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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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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时，会经过两个主要关卡，它们记录资本达成数量增长（利润的根源）的表现。在劳动过程或同等的过程中，工作增加价值。但是，增加的价值是隐含的，直到商品在市场上卖出才得以实现。资本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但是，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两个时刻的必要统一，是一种矛盾统一。那么，这一矛盾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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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中，马克思为了研究支撑利润的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假设市场上价值实现的问题完全不存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永远不会相同），我们会预期资本有很强的动机尽可能降低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尽可能使劳动者承担自身的再生产成本（借由家庭活动和工作），以及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尽可能听话和守纪律（必要时动用强制手段）。为此，资本若能有大量受过训练但闲置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可以随时利用，那便再好不过（虽然这或许并非必要），因为这可以令有工作的人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必须把它制造出来（以下两股力量因此非常重要：技术演变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某些国家忽然为全球市场增加许多劳动力，例如近30年来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以下两件事也很重要：尽可能阻止劳动者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动用所有可行手段阻止劳动者发挥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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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推断，资本的这些作为最终将产生一种两极化的情况：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阶层则不但日趋贫穷，地位日低，还越来越没有尊严和影响力，尽管财富实际上是劳动者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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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连有造诣的左派学者也多数不熟悉这一卷），马克思研究价值实现的条件，假设价值生产过程中没有问题。他推断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初步结论（他没有写完这一卷）。如果资本一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用尽所有手段确保剩余价值能生产出来，并由资本家占有，则劳动者在市场上产生的总需求将倾向受限，甚至是有系统地遭削弱。此外，如果家庭被迫承担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劳动者将不会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讽刺的是，劳动者承担越多自身再生产的成本，他们替资本工作的动机将越弱。此外，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失业人口）也不能支持总需求增长（除非国家提供慷慨的收入补贴），一如工资下跌（包括国家减少对社会工资的贡献）不能支持市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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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有严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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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对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工人作为其商品（劳动力）的卖方，则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尽可能压低工资的倾向。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产能全力开动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因为产能运用受到的限制，并非只是价值的生产，还有价值的实现。但是，商品的销售，商品资本的实现（因此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限于一般社会的消费者需求，而是受限于绝大多数人总是贫穷且必须总是贫穷的那种社会的消费者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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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有效总需求（有别于贫穷的群体对必要的使用价值的社会需求）不足，对资本持续积累构成严重的障碍。这会导致利润萎缩。劳动阶级的消费需求，是有效市场需求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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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永远面临这种矛盾。资本体制可以尽可能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惜危及资本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能力；它也可以令劳动者得到赋权，借此维持强劲的有效市场需求，但这可能危及它借由生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像《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那样顺利运作，站在《资本论》第二卷的角度，它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反之亦然。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比较接近《资本论》第二卷指示的需求管理立场（强调价值实现的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是组织良好、政治势力强大的劳动阶级运动造成的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资本在经过与劳动者的激烈斗争之后，转向比较符合《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供给侧立场，强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包括降低实质工资、镇压劳动阶级组织，以及普遍剥夺劳动者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种趋势，我们如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它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问题，但代价是制造出市场上的价值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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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当然是一种粗略的过度简化，但它很好地说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在历史上何其显而易见。这例子也清楚地显示出危机形成和解决的过程，因为危机被人在生产与实现之间来回转移而紧密相连。有趣的是，经济政策和理论也出现相应的转变。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支配主流经济思想，但约从1980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变成货币学派的供给侧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在我看来，把这些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历史，放在两卷《资本论》所反映的生产与实现矛盾统一的脉络下来理解，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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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可以借由一些方法调和。首先，即使薪资下跌，我们仍有办法增加需求，包括扩大劳动人口的规模（例子之一，是中国约从1980年起，动员闲置劳动力投入生产），扩张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规模，或是创造出不从事生产但有可观购买力的阶层（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和教师等等），并扩大其规模。调和矛盾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方法：利用信贷。原则上信贷完全可以用来在同等程度上支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这一方法最明显的例子，是金融业者放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去建造投机性质的房屋，同时发放房贷给消费者去购买这种房屋。问题当然在于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投机泡沫，一如导致2007~2009年市场崩盘的那种泡沫（主要发生在美国房市，但也出现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建筑业兴旺、泡沫化和崩盘的悠久历史，证明此类现象在资本的历史上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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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信贷系统的介入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有益的，也确实在困难时期发挥过支持资本积累的作用。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因此被推回到货币与价值形式的矛盾。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在信贷系统中被内化，而这系统一方面从事疯狂的投机活动（导致房市泡沫的那种投机），另一方面则减轻资本流动的许多困难，使资本得以跨越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稳定地持续流动。限制信贷运作，会加重生产与实现之间的潜在矛盾；解除对信贷系统的管制，则会导致不受约束的投机活动，尤其是围绕着资产价值的投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货币与货币代表的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一天不能化解，根本问题就一天无法解决。三种不同矛盾之间的相互关联，是频繁发生的金融和商业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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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实现的关系还连着一些次要矛盾。价值增加无疑是拜生产行为所赐，而价值增加多少主要取决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如此，拜流动的持续性所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得以发生在流通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环节。组织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未必是实现价值的人。中间商、银行和金融业者、地主和房产所有人，以及税务部门的介入，令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在多个不同环节实现，而这种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例如中间商和金融业者可以对生产商施加巨大的压力，借此把直接生产商的收益率压至某个最低水平，自己则坐享厚利，譬如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在中国便是这么做的。在这例子中，价值的实现不但跨领域，还跨越重洋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创造出一种相当重要的跨地域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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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生产与实现矛盾的另一种做法，是把劳动者替自己争取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收回来，办法是收取过高的价格，或是对劳动阶级收取费用、租金或税金，显著压低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生活水平。这种方法也可以借由操控社会工资去做，目的是收回劳动阶级在退休福利、教育、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上争取到的权利，借此支持剥夺式积累的政治操作。目前许多国家诉诸撙节政治，正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资本或许会在生产环节对劳动者的要求让步，但可能借由在生活中过度压榨劳动者，连本带利收回在生产环节让渡或损失的利益。高昂的租金和居住成本，信用卡公司、银行和电信公司收取的过高费用，医疗和教育私营化，以及对使用者收取费用和罚款等等，上述这些都会对弱势群体造成经济负担，即使这些成本并未因为各种掠夺手段、任意课征的税项、累退税、过分的法律费用或其他因素而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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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借由社区中产阶级化、强迫搬迁，甚至有时会动用暴力清场手段，把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驱离高价值地段（或试图这么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一种行之已久的做法。里约热内卢遭驱逐的贫民区居民、首尔自建房屋的住户、因国家征地而失去住家的美国人，以及南非简陋木屋的居民，均曾面对上述手段。在这例子中，生产是指生产空间，而实现则是指因地租和房产价值上升而获得资本利得——获益的因此通常是房地产开发商和食租者，而非其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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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除了影响劳动者，还同样影响资本。合理的推论是：工作和生活这两个领域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也必须有一种矛盾统一。可惜左派大致上不重视这个结论，甚至完全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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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衍生的政治抱负，是把生产与实现的关系反转过来。实现应代之以发现和说明整个群体需要的使用价值，然后再精心安排生产活动以满足这些社会需求。这种改变或许难以迅速做到，但基本需求的供给逐渐去商品化是可行的长期计划，非常符合以下观念：经济活动的基本驱动因素，应该是满足使用价值需求，而非无止境地追求增加交换价值。如果你认为这一目标高不可攀，重温一些历史经验应该是有用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把经济导向需求面管理，以求稳定资本体制。虽然这些国家并非全心全意这么做，它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反转了生产与实现的关系。这么做，是过渡到反资本主义经济的必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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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rl Marx,Capital,Volume 2,Harmondsworth,Pelican Books,1978,p.391.《资本论》第一卷与之对应的段落，可在Penguin版本的第799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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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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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动的矛盾而言，我们必须先描述矛盾的本质，然后再大致评估它目前的形式。了解矛盾的演化轨迹，就能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况。这种演化并非预定的，也不是随机或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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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根本矛盾并非互不相关。它们以多种方式密切联系起来，为资本积累提供基本架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矛盾1），有赖货币的存在，而货币与社会劳动这种价值是有矛盾的（矛盾2）。交换价值及其度量标准（货币）假定交易双方有某种法律关系，我们因此接受个体拥有私有产权，并且需要一种法律架构或一套惯例来保护这种权利。这导致个体化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性之间的矛盾（矛盾3）。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以及法定货币（首要的交易工具）的发行权。货币形式的永久性与私有产权的永久性之间有很深的关联（有前者就必须有后者，反之亦然）。非公共个体可以借由交易，合法和自由地占有社会劳动的成果，也就是占有公共财富（矛盾4）。这构成形成资本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但是，资本必须仰赖劳动力商品化，才能有系统地再生产资本。劳动力商品化解决了以下问题：基于平等原则的市场交易体制，怎样才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这个方法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劳动（我们替其他人所做的劳动）转化为异化的社会劳动（纯粹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做的劳动）。结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种根本的矛盾（矛盾5）。这些矛盾决定了资本经历多种物质形式的持续流通过程，而这意味着在资本的范畴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矛盾6）。在资本的流通中，资本的生产与实现必须有一种矛盾统一（矛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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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界定了一个政治疆域，我们可以据此设计一种替代方案，取代资本创造出来的世界。政治运作应倾向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倾向采用一种抑制私人累积财富和权力的货币形式，倾向瓦解国家与私有财产的联结体，建立多个互有重叠的集体管理的公有产权制度。私人占有公共财富的能力必须受到抑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必须削弱。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必须化解，办法是着重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从事非异化劳动的能力，由他们在替其他人生产必要的使用价值时，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因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普遍情况。但我们必须设法管理固定与移动关系，对抗食租者的权力，帮助我们持续和可靠地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最后，我们不应再为生产而生产，迫使人们投入疯狂和异化的消费主义世界；我们应理性地组织生产，提供必要的使用价值，使人人都能得到适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应转化为一种基于需要的需求，而生产则以满足这种需求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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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远政治思考的大方向，是要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资本的替代物。我们应当根据这些大方向，评估具体的策略和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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