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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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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纽约市的所得税申报数据显示，该年度占所得税申报1%的顶层申报人的平均所得为357万美元，但在这个租金极贵、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一半的人口年所得不超过3万美元。纽约市收入最高的1%，3天的所得已超过多数纽约居民全年的所得。如此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惊人的：纽约无疑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该城市有一些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收入惊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其中5人人均赚到超过30亿美元），而且这里的大银行经常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整个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当然没这么夸张（这是可想见的），尽管收入不平等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显著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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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只需非常简单地叙述一下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全球总趋势。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斗争便持续不断。不同的群体为了取得对其他群体的优势而斗争，也为了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和阶级而斗争，力争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劳动成果份额，而各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斗争结果差异很大。因为国家有权征税和重新分配财富与所得，斗争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派系或政治联盟掌握国家权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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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斗争往往相当激烈，结果则难以预测。政变之后（例如1973年的智利），因为支持政变的精英要获利套现，分配不平等严重加剧是可以预期的事。在俄罗斯，1989年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一小群寡头惊人地掠夺了国家的多数天然资源。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形成货真价实的寡头体制。但在英国，1945年之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建立了国家福利体制，支持社会最底层，一如此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做法。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受共产主义强烈影响，加上这些国家出现强劲的社会民主浪潮（源自劳动阶级组织的历史和强化的阶级意识），以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必须保障全体国民起码的生活水平。但由此产生的福利国家体制远非社会主义。它有很强的性别偏见和家长作风，甚至非常偏向资本主义，以致它对自身的服务对象刻薄、严厉和官僚。虽然某些国家福利（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金）带给全体国民更多保障，但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当一个受其保障的人，往往是不愉快的，会受到不人道的对待。进步左派批评这种体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由奉行撒切尔主义的阵营主导）期间也乐于废除这种体制。社会主义阵营1989年崩溃，资本主义国家承受的外部压力消失了：它们即使不再照顾国民的福利，也不必面对强烈的政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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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这种戏剧性的局势转变，阶级之间和种族民族之间的社会斗争，加上经济兴衰造成的环境波动，对分配安排也有重大影响，而世界各地的分配安排差异很大。例如北欧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直到现在仍远比美国平等；甚至在里根政府开始从照顾劳动者转向补贴和奖励资本之前，情况便已如此。但是，美国和瑞典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看来可以在各种分配模式下运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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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这种灵活适应复杂分配模式的能力，置入资本体制中社会群体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产生双重作用。性别、性、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国家和地域差异随处明显可见，地位、技术、才能、价值观，以及对成就的重视和仰慕，使个人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的社会群体获得不同的机会。这些特征与不同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相结合，便产生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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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差异，并非全都可归因于资本。不过，资本并非完全不会挑起社会群体之内和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可以用来巩固它对劳动者的控制的一种关键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支持或反对特定的社会差异，资本往往显得漠不关心。资本倾向于支持任何获得有力支持的社会解放形式（例如近年的同性恋权利和多元文化主义），只要这并不妨碍资本控制劳动者的整体策略，而且可以形成一个可利用的独特利基市场。但是，这些社会差异具有经济和物质形式，而这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中各群体在分配问题上竞争激烈。这是那种有时令人混淆困惑的关键互动点之一：资本和资本主义在此无法明确分开。种族问题尤其如此。在许多地方（例如美国），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纠结在一起，导致两者互相加重，甚至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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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以下问题的主流看法也至关重要：何谓“公正”或“道德上可接受”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不公正的情况可以如何纠正？关注这种问题的，并非仅限于劳动者。在悠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传统中，可怕的不幸和贫困即使不会危及公共卫生（像霍乱疫情便不会受阻于阶级界限），也会被视为所有文明社会无法接受的事。例如许多调查一再显示，多数美国人的平等观念很强，而且他们不但支持机会平等（这是右派惯常坚称支持的立场），还支持结果平等。2005年一项调查访问超过5000名美国人，结果显示，受访者无论政党倾向或收入高低，平均认为顶层20%人口拥有的财富不应超过全国的32%。调查人员出示瑞典（顶层20%拥有38%的财富）和美国（顶层20%拥有84%的财富）的财富分配数据，但未说明两组数字各属哪个国家，结果有92%的受访者表示比较喜欢瑞典的分配情况。受访者原来很不了解美国实际的财富分配情况。他们以为美国顶层20%人口拥有58%的财富，而不是实际的84%。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都远高于他们认为公平的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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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美国人如此重视分配平等，为什么美国追求纠正这种不平衡分配的政治运动那么少？答案主要在于美国人普遍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如此一来，国家便未能有效发挥它纠正所得和财富不平等的能力。例如在有关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辩论中，共和党人并不反对全民皆可享受体面的医疗保健这一原则，但他们激烈反对“保姆国家”立法确立这一原则，也反对国家强制规范管理个人行为。任何税务提案若是希望劫富济贫，同样会遇到这种强烈的反对。近年来，收入和财富再分配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而政府做这件事的名义包括控制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政府干预。我们很难不这么推论：这些预算和财政手段的背后，是资本压低薪资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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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斗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分配斗争。目前持续中的斗争所追求的，还包括认可、尊重、法律之前的真正平等、公民权和文化与宗教自由、适当的政治代表、教育机会、工作机会，甚至是懒惰的权利。许多此类斗争是由某些群体集体发起，寻求救济或某种优势（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群，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老人，工会，商会，当然还有希望捍卫劳动者权益的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社会斗争的演变产生非常多样的结果，很多时候对财富和收入分配有附带影响。例如教育机会是否普及和平等，对未来的收入分配显然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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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资本主义充斥着此类冲突和斗争。但我在这里想问的问题要窄得多。如果我们把资本理解为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经济引擎的组织，那么资本是如何根据某些基本原则来分配财富和收入？近40年来收入分配明显而巨大变化，是否可归因于资本内部矛盾的重新组合？最后，贫富之间的矛盾明显加剧，是否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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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证实资本有能力适应差异极大的分配模式。不过，虽然站在资本再生产和增长的立场，显然没有一种所得和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堪称理想，但也没有人相信可以做到完全平等的分配。另一方面，一直有人认为严重失衡的分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因为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资本主义精英在瑞士达沃斯的聚会）便经常表达这种忧心，还因为历史证据显示，严重的不平等可能是总体经济危机将要来临的前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价值的实现仰赖有钱人难测的非必要消费，而不是劳动阶级牢固、可靠的必要消费，则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要保持平衡将困难得多。美国上次经历像目前这么严重的分配不平等是在20世纪20年代，而当年的不平等显然是促成以至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因素。现在的情况看来大致相似。我们可以期望自己在不根本改变分配模式的情况下，摆脱当前的停滞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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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近数十年的分配趋势。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给媒体的数据提供以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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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0年来，许多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严重恶化。在美国，顶层1%所占的全国收入比例，已从1980年的10%倍增至20%。至于顶层的0.01%，这一比例则增加4倍至空前的水平。全球而言，过去30年是顶层1%（6000万人）收入疯狂增长的时期，地位更优越的顶层0.01%（60万人，而全球约有1200人的财富净值达10亿美元或以上）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美国，也并非仅限于发达国家。在英国，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恶化至狄更斯时代以来不曾见过的水平。在中国，占顶层10%的阶层如今拿走全国约60%的所得。中国目前的不平等程度与南非相似，而南非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该国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种族隔离政策结束时的水平。甚至在许多最穷的国家，不平等程度也快速恶化。全球而言，顶层1%的收入20年间增加了60%，顶层0.01%的收入增长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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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的危机发生以来，情况变得更糟。“最有钱的100名富豪在2012年财富增加了2400亿美元，而600亿美元便足以解决全球贫穷问题。”[2]全球各地均涌现出亿万富翁，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出现很多这种富豪，向来富有的北美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也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种转变是，有雄心的人如今不必移民富国，便可以成为富豪——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故乡，例如印度（该国的亿万富翁近几年增加一倍以上）、印度尼西亚或其他较穷的国家。如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我们正看到一种全球财阀统治体制的崛起；在这体制中，全球的权力由“非常富有的相对少数人掌控”。[3]全球经济中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显然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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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其他标准，今天的世界却远比以前平等。上百万人已经脱贫。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而另外3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增长也大有贡献。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世界各国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显著减弱。逾两个世纪以来，财富从东方净流向西方，如今这种情况已经逆转，尤其是因为东亚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截至2013年，全球经济得以从2007~2009年的挫败中复苏，主要得益于所谓“新兴”市场（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快速扩张。这种转变甚至延伸至非洲，而非洲看来是唯一完全不受2007~2009年危机影响的地方。不过，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冲击不一，则导致欧洲南部与北部国家的经济状况差距迅速扩大。但这些趋势看起来都不是很稳定。例如2013年中，美联储只是提到可能改变货币政策，大量资金便马上撤离新兴市场，令新兴经济体受到显著冲击，情况要到美联储宣布正在检讨政策方向时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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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分配情况出现两种变化：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人均财富和收入的差距普遍缩小（在近年危机中严重受创的国家除外，例如希腊），另一方面是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严重加剧。逆这种趋势而行的国家或地区极少，而且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多数属落后地区（例如像不丹这样的国家，或某段时期里印度的喀拉拉邦）。只有南美某些地方，有幸因为国家的政策而缩减了社会不平等。相对于收入，测量货币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困难得多。但在某些方面，货币财富比收入重要，因为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比较稳定和长久。以货币测量财富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某些资产（从艺术品到昂贵的珠宝以至房地产）的价值评估往往是一种猜测，而且经常大幅波动，就像股票的市值那样。在多数国家，货币财富分配的失衡程度看来比收入分配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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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全球大趋势？是因为资本的矛盾演化里出现某些情况，使得这些趋势不可避免，甚至成为支持资本生存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吗？许多国家当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日趋失衡，是反映出现了某种变动的矛盾吗？如果当真如此，这是什么样的变动（例如是周期性的，还是线性的）？这种变动可以解释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吗（例如201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伊斯坦布尔以至巴西100多个城市的那种情况）？这是一场酝酿中的总体经济危机的预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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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不平等的分配为何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分配不平等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社会和历史上，资本被构建为一个支配劳动者的阶级。如果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分配平等与资本是不相容的。某些分配不平等实际上先于资本的崛起。若想迫使劳动者为了生活而从事受薪劳动，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必须遭剥夺。这种分配情况先于剩余价值的产生，而且必须一直维持。资本流通和积累变得普遍之后，薪资水平必须维持在使资本有利可图的限度内。利润极大化的努力，必然涉及压低薪资或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薪资普遍遭压低，无论个别资本家意愿如何。薪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劳动力稀缺程度和阶级斗争状态。由此产生的分配情况，在地域上是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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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总产出流向资本家阶级的比例必须够大，以便成就两件事：使资本家轻松享有配得上有闲阶级的消费条件，借此激励他们；为资本家提供充裕的剩余，以维持资本的经济引擎有力、顺畅地运作和扩张。潜伏在每一名资本家心中的“浮士德难题”（个人享受与再投资之间的两难），只能靠产生和占有可观的剩余解决。资本总是必须牺牲劳动者，占有高得不成比例的剩余。这是资本维持自身再生产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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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因为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得以投资和创造就业，而且只有资本能够这么做。右派因此找到理由支持偏袒资本、牺牲劳动者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税务安排）。他们是这么说的：不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许看似不公平，但对劳动者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资本是创造就业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拥有越多资源，将会创造越多工作。可惜这种说法并不完整。资本只会在有利可图时从事再投资并创造就业。美国最近3次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经济增长但就业不增长，或甚至衰退），因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尽管薪资下跌，而且剩余劳动力随处可见。资本因此任由现金闲置，又或者利用剩余所得从事投机活动，希望借此获利，而投机渠道包括股市、房产、其他资产（尤其是资源和土地），以及利用不稳定的新金融工具赌博。资本如果投资在生产上，比较可能投资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上（会导致更多人失业），而非真正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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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上，使得该阶级得以对媒体（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和控制。资本得到国家的优先保护，而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和创造货币的工具。资本利用这种特权保护自身利益和维系其权力。中央银行总是拯救银行，但从不解救人民。这种情况展现在两件事上：全球逐渐形成一个财阀统治阶级；世界各地多数国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惊人地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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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鸿沟的另一边，除非劳动者的总需求不足以支持市场中资本积累的实现，劳动者是否贫困是资本几乎完全不关心的事。资本最迫切关心的是尽可能压低薪资。如我们稍早所见，这造成生产与实现之间的一个核心矛盾。资本家控制薪资水平的能力，有赖于“产业后备军”（由剩余劳动力组成）的存在。这些备用劳动力的功能，是为资本进一步扩张提供劳动力，同时压制在职劳动者的渴望，令他们不敢太努力追求提高薪资和改善工作环境。产业后备军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失业劳动者。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技术变革会导致企业裁员、劳动者失业。资本因此在控制自身的劳动力需求之际，获得影响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可观势力。换句话说，资本制造失业的愿望，不亚于创造就业。以租税诱因鼓励资本再投资，制造失业的可能性不低于创造就业（这个事实在政治讨论中极少有人提起，尽管对任何一名因为技术变革而遭裁员的劳动者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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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部分，是不拿薪水的大量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妇女儿童。中国近十年来受薪劳动力大增，便依靠此类人士加入受薪劳动力市场。非洲目前仍有尚待动员的大量潜在劳动力。金砖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涉及动员这些潜在劳动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市场先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再号召女性加入就业市场，补充劳动力供给。这种备用劳动力未必可由本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从其他国家输入劳动者：德国吸收土耳其的劳动力，法国输入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地区）劳动者，瑞典找南斯拉夫，英国利用该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则输入墨西哥劳动者。劳动阶级反移民的声势浩大时，资本便大举转移到有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例如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区，以及中国和孟加拉国的工业区。即使资本并不外移，撤资威胁往往足以抑制劳动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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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被错综复杂的细节羁绊住。我们只需厘清以下问题：即使面对强劲的有组织反对浪潮，而且可能因为抑制劳动者的有效需求而触发价值实现危机，资本靠哪些一般手段压抑和控制劳动者分配到的劳动成果比例？近40年来，资本显然是靠一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加上随机的全球化做到这件事；在此同时，即使资本加强剥削劳动力，国际竞争加剧仍然令利润率承受下跌压力。这一切的净影响，是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产出中分享到的比例呈现下跌的全球趋势。正因如此，在几乎所有国家，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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