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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民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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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秩序能否与权力扩张长期兼容、并行不悖，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般来说在帝国秩序里，帝国中心的领导层不是专制主义的，就是威权主义的。在这种语境下，民主化便意味着帝国的崩溃。苏联帝国的解体似乎佐证了这一论点。罗马帝国的历史对这一观点影响很深：当年正是由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武力扩张破坏了其共和秩序，并且由此将罗马拖入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和内战之中。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掌权后，那些共和制机构已形同虚设。在他一手擘画的新秩序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无法定夺国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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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帝国的建成便宣告了共和制的破产，这种观点不仅感染了世世代代的欧洲人，同样也深深影响了美国人。[1]后者在政治秩序上对罗马的效仿，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诚然，古罗马也曾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发挥了榜样作用：法国对罗马的效仿首先体现在拿破仑升为第一执政官最终加冕为皇的历史，在这当中拿破仑师法罗马，将法兰西的势力往南欧和中欧推进。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及观察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更多是帝国罗马的反光，而少见共和罗马的风姿。在美国，情形则大相径庭。罗马共和国的各项制度被奉为典范，美国人相信它们可以遏止党阀主义，杜绝党魁专权，最终捍卫共和政体不至于遭到破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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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在政治上的自我认知确实自带反帝国的底色，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跟国际政治的种种挑战保持一定距离，而这也一度左右了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内政外交。所以对美国的帝国政策大加鞭挞的批判者一再援引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重申共和秩序与帝国政治的水火不容，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认为，由于帝国和民主互不兼容，美国的新帝国政策将导致民主制的废弃。[3]而这方面的最早征兆一般表现为媒体的不断趋同化，媒体在他们看来已沦为政府的政策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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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那些对美国的帝国地位持好感或至少开放态度的人也认定，在内部的民主秩序与 对外的帝国政策需求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关系。对此，叶礼庭一针见血：“帝国的负担长久存在，而民主时间紧张，对这种长期的负担毫无耐心。”[4]也就是说，在民主制下执政，不可避免地感染快节奏的风格。总统任期最多不过八年，民众期望政府处理问题时快刀斩乱麻。这些都与帝国政治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在帝国政治中，制定任务到显见成效往往要历经几十年的光景。如果时间紧张，仓促而为之，结果一定不会太好。内政失误，无非导致政府下台，或者出台中期性矫正措施，尚可亡羊补牢；但外交错误，尤其是全球性主导强国的外交错误，一旦犯下，几乎总会酿成难以弥补的长期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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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在过去多年里美国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跟民主制带来的时间压力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一来立竿见影，二来一锤定音。有鉴于此，一个“仓促的帝国”常常急不可耐地挥舞手中大棒动武，哪怕不合时宜，即便失之鲁莽。如果上述说法为真，那么将由此引向一个令人错愕的结论：民主帝国将比专制帝国更乐于诉诸军事手段。这样倒是可以很好地解释1945年以后的美国何以卷入那么多的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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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民主社会确实没有那么好勇斗狠，不会把战争视作赢取荣耀与威名的途径，而是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衡量战争的得失。结果就会发现战争往往耗资惊人，且效率不高。换句话说，如果民众能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就不大可能为他们总统的战争决定拍手称好了。那么这样一来，很多战争也就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或者政客们先制造一些假象，待寻得了口实再开战。这样的例子很多，越战期间的所谓北部湾事件，就为美国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1990年，当伊拉克士兵入侵科威特城，美国又炮制了伊士兵残杀科威特保育箱早产婴儿的惨案，给它后来发动海湾战争寻得了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几年后，又借口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到了自由世界的和平，再动干戈。为了给军事干预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不惜制造各种假象，编造了各种谎言。[6]那些被拆穿的谎言常常被人用来佐证美国政治的虚伪与狡诈：制造耸人听闻的威胁和危险的假象，俾便扩张势力范围，实现一己私利。但常常被人所忽略的一点是捏造威胁也源自一种结构性压力，即说服民主社会的公众接纳帝国任务。“制造假象”的政策其实是为了填补民主和帝国之间的那道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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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上述这种政策会伤害民主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政策虽在表面上顺应了帝国秩序的要求，但仍然很有风险，绝非长久之计；毕竟在民众的自我认知里，民主有着比帝国更高的价值（前提当然是人们也认同帝国作为政治秩序的存在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陆军上将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的“诺斯伍兹行动”（Operation Northwoods）恐怕是对民主最可怕的一次威胁。按这项计划，美国对它自己的城市和民众发动恐怖袭击，然后推罪给古巴政府，以便从美国民众那里获得入侵古巴的支持。[7]虽然事情败露后，莱姆尼策不得不中止计划，然而对美国政府的猜疑——政府不仅编造威胁，甚至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民——自此而生，且从未消散。这种猜疑在“9·11”事件发生后更是进一步发展为完全的阴谋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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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战争中获得了跟欧陆国家截然不同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一次次激发了美国选民，让他们甘心承担——至少部分承受——源自帝国行动的军事负担。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赢家，跟其他诸多参战国相比，美国先后两次均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换取了最大的经济收益。[9]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还是个债务国，但离开战场时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最大债权国了。与此同时，欧洲对手迫于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负累，向美国敞开了市场大门——那是它之前几乎未曾涉足的新市场。二战的烽火熄灭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大英帝国则在战争的摧残下气势衰竭、辉煌不再。美国顺理成章一跃成为经济和政治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超级强权。所以美国人得到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在战争中获利。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获利的主要是美国资本家，可在普通美国人的印象中，参战每每与经济振兴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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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也很好地诠释了他们当年何以经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承担越战的重负。但随着战事的推进，人们意识到越战不仅造成美国民众的精神消沉，还导致了经济萧条，于是美国民众对战争适用性（Zweckmäßigkeit）的信念发生根本动摇。而这种动摇是持久性的。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方才重温那来自20世纪上半叶有关战争的正向记忆。从根本上讲，“现代战争”得不偿失，这几乎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然而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仅仅赋予它相对的意义，即它只普遍适用于一般主权国家，而帝国 在特定情势下完全可以从战争中渔利——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谓特定情势，一方面是在战争中诸多竞争对手可相互削弱，另一方面是让竞争对手承担战争的主要费用。此外还有一类战争对帝国有利，即战争让人们看清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同仇敌忾，于是帝国空间内的凝聚力由此得以加强。这种战争遏制了来自帝国内部的某些离心倾向，并且强化帝国理性。海湾战争成功地取得了这种效果，但伊拉克战争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至于反恐战争的中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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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鲁·巴塞维奇看来，即使帝国行动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他也深表怀疑——也必须指出：美国的政治系统并非适合帝国统治的最优选择；一旦帝国政策耗时过长，公众的支持难免动摇，毕竟民众总是“期待帝国所带来的好处大于且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责任和经济负担”。[10]跟历史上比比皆是的专制帝国不同，民主帝国，或者说对民意保持高回应性的帝国基本无力长期苦撑一项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帝国政策。简言之，民主帝国要承受比专制帝国更大的“战利品压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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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民主帝国的语境里，“战利品压力”的概念更像是一种隐喻。毕竟民主帝国诞生在一个后英雄主义社会，战争在这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中不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2]而对于昔日的传统帝国而言，战利品在其崛起阶段则不仅仅是对外扩张的“动力”，同时也是对外扩张所依赖的“资源”。但随着1945年德国和日本帝国霸业的破产，所谓战利品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实，工业革命就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帝国形成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sstruktur）以及帝国政策的内在需求，从此以后帝国的对外扩张再也不是以夺取物质财富、压榨臣服方的劳动力为目的了。至此，对外扩张主要是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商品流开辟新市场，这时候的战利品不再是臣服者的财富，而变成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或者他们技术上的落后状态——毕竟帝国中心的工业技术能让它生产出远比边缘的手工制造品更加便宜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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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成功推进上述这种帝国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经济优势，而军事实力则退居次要地位。至于物质“财富”，只有其中的矿产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它的价值直到工业革命后才真正突显出来。工业革命让化石燃料或矿石沉积物变成了地下“财富”，于是对矿藏的巧取豪夺对经济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最先踏上了这条新路，紧随其后的是其他欧洲国家，而北美国家也步其后尘，新兴的日本后来居上，但沙俄帝国推行的帝国政策则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在20世纪初不得不咽下战争惨败的苦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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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主要基于经济领先而非军事优势的帝国崛起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要维系新开拓的经济空间，不得不派驻军队。如果小股分遣队便足以应付，那么问题不大——特别像大英帝国的印度土兵团［西帕依（Sepoy）］那样，部队由贸易公司出资维持运转且由它管控。可一旦当地爆发起义进而引发大规模骚乱，使得大部队长期驻防已势在必行，那么麻烦就接踵而至：一方面，这么做耗费巨大；另一方面，帝国士兵的伤亡也会造成本国 民众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又是英国人最先实践（也是他们运用得最广）一种因地制宜的解决之术：在帝国边缘就地招兵买马——一来成本低得多；二来即便损兵折将，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也不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但这如果是发生在从帝国中心募集的部队身上，定会激起更大的波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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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美国的军队里也能找到上述解决方案的影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已取消义务兵役制，从此军队主要由期限合同兵和职业军人所组成。美国从越战中总结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绝不能把那些出身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送上战场。因为这个阶层有巨大的反抗潜能，也更有政治表达力。如今，美国陆军中有44%的士兵来自少数族裔。[15]这些人在普通的劳务市场毫无竞争力可言，但参军入伍让他们获得了社会融入感，感受到社会认同，而这些情感又反过来让他们更紧密地融入军队。诚然，所谓军队亚文化已蔚然成风于美国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及战舰之上，与普通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这能否长久地见容于民主制，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在全球部署了一支可以随时作战且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即便那是一支来自后英雄主义社会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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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列强曾利用殖民地土兵部队在军事上维系了其海外帝国的统治。而如今，雇佣兵和私营军事公司（PMCs）似乎成了昔日殖民军队的现代翻版。[16]如此一来，帝国中心的子民无须抛头颅洒热血，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据估计，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当中有多达五分之一的“绿卡士兵”。这些人几年服役下来，就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另外，由私营军事公司提供的兵源总计 也有2万人。为了入籍美国的美好前景，或者为了钱财，这些人冒着危险承受着美国政策的军事负担，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选民对国家军事行动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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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只有成本问题。成本最终决定，从长期来看帝国究竟是不是利大于弊。1991年打海湾战争一共花掉了610亿美元，美国盟友承担了其中八成的费用。然而，对于帝国的中心国来说，这么划算的便宜事不可能指望每一次都摊上，于是就有一个问题：美国选民是否愿意长期承担帝国庞大的军备开支——这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现在的国防开支预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个比例虽然只有冷战时期的一半，但并不代表军费开支绝对数值的下降，只是因为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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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美国国防开支的负担，必须参照其经济能力，以及它的经济能否长期支撑每年大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国际收支赤字，后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固然美国经济基础雄厚，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高达27%[17]，这个数字已超越当年的大英帝国，[18]但这一比例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和二战结束时40%的水平。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比重还可能继续下降。所以美国想要保住目前的军事优势，就必须缩减公共开支，而这又会直接波及国内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想见这种情况将会反过来影响到民众对帝国事业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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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了解帝国的军事开支对美国民众的负担有多重，我们 只消比较一下两个数字：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三国之和[19]，但美国的军费开支预算绝对值却是排在后面的十二个国家之总和[20]。[21]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德鲁·巴塞维奇得出结论说，美帝国最大的软肋不在于外部威胁，而在于美国民众未必甘心承担帝国的成本。[22]成本问题，也就是帝国政治的收益与开支在中期的比例关系，恐怕是困扰民主帝国的主要难题。倘若帝国内部反对者与外部敌人一齐抓住这一软肋，大做文章，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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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美国相信，它所受到的来自帝国边缘的挑战远比帝国秩序内部的竞争更为严峻。这一观念促使美国政府仅兑现了冷战结束的部分和平红利，而继续扩大其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针对美国海外机构设施的恐怖袭击不断攀升，尤其是“9·11”事件的爆发，似乎证明了华府这一决策的先见之明。此外，美国人的这个决定还基于他们的另一个信念：欧洲在科技和经济上赶超美国已永无可能，也就无力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真正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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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洲通过引入欧元，建立欧洲统一货币区，对美国全球宰制地位的威胁将远远大过伊斯兰主义。[23]而欧洲的科研组织若充分整合，并将科研成果转化到经济发展之中，那么也同样可能收获类似于引入欧元的效果。美国近几年来之所以越来越青睐军事控制手段，不排除与欧洲 经济发力、渐渐迎头赶上的势头有关联：通过将竞争领域转移到军事力上，美国至少还能在短时间内保持对欧洲的优势。另外，美国还在欧洲内部挑起政治争端，借机抵消欧洲人通过经济一体化而获得提升的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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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权力之四种来源，上述观点的本意是：美国经济权力优势下降，[24]需要通过扩大军事权力优势来弥补；而在军事权力上，欧洲人又显然无意下大功夫，以求获得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当然美国的做法会增加它对帝国经济空间的统治成本，而其中能转嫁给欧洲的不会太多。对此，美国的因应方式无非两种：以传统“分而治之”的政策来分化欧洲，或者将欧洲更紧地嵌进帝国空间的维护体系中来。究竟将来其中哪一种会成真，也要看欧洲人自己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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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印象借助史学家的研究一再浮现：在20世纪，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当属Symes：The Roman Revolution。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提到，面对欧洲大陆民主秩序自我破坏的窘境，盎格鲁—美利坚人从罗马历史的镜鉴中证实并坚定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在那些研究20世纪美帝国如何形成的历史的学人中，我们看到这种比照古罗马的研究方式屡见不鲜——无论他们的比照基于批判性视角，还是出自肯定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奈这样对帝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能无视这种类比。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16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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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如何受到罗马的影响，可参看Lefebvre：Napoleon，尤其是219页以后的内容。美国人如何通过与罗马共和国的参照构建自我认知，对此一个绝佳的佐证是Federalist Papers。在这些文字里，几位政治家勾画出联邦制国家的蓝图并为之辩护。参见Hamilton等人的The Federalist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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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别值得参考的是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43页起若干页，第387页起若干页；Chomsky：Hegemony or Survival，第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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