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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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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资本完全不关心劳动者贫困与否；劳动者只能靠自己的进取心和创造力，以资本提供的微薄薪资为基础，在生物、心理和文化层面再生产自己。劳动者一般会顺从，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正是马克思遇到的情况，而很可能正因如此，他在建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把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放在一边。但是，如果劳动者不从事自我再生产，或是因为过劳而在矿井或工厂里过早死亡（或因为过劳而自杀），而资本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再轻易获得备用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显然将无法再生产。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危险：他清楚看到，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致命的剥削程度必须受到限制，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立法对保护资本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的性命同样重要。保护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与资本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向来总是有潜在的矛盾。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矛盾已经变得远比以前显著和复杂，含有许多危险的可能，而且有广泛但不均衡的地域表现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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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厂制度的兴起，以及资本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迂回，这个矛盾变得更显著。在传统的工匠技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同时，资本对获得受过适度教育的劳动力兴趣大增：资本希望劳动者识字、灵活、守纪律和够配合，足以胜任机器时代要求的各种工作。1864年的英国工厂法案加入教育条款，是资本对劳动者的能力兴趣日增的一个迹象，而这涉及对劳动者在工厂以外的生活有限度的干预。在整个资本体制内，这种对持续培养够水平的劳动力之关切，在全球许多地方与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项政治计划是一致的；这项计划希望创造出一个“可敬的”劳动阶级，它将避免参与暴动和革命，屈服于资本的劝诱。公共教育的增长，加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煤气与水”社会主义（政府控制公用事业），无疑改善了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的生活，且使政治代表权（投票权，因此也就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扩展至全民普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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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劳动者教育和动用财务资源做这件事的兴趣日增，是资本历史的一大特色。但资本做这件事不是无私的，且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对此事造成一些困难。这是因为此事涉及资本希望劳动阶级受到怎样的教育，以及劳动阶级本身希望认识什么。例如在英国和法国资本体制的早期历史中，自学的劳动者一直是资方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向往不同于资本提供的生活方式，且愿意采取政治行动（虽然可能未至于发起革命），以求实现某些反资本主义构想。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宣扬解放和乌托邦思想的组织惊人地盛行，与此相关的名字包括傅立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卡贝（Cabet）等。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也出现比较冷静但仍然坚持立场的作品，它们宣扬劳动者权利，以及建立团结组织（如工会）和各种政治运动（例如人民宪章运动）与组织的必要性，当中有些得到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如欧文（Robert Owen）的支持。如果这就是劳动阶级的教育，资本是完全不想要的。但是，因为劳动阶级中至少有部分富有影响力的人坚持自学，资本必须想出因应之道。如狄更斯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的董贝先生所言，他不反对公共教育，条件是劳动者在这种教育中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地位。马克思虽然对多数社会主义乌托邦作品持批判态度，但从中学到很多，也希望创造一整套反资本主义知识，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资本当然不希望劳动者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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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共教育已经相当配合资本的要求，包括灌输资本喜欢的意识形态，培养配合分工需要的技能，但未能消除基本冲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也介入，希望建立一种跨阶级认同和团结意识，而这与资本的强烈倾向是有冲突的：资本希望资本家和劳动者均抱持某种无根的普世个人主义（cosmopolitan individualism）。这些有关公共教育内容的矛盾都无法轻易解决，但这不妨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投资在教育和培训上，是资本维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中国近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量投资在教育上，一如之前的新加坡和其他东亚国家。这是因为资本的赢利能力，越来越依赖技术劳动者的生产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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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育本身最终变成一盘“大生意”——这种事在资本的历史上相当常见。教育本来是公立和免费的，但私立和付费趋势严重侵入教育领域，造成民众的财务负担：渴望受教育的人必须付费，才能完成自身的社会再生产这个关键部分。社会上出现一群受过教育但负债累累的劳动者，后果如何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不过，从一些迹象看来，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很可能成为民众强烈不满的一个源头，例如智利自2006年起，学生与政府便因为该国高中和高等教育民营化且学费昂贵，爆发街头冲突，至今尚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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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培训创造出富有生产力的劳动力，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由此而生，而这可能是人们广泛接受的经济概念中最怪异的一个。这概念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他认为劳动者获得生产技能，无论是通过“教育、研究或当学徒，总是得付出真实的成本；这些成本如同固定和实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这些生产技能是劳动者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也是当事人所属社会的财富。工匠技术提升，如同购置提升效率或节省劳力的机器或工具，虽然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可以连本带利赚回来”。[1]问题当然在于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由谁承担（劳动者、国家、资本还是公民社会中的某种机构，例如教会），而好处（亚当·斯密所讲的利润）又由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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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非技术劳动者，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劳动者期望获得较高的薪酬，无疑是合理的。不过，这不表示较高的薪酬是劳动者投资在自身的教育和技能上，最终赚到的一种利润。如马克思在他对亚当·斯密的尖刻批评中指出，问题在于劳动力必须在受剥削的情况下替资本工作，才能实现自身技能的较高价值；但如此一来，劳动者较高生产力产生的好处，最终是由资本而非劳动者获得。[2]例如近十年来，劳动者生产力大幅增长，但劳动者分享到的成果比例不升反跌。马克思指出，无论如何，如果劳动者身上真的有一种资本，他将可以完全不工作，靠他的资本产生的利息生活（资本作为一种财产关系，总是可以选择这么做）。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复兴［例如经由贝克尔（Gary Becker）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的主要作用，在于掩藏劳资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制造出以下假象：所有人都是资本家，只是大家靠自身资本（人力或其他资本）赚到的收益率各有不同。[3]如果劳动者得到的薪资非常低，相信这种理论的人可以说，这不过是反映劳动者投资不力，因此未能建立雄厚的人力资本！简而言之，低薪是劳动者自身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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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的重要机构，从大学的经济学系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莫不全心拥护这种理论虚构，也就不令人意外；它们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可靠的知识理由。这些机构最近也支持以下这个不可思议的虚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非正式部门，实际上是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微型企业，只要能获得微型贷款（必须付很高的利息，而利润最终落入主要金融机构的口袋），就可以成为资本家阶级货真价实的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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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强烈反对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个人天赋（这在社会生活中无疑非常重要）说成是一种资本，称之为“文化资本”。[4]强调个人天赋在确立社会地位上的作用，因此强调它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复制阶级差异的作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一种（我们在本书所讲的）资本，则是令人困惑的，甚至可说是一种任性的错误。根据这种说法，如果你学会欣赏作曲家斯卡拉蒂（Scarlatti，如果你是法国人）或歌手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如果你是美国人），应该可以找到累积金钱财富和收入的方法。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实际应用，是在商品和地方的品牌建立和营销操作上（但这不是布迪厄的论点）：这种品牌和营销操作的目的，是令商品或地方（例如上等葡萄酒和完美的观光景点）可以赚取垄断租金。但是，这种操作是在制造差异的符号，而如果这个符号能持续有效，将可成为永久的垄断租金和金钱利润的来源。通过产品差异化，强调我这个品牌的牙膏独一无二，向来是防止市场交易抹平商品差异的一种手段。替商品和地方建立品牌，是位居当代广告业和旅游业核心地位的一种操控手段，其背后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充满象征意义），而谁创造这个符号世界，对操控人类欲望获取金钱利益至关重要。替商品的品牌操作付费，并获取这种操作产生的金钱利益的人，当然是制造这些商品的资本家。他们有时确实会毫不犹豫地替自己的产品加上阶级标志，以及更明显的诱人的性别形象。资本无疑在营销和销售上使用这些差异符号，但这不代表这种差异是一种资本（如布迪厄所讲的那样），虽然如果差异是独特和原创的（像毕加索的画作），则它确实往往能产生垄断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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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影响劳动力的竞争质量，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主要是后者）近来对这些方面产生很大的兴趣。任何一个国家若想往生产价值链的上方移动，进入研发的领域，通过掌控知识产权使国家变得更富有，则它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科学能力的劳动力可以运用，而这种劳动力必须靠本地培养（因此，在像美国这些国家，研究型大学极其重要）或从外国输入。要培养出这种劳动者，教育必须从小开始，整个教育体系因此成为资本关注的目标，但资本通常尽可能避免为此支付费用。在像新加坡和当下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大力投资在所有层级的教育上，是它们的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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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的快速演变，尤其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已经根本改变了可赋予劳动者优势的技能类型，而教育体系则往往笨拙地勉力赶上新需求。20多年前，瑞奇（Robert Reich）便指出一种新兴的分工方式：“符号分析”（symbolic-analytic）服务、例行生产，以及“亲身”（in-person）服务。“符号分析”人员包括工程师、法律专家、研究人员、科学家、教授、高级主管、新闻工作者、顾问和其他“劳心工作者”；他们主要靠搜集、处理、分析和操控信息与符号谋生。瑞奇估计此类人员占美国全体劳动者约20%，而他们之所以占据优势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从事他们的工作。不过，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分析和符号技能，而这种教育多数从家庭开始：儿童很早便学习如何利用电子装置，使用和操控数据与信息，配合新兴的“知识经济”的需求。[5]这群人构成资本体制中相对富有但高度移动的中上阶级的核心，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在特权小区中（并把自身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封闭起来），与社会其他部分区隔开。相比之下，从事传统生产工作的劳动者（例如钢铁业和汽车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劳动者则前景黯淡，原因包括他们的职位很可能会消失，以及幸存下来的职位很可能薪资微薄、福利稀少，因为市场上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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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长期以来均有意提升至少部分劳动者的生产力，但这种意愿起初不涵盖劳动者文化和感情生活的所有方面。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例如养儿育女、照顾老弱，在许多地方通常仍然是个别劳动者的事，在市场考虑之外，一如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许多复杂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现，它必须介入医疗、教育和社会控制服务的监理和供应之中，甚至必须协助民众培养一些有利于自律和公民意识的心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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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卡茨（Cindi Katz）指出，社会再生产的整个领域是“日常生活中有关肉体的、混乱和不确定的事务”，但它“也是一组结构化的运作，与生产形成辩证关系，互相构成（mutually constitutive）但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统一，明确地成为一个变动的矛盾，在资本的整个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个矛盾所涉及的东西，当下与1850年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卡茨指出：“社会再生产包括日常和长期的再生产，涵盖生产工具和运用这些工具的劳动力。在它最基本的层面，它有赖劳动力在生物层面的再生产，包括世代和日常基础上的再生产。”它也包含手工、心智与概念技能的生产和再生产。[6]这一切是在个人工资加社会工资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提供社会工资的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例如负责教育和医疗的机关），以及公民社会里的关键组织（例如教会和由慈善捐款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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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劳动者的立场，社会再生产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劳动者收到一笔钱作为工资，可以选择如何使用。在以前，劳动者怎么花这笔钱和基于什么原因，资本并不关心。但我们将看到，现在已绝非如此。劳动者需要多少资源才能生存和繁衍，有一部分取决于劳动者及其家庭和小区可以替自己做多少事。社会再生产吸收了大量的无薪劳动，而如女性主义者相当正确地一再指出，这些无薪劳动向来多数是女性在做，甚至到今天仍是这样。对资本来说，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可以方便地把真实成本外部化、转移到家庭和小区组织身上的巨大领域。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不成比例地落在不同群体身上。例如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部分无产阶级化”中，养儿育女、照顾老弱的成本，几乎全部由农民或农村社会的家庭承担。但是，在社会民主的情况下，政治运动驱使资本把部分此类成本内部化，可能是以直接的方式（通过劳动契约提供退休金、保险和医疗福利），也可能是间接的方式（借由福利国家体制向资本征税，作为提供各种服务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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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运作和精神，力求尽可能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外部化，转移到民众身上，以便降低资本的租税负担，提升资本的利润率。支持这种做法的理由，是福利国家体制的代价正变得太高昂，替资本减税可以促成更深层、更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由此产生的好处广泛共享时，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这种美好的展望当然不曾实现，因为有钱人几乎拿走了所有好处，并未与民众共享（例外情况是一些有钱人为求自己好过，做一些道德上可疑的慈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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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庭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各地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网之中。家庭之间往往会分担劳动——例如在美国的中产社区，共乘（car-pooling）、儿童托育，以及举办集体活动如公园野餐、街头市集和街区派对，全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还有联合起来的“足球妈妈”因为掌握一定的选票，在政治上得到注意。这当中有很多非金钱的交换，很多明显的互助，具体活动形形色色，例如帮助邻居修车、替露台油漆，以至帮忙维护小区成员享用的公共空间。这种活动有多少，以及经由什么机制发生，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家庭联合起来从事许多互助活动，创造出类似共同生活的形态。此类做法因为人们设立小区协会、宗亲会、宗教组织之类的团体而正式化；这些团体相当重视界定和维持适合社会再生产的小区状态，有时可能会动用一些压制手段。这种组织方式可以成为较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基础，而它们也启发了不少人，使他们看到在纯粹的市场和金钱交易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虽然新自由主义对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攻击，理论上可以靠互助活动的兴起来抵挡，但现实中的证据多数不支持这种设想——新自由主义通过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伦理运作（外加其他特征，例如跨地域移动性上升），而这种伦理削弱了互助在共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宗教或族群关系界定的社群，是少有的例外。消费者日益倾向于视自己的房子为短期的投机工具，而不是安居之处，当然也不利于家庭之间的互动。资本创造出来的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尤其是依赖开车这一点），也不利于创造出彼此支援的社群网络——这种网络可以促进比较恰当和令人满意的社会再生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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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可能有害的初期矛盾，而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它以不同的表象出现。劳动者和家庭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对市场中的价值实现有重要作用。如果他们在市场以外生产，满足自身的许多需求，则他们将大量减少在市场中购买商品，他们贡献的有效需求将因此减少。这是部分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它往往演变成完全的无产阶级化（通常是在资本的压力下）。如果福利国家体制瓦解，很大一部分有效需求将消失，价值实现的场域也将缩小。这正是紧缩政策的问题。随着驾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矛盾的做法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资本在以下两方面的矛盾随之加剧：资本在生产方面的潜在赢利能力日增，但有效需求不足，则令资本的潜在赢利能力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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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个难题，资本的历史中出现一种长期趋势：家庭劳动由市场交易取代（从剪发、外带食物、冷冻食品、快餐到干洗、娱乐和照顾老幼）。个人家庭劳动进入市场领域，成为一种私营生意，加上家用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从洗衣机、吸尘器到微波炉，当然还有房屋和汽车），迫使人们付出可观的金钱购置（通常必须靠借贷融资），不但根本改变了家庭经济的本质，还彻底改变了市场之中资本价值实现的过程。世界各地的住房商品化，通过为了社会再生产的空间消费，打开一个巨大的资本积累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长期以来刻意推动“理性消费”，也就是鼓吹助长资本积累的家庭消费主义，不管这些消费是否满足真实的人性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什么）。社会再生产受这种趋势的影响越来越大，有时甚至遭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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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事实触发许多反思，审视资本对“生活世界”（lifeworld）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越来越强的支配力；“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追随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说法，“日常生活”则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分析此一现象使用的标题。[7]资本及其各种形式的产物有系统地侵入人类生活世界的几乎各个方面，当然引发抵抗，但对多数人来说，这种抵抗已被证实无效，即使资本的入侵并未受到热烈欢迎也一样。进步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提出理由，主张做家务应得到薪水。因为这种劳动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这种主张有明确的政治理由，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只会促进所有事物完全货币化的趋势，最终反而对资本有利。家庭劳动很难货币化；此外，这种做法不大可能造福民众，尤其是妇女，因为即使做家务可获得薪水，她们很可能仍将受到过度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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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法国杰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完全合理的说法，认为中世纪末期一般人的物质生活，和物质再生产与资本以至市场几乎完全无关，这种构想在我们的时代已失去意义，仅有的例外是世界上一些偏僻的地方（例如某些原住民社会或偏远的农村），因为资本尚未在这些地方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力。[8]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已经快速商品化，替反资本主义斗争制造出一个复杂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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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社会再生产已经成为被资本主义活动高度入侵的领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国家的触角和资本的影响与力量以无数种方式，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延伸和扩张。当然，这些介入并非全都是有害的。社会再生产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女性常在这个领域遭受压迫和暴力伤害，还被剥夺教育机会；儿童常遭虐待和暴力伤害；偏执衍生出对他人的蔑视；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压迫和暴力对待后，常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家人身上；酗酒和滥用药物也造成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适度的社会管制甚至国家干预，对社会再生产领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可能导致官僚掌控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使得人们没有什么自主发展的余地。此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所有过程更深地嵌入社会和生物生活的网络之中，已经产生这样的世界：可能导致异化的、过度的家庭消费主义，与支持足够的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消费产生矛盾，一如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显著。例如在美国，当代的社会再生产有多少是用来培养人们从事疯狂的炫耀性消费和金融投机，而非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可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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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世代，马丁（Randy Martin）所称的“日常生活金融化”已经显著地介入社会再生产。[9]如果我们问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答案是相当惊人的：社会再生产有多少是靠债务融资？此一事实有何含义？在世上许多地方，高利贷集团向来扮演重要角色，至今仍是这样。在印度许多地方，社会再生产发生在高利贷集团可怕的阴影下。微型贷款组织的出现并未解除这种困境［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迫使借款人走上自杀的绝路（主要是女性），因为这是他们摆脱集体债务的唯一方法］。但是，几乎在所有地方，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个人债务如今已成为形式不一的灾难。美国的学生背负重债，这种情况如今也正出现在英国、智利和中国；与此同时，人们为了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而背负的债务，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中国，个人负债在1980年左右接近于零，如今不过是数十年时间，已暴增至远远超过收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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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上只是一种泛论，而这些矛盾在各地域有不同的表现。世界上某些地方（例如消费占GDP超过70%的美国）似乎比较重视通过败坏社会再生产合理形式的异化消费主义，维持经济的有效需求；另一些地方（例如消费占GDP超过约35%的中国）则比较重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便能不停地生产价值。在分裂的城市如拉各斯（尼日利亚港口城市）、圣保罗（巴西最大的城市）以至纽约，城市的一部分人沉迷于炫耀性消费，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繁殖可轻易剥削的劳动力（因为供给过剩，总是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学者研究这些不同环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发现家庭活动的性质和意义有巨大的差距，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种分裂导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出现一些古怪的现象。巴基斯坦和印度以极其微薄的工资雇用童工，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生产足球供年薪以百万美元计的球员使用，卫道人士站在道德立场谴责这种现象，但完全漠视另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在市场中消费，也受到资本的剥削。与此同时，这些孩子也被灌输参与这种腐败交易的伎俩，包括利用计算机操纵股市，无本生利。你上网搜索李柏（Jonathan Lebed）的故事，便知道我在讲什么。李柏15岁时，已经靠买卖低价“水饺股”赚到数百万美元：他在网络上设立聊天室，吹捧他刚买进的股票，然后利用好评推高股价后卖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控告他，他则断言华尔街正是这么做的。结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罚他一笔小钱，像放下烫手山芋那样放弃起诉他，因为他说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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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不可脱离各地域的情况差异去理解。与此同时，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物质活动、文化形式和当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极其重要。如卡茨指出，在资本高度流动的背景下，社会再生产“基本上仍必要地保持本地形式，受限于特定地域”。结果是产生“跨空间、跨边界、跨规模的各种脱节现象，可能触发社会关系中沉积的不平等，也同样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农业劳动者的再生产发生在墨西哥，但最后在加州的田地里工作；女性工人增长于菲律宾，最后承担纽约市大量的家庭劳动；数学工程师在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下受训，最后在卡拉维尔角（附近有肯尼迪太空中心和卡纳维尔角空军基地）工作；在印度受教育的软件工程师，则去了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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