域后所推行的帝国政策之特点。简单来说，帝国政策有别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关键之处在于，前者几乎一心扑在中心，仅在情势所迫、万不得已之时，才把目光转向帝国之外的远邦。相反，帝国主义政策对边缘倾注了太多心力，并且深信帝国的最大挑战来自边缘，而非中心。因此对于帝国主义政策而言，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远胜于其对帝国政策的意义。对于帝国政策来说，军事不过是与经济、政治及文化权力并驾齐驱的四种权力中的一种而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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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帝国的批评者看来，它不可避免的衰落主要起因于让它陷入边缘困境的 错误政策；高明的政策是通过“分而治之”的手腕让对手自我削弱。按这种说法——就像查默斯·约翰逊所认为的那样[26]——作为帝国政治家，比尔·克林顿表现的要比小布什更为明智，后者没能抵挡住帝国主义边缘政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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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帝国政策不同于帝国主义政策，它要求美国主要担当护航员角色，确保欧洲、美洲和东亚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27]保障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智识交流水平不致像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出现大滑坡（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重新达到原有的经济交流水平）。[28]如果说帝国，无论海洋帝国还是陆地帝国（或许不包括草原帝国），存续的先决条件在于不断加强和深化其卵翼之下的浩大空间内的经济交流，那么帝国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命便是：以法制手段规整它的经济区，以武力遏制冲突，在经济中心的不同货币之间确保货币平稳及贸易条件稳定的环境，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确保帝国空间相对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保护帝国空间不受外敌侵犯，等等。一言以蔽之，帝国当完成跨越奥古斯都门槛所带来的重任。因此，对于帝国的存续来说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克制军事行动，而不致让军事任务在帝国权力的“注意力经济”中太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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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实践中能否实现这样一种任务领域的优化权衡，并不仅仅取决于主政者的政治智慧，还要看帝国空间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不是在帝国空间内部即可获得，还是说非得从外部 进口不可。倘若要依赖进口，那么帝国恐将陷入直接统治部分边缘的持久压力之下。在这方面，可以说对石油供应的控制和对油价的操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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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足于和平之存续而非武力之扩张的帝国政策定位难免也会导向一种道德悖论，进而触发多方面的问题：在边缘及边缘之外的所有的人道主义干预方式——也就是前文所称的帝国使命之核心要素——如今成为一种道义奢侈品。对于这一奢侈品，帝国一来出于经济原因无力支付，二来基于生存需求也不该买进。对于一个着眼于经济繁荣的帝国，在它的逻辑里，为保障和控制石油供给而采取军事干预合乎理性。但远在帝国中央之外，为结束别国内战而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还要在战后花大力气投入“国家构建”，这就不合理性了。可这个结论势必会导致帝国得告别在全球范围内落实和保障人权的帝国行动（即叶礼庭所谓“轻帝国”[29]）。上述这种帝国行动广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对帝国而言不啻又一个意识形态陷阱。当帝国高估自己的能力，将那些有悖自身生存需求的目标和使命尽数承揽，便会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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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谈论到的，其实是一种在帝国史上时有出现的情形：帝国理性同帝国使命陷入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年的西班牙世界帝国如果出于生存需求以及保护帝国有限资源的目的，本该撤销反宗教改革的武力措施。可西班牙的帝国使命不允许它这么做——帝国使命既赋予了西班牙合法性，也是帝国精英的动力之源。而当其帝国使命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日渐衰落，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这一点也很快被其他政治行为体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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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以和平方式维系帝国之存续，将意味着避免在全球范围内负荷过重。帝国“亚全球世界”（subglobale Welt）的存续，必须仰赖它明智的帝国政策，避开“覆盖全球的世界”问题，并通过建立“帝国的蛮族边界”[30]把这些问题挡在门外。蛮族边界之外的事务，只要不危及帝国的安全，帝国就不必理睬。事实上，那些长寿帝国——尤其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推行的政策基本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不过这在民主和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了：美国的帝国使命将会因此而不断遭到否定和削弱，那么道德使命感也就自然成了无源之水，而丧失道德使命感，美帝国的势力将大为削弱。说的直接一点，如果美帝国有朝一日失败了，很可能不是被外部敌人所击溃，而是被帝国使命所带来的沉重道义负担所压垮，毕竟这种使命感让美国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地”置身外界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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