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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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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致力于塑造地理景观，促进后续其自身的再生产及演化。这一点很自然也不奇怪：毕竟蚂蚁和水獭也都这样做，资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在自然变化的可能性极多的世界里，各种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恒常不稳定。资本必须适应这个猛烈演变的世界，但资本对塑造这个世界也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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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竞争与垄断、私有财产与国家、集中与分散、固定与移动、动态与惰性、贫穷与富有，以及不同活动规模之间的矛盾，在地理景观中全都显而易见，而且实际存在。但是，在种种多样的力量之中，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以下两者的结合：时空之中资本无止境积累的过程（指创业者和企业参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因此从事的竞争活动的例行消长），以及国家通过行使权力，以某种有系统的方法组织景观空间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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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塑造的地理景观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产品。它根据某些粗略的规则演变，而这些规则有其自主但矛盾的逻辑，如同监管技术的组合演化的规则。景观如何演化，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空间、地方和时间中的展现方式。地理景观独立的演化方式，在危机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及其矛盾，资本早已僵化并陷入混乱。这是资本不时自我再造的一种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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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资本主义活动所需的空间和地点这件事上，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建一条铁路便需要大量资本。这条铁路若要有利可图，其他资本必须使用它，而且最好是在铁路投资的整段时期内一直使用它。若非如此，这条铁路将会破产，投入的资本将消失或至少损失一部分。因此，铁路一旦修好，资本就必须使用它。但为什么资本需要一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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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跨越空间既耗时又花钱。节省时间和金钱对赢利能力至关重要。因此，技术、组织和物流上的创新，如果能降低跨空间移动的成本和时间，将特别受重视。新技术的生产者很清楚这一点。他们自主努力来做一件事：开发新技术，降低资本流通的成本或加快其速度。能达成这些目标的技术，马上就会有市场。马克思所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是资本努力追求的远大理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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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可用两种方式减少。第一种涉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在资本体制下，历史上这种创新（从运河开发扩建到喷气式飞机）有杰出成就。但是，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我们移动的资本之类型。信贷形式的货币如今瞬间便能在全球流转，但以前可不是这样。受先进的信息技术影响，货币资本的移动性（mobility）大增，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商品的移动性则普遍较低。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瓶装水、钢梁、家具或易腐坏的食物（例如水果、猪肉派、牛奶和面包）的运输有巨大差异。商品的移动性因商品的特性和可运输性而异。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例如运输本身），生产型资本是移动性最低的资本形式。生产所动用的资本往往固定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有时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例如造船这种生产便是）。不过，血汗工厂里用来制衣的缝纫机，显然比钢铁厂或汽车厂里的机器容易移动。而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林业、矿业和渔业等初级产业的地点限制是非常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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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有助于各种活动分散到越来越大的地理空间。因为选址决定几乎可以完全不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资本得以探索许多不同地方的各种赢利机会。一家公司之内的分工，可以分散到多个不同地点。业务外移（offshoring）成为可行的选择，竞争中的垄断元素减少了。地区专业化和分工变得更加显著，因为成本上的小差异（例如因为地方税赋有差别），便可能带给资本较高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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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的新地理形态往往源自激烈的空间竞争，而这种竞争则因为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效率提升而加剧。例如韩国的初创企业便淘汰老工业区一些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的产业，如匹兹堡和谢菲尔德（Sheffield）；因为劳动成本较低、原料和市场较易取得等优势，韩国生产钢铁的成本低得多。在汽车业，底特律受挫不但是因为外国业者加入竞争，也因为田纳西和阿拉巴马兴建新车厂，而当地劳动成本较低，工会的势力也较弱。在19世纪，来自北美的便宜粮食严重损害英国和欧洲的农业利益。这是因为约自1850年之后，当年新建成的铁路和蒸汽轮船大大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如同1970年之后航运集装箱化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去工业化（地域扩张的阴暗面）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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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移动的成本和时间的第二种方法，是资本家明智选址，尽量压低运作成本，包括取得生产工具（包括原料）和劳动力，和把产品运送到市场的成本。许多不同的资本聚集（例如汽车零部件和轮胎厂设在汽车厂附近），“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便产生。不同的公司和产业可以分享设施、劳动技能、信息和基础建设。因此产生的一些好处，是所有公司可以共享的（例如某公司培训过的员工，其他公司请过来便马上可用，不必再提供培训）。这些富有活力的中心提供的机会，也将吸引劳动者前来，即使没有力量驱使他们离开故土。都市聚集（urban agglomeration）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空间环境，有利于集体维持某些类型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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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产生地理上的集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汇聚在一起，产生经济区域。这种区域的边界总是模糊和可渗透的，但区域内交错的流动产生足够的结构一致性（structured coherence），赋予该地域某种特色。在19世纪，提到棉制品，人们自然会想到兰开夏郡（曼彻斯特），讲羊毛则自然想到约克郡（利兹），不锈钢是谢菲尔德，金属加工则是伯明翰。结构一致性通常远非仅限于经济交易，还会延伸至态度、文化价值观、信念以至宗教和政治联系。因为必须生产和维护若干集体财产（collective goods），这种经济区域必须建立某种治理制度，而且最好能形式化并融入地区行政体系。如果政府尚未存在，资本将必须建立类似政府的体制，以便促进和管理资本自身生产和消费的集体条件。各种优势阶级或霸权阶级联盟可能形成，赋予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某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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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体形成不均衡地域发展的一个松散拼接体；在这个拼接体里，有些地区倾向越来越富有，而贫穷地区则越来越穷。这是缪达尔（Gunnar Myrdal）所称的循环累积因果（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导致的。[1]先进地区能替自己吸引到新的活动，因为它们的市场充满活力，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比较强大，而且比较容易取得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它们有资源（展现在越来越大的税基上），可以进一步投资在物质和社会基础建设上（例如公立教育系统），而这会吸引更多资本和劳动者涌入。以先进地区为中心的交通路线产生，因为交通流量正是集中在这些地方。交通改善的结果，是吸引更多资本涌入。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并未获得足够的照顾，可能流失越来越多的活动。它们可能陷入萧条和衰败的恶性循环。结果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分布不均，集中在若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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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聚集导致的持续集中是有限度的。过度拥挤、污染加剧、高昂的行政和维护成本（税率和各种收费越来越高）均会对聚集造成损害。本地生活成本增加，将促使劳动者要求越来越高的薪资，最终可能令整个地区丧失竞争力。劳动者集中在若干地区，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对抗剥削。土地和房产价格高涨，因为食租者阶级将尽可能利用他们控制的日益珍贵的不动产赚钱。纽约市和旧金山是充满活力但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底特律和匹兹堡现在则已经不是这样。目前洛杉矶的劳动者组织优于底特律（在20世纪60年代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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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成本快速上涨时，资本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其他地方开展他们的业务。新的技术和生产组合兴起、劳动者抗争激烈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硅谷便逐渐取代底特律，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德国是巴伐利亚取代鲁尔的地位，在意大利是托斯卡纳取代都灵。此外，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如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较晚起步的中国内地，则在某些生产领域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这些变化造成多场贬值危机，影响波及全球经济的其他地区。美国中西部的“锈带”曾经是该国的工业资本重镇，没落之后便与新兴的“阳光带”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区域的就业和生产危机，往往标志着关键时刻：在塑造资本的地理景观的种种力量之中，某种势力转移正在发生。这通常意味着资本本身的演化出现根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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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必须经得起旧事物毁灭的冲击，并做好在废墟上建立新地理景观的准备。为了做到这件事，我们必须有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可用。好在资本的本性就是一直努力创造这种剩余——往往体现在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资本过度积累上。通过地域扩张和空间重组吸收这些剩余，有助于解决剩余资源没有出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用途）的问题。都市化和区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活动的自主领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通常靠举债融资），而且这些投资需要多年时间才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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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往往在危机时期，利用这种方式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政府往往选择在危机时期启动国家出资的基础建设计划，希望借此重振经济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便在当时尚未开发的一些地区，推动未来导向的公共建设，希望借此善用剩余的资本和失业的劳动者。当时约800万名美国人受雇于工程进度管理署（WPA）的建设项目。同一时期，纳粹政府也基于类似原因，在德国兴建高速公路。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弥补出口下跌的损失，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巨资用在城市和基础建设上，吸收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当局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全新的城市。中国的景观因此出现根本和戏剧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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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资本发展出我所称的各种“时空修复手段”（spatio-temporal fix），解决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吸收问题。[2]我在这里使用“fix”一词有双重含义。首先，全体资本当中有一部分真的是固定在土地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固定是fix的其中一个意思）。此外，地域扩张中的长期投资，也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是fix的另一个意思）。那么，这两种意思如何冲突？何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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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区域分工、新的资源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这三者之组织全都提供了产生利润、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新机会。但是，这种地域扩张往往威胁到已经固定在其他地方的价值。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出走，任由遭离弃的地方破败和贬值（底特律是一个例子）；又或者留在原地，无可避免地产生剩余资本，最后这些资本因为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而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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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信用融资本来是希望解决矛盾，但这一手段也导致矛盾加剧。信用贷款令许多区域容易受投机资本的流动伤害，因为这种资本流动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以破坏其发展。约从1980年之后，区域负债变成一个全球问题：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偿债，连一些重要国家（例如1998年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之后的阿根廷）也陷入这种境地。许多穷国（例如厄瓜多尔和波兰）在有心人的引诱下，变成剩余资本的“水槽”，必须为因此承担的债务负起责任。债务国必须承受随后资本贬值的代价，债权国则获得保护。如此一来，债权人便可在严苛的偿债规则下掠夺债务国的资源。目前希腊的情况，便是这种过程走到极端的一个恐怖例子。债权人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国家鲁莽到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他们将狠狠地加以蹂躏并吃干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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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信贷“游资”的移动，资本出口至其他地方，往往能产生较长期的影响。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到新地区，在那里启动资本积累的过程。英国在19世纪产生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流到美国和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创造出新的、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产生对英国商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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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新区域，资本体制很可能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成熟到开始产生剩余资本（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因此，资本输出国可以期望在一段并非微不足道的时间里，受益于这种过程。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才成熟，尤其有望令资本输出国长期受益。但是，这些投资的收益率，最终还是取决于接收资本的地区能否演化出强劲的资本积累动力。在19世纪，英国以这种方式提供资本给美国。很多年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美国当局显然看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且不谈冷战的军事方面）有赖这些其他空间的资本主义活动积极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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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新空间最终将产生剩余资源，而这必须借助进一步的地域扩张来吸收，矛盾便产生了。这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情况。最近数十年，我们见识到层叠扩散的时空修复手段，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生的剩余资本开始在世界流动，寻找有利可图的出路；此后很快便轮到韩国的剩余资本这么做，然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台湾地区。虽然这些层叠的时空修复手段是以区域之间的关系留下记录，它们实际上是区域之内地区之间的物质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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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不时被改变方向，从某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资本主义体制整体而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体制中某些部分不时会遇到困难（例如某地可能经历去工业化，另一地则出现部分贬值现象）。这种地区间波动的整体效果，是暂时减少过度积累和贬值的总风险，即使局部地区可能陷入严重的萧条。从1980年以来的地区波动，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当然，每一步都会遇到以下问题：接下来资本流向哪里才能赚到钱？接下来将是哪一个地方遭遗弃和贬值？原因何在？整体效果可能误导人：因为资本总是在某些地方表现良好，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我们能把资本的形式调整到像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20世纪90年代）或中国（2000年之后）的主流资本形式那样，则所有地方都将万事大吉。资本永远不必处理它的系统缺陷，因为它可以把问题在各地域之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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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种可能结果，则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因为多个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处于过度积累的洪流之中（因为缺乏实现价值的市场），又或者必须追逐稀缺的原料和其他关键的生产工具。因为它们不可能全部成功，结果是最弱者屈服，陷入严重的局部贬值危机，又或者是地区和国家之间出现地缘政治斗争。后者的形式包括贸易战争、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而军事对抗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这种危险酿成20世纪资本主义强权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时空修复手段变得十分险恶，因为它把局部和地区的贬值和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出去，由其他地方去承受（1997~1998年间，这种情况在东亚、东南亚和俄罗斯大规模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如何及何时发生，受以下两个因素同样重要的影响：国家权力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明确形式，以及空间和时间之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地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在此完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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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对的空间固定性和地域权力（展现在国家上）的独特逻辑，与时空之中资本积累的流动动力如何共处？资本的一种激烈和持久的矛盾，可能是固定（国家）与移动（资本）矛盾的最高点，不就是在此发生吗？我们之前讲过：“为了使资本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流通，我们必须创造出固定在某些空间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人造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持续流动的资本，这些固定资本的总量将越来越多。资本必须时不时地突破它建构出来的世界所造成的约束。对资本来说，僵化是致命的危险。简而言之，在某个年代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地理景观构建出来后，到了下一个年代便成了资本积累的束缚。因此，资本必须促成既有地理景观之中多数固定资本的贬值，才能建立面貌不同的全新景观。这会引发激烈且毁灭性的局部危机。在美国，这种贬值最明显的例子是底特律。但是，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中国北部和孟买），许多老工业城市因为经济基础遭到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侵蚀，同样必须自我改造。这当中的运作方式是：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资本对所在的土地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某些群体受惠于这当中的创造，另一些群体则因为当中的破坏而首当其冲。至于何者受惠、何者受损，则总是涉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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