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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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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因为环境危机将至，而面临一个致命矛盾，这想法在某些圈子中广为流传。我认为这个论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争议。说它有一定道理，主要在于资本的指数增长累积了一些环境压力，怀疑它则有四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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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有成功解决其生态困难的悠久历史，无论这种困难是关于“自然”资源之使用、承受环境污染的能力，还是栖息地退化、生物多样性衰减，空气、土地和水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前有关自然资源稀缺和天灾将毁灭文明与资本体制的预测，如今看来相当可笑。纵观资本的历史，太多悲观者太快和太常高呼“狼来了”。如前所述，马尔萨斯1798年便错误地预测，随着人口的指数增长抛离食物供给增加的能力，社会将发生大灾难（饥荒、疾病和战争蔓延）。20世纪70年代，环保运动领袖埃尔利希（Pauln Ehrlich）曾表示，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将发生大饥荒，但事实不然。他还与经济学家西蒙（Julian Simon）打赌，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很快将因为稀缺而暴升，结果他输了。[1]当然，历年来这类预测大量落空，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灾难，但这确实是怀疑这类预测的有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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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据称正在剥削和消耗的“自然”（将限制甚至“报复”我们），实际上在资本的流通和积累中被内化了。例如，一株植物的生长能力被纳入农业企业追求利润的计划中，这株植物第二年能继续生长，是拜利润再投资所赐。自然事物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每一个点都是活跃因素。资金流动是一种生态变量，而经过生态系统的养分转移，也可能构成一种价值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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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质是无法创造或毁灭的，物质的形态却是可以根本改变的。基因工程、新化合物的创造，以及大规模的环境改造（借由城市化及农场、矿场和工厂的资本投资，创造出全新的生态系统），如今远远超过长久以来人类引起的环境改造。历年来，这些环境改造努力，已经使地球整体而言变得远比以前适合人类居住，而近三百年来地球也变得远比以前适合从事赢利活动。许多生物会积极创造有利于自身繁衍的环境，人类也不例外。资本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也会做同样的事，但越来越倾向以资本而非人类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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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架构容不下自启蒙运动以来（从笛卡儿的著作开始），在科学著作和大众的想象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支配自然论”。这对我们深入思考资本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一些问题。笛卡儿理论错误地将资本和自然视为彼此有因果互动的两个独立实体，然后错上加错地假定资本支配自然或自然“报复”资本。较缜密的版本会纳入回馈环路（feedback loops）的概念。这里提出的替代理论起初不容易理解。资本是运作和演变中的一个生态系统，自然和资本在这个系统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是思考该问题的正确方式。[2]那么，有意思的问题便只剩下：资本是什么类型的生态系统？它正如何演变？为什么它可能容易发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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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由资本与自然的矛盾统一构成，一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其物质和“自然”形态）与交换价值（其社会评价）之间的一种矛盾统一。此外，如前所述，技术是人类利用自然事物和过程促进生产的手段。由此产生的自然，不仅会不可预料地自行演变（拜演化过程中的自主随机突变和动态互动所赐），还会不断被资本的行动改造和再造。这便是史密斯（Neil Smith）所称的“自然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如今已精细到分子生物学和DNA定序的层次。[3]这种自然生产的方向如何，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此外，早就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这一过程中充满意外后果。冷冻技术方便我们为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供应生鲜食品，但许多年后我们发现这会释出大量氯氟烃（CFCs），破坏保护我们免受过量太阳辐射伤害的臭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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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资本已经将环境问题转化为大生意。环境技术股如今在许多证交所是重要的类股。在这种情况下，一如技术的普遍情况，这种自然代谢关系工程便成了一种与实际既有需求有关的自主活动。如史密斯所言，自然变成“一种积累策略”。例如，一种新药或减少碳排放的新技术发明出来后，我们便必须替它们找到用途。这可能涉及创造需求而非满足需求。百忧解（Prozac，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起初便没有它可以医治的病，我们因此必须替它发明一种病，所谓的“百忧解一代”由此而生。科技变迁中盛行的“组合演化”也在此出现。新药产生的副作用必须以其他药物控制，新环境技术造成的环境问题则需要其他技术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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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身利益，资本试图掌握有关我们只能借由改变世界来改变自己（反之亦然）的辩证。所有生态和环境计划都是社会经济计划（反之亦然）。如此一来，一切皆取决于社会经济和生态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福祉还是利润率？在公共卫生和供水等领域，这种辩证造福人类，有时牺牲了利润。因此大众对大企业投入环保的支持，对资本和环境政治均是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部分这类政治运作只是象征性的。这就是所谓的“漂绿”（greenwashing）——将追逐利润的计划，伪装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类的福祉。在环保人士尝试为应对全球变暖做些事时，戈尔（Al Gore）送给环保运动的大礼，是创造一个碳交易新市场，结果带给对冲基金大量的投机获利，对抑制全球碳排放总量却几无贡献。有人因此怀疑，投机获利根本就是设立碳交易市场的初衷。另一方面，目的在保护鱼类资源的新组织形态，则涉及一种优待大型金融和企业资本、牺牲小规模渔业的私有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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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也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即使是在环境灾难中，资本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流通和积累。环境灾难为“灾难资本体制”创造出获得丰厚利润的大量机会。不受保护的弱势族群或饿死，或居住地遭到大规模摧毁，未必会困扰资本（除非这种情况激起叛乱和革命），而这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口已变得多余和可弃。资本从来就不畏惧为了逐利而摧毁人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孟加拉国发生的可怕悲剧：成衣工厂大楼失火倒塌，导致超过1000名工人死亡。有毒废弃物的处理场高度集中在贫穷、脆弱的小区（美国最恶劣的一些处理场设在印第安人保留区）或世界上的贫困地区（有毒的旧电池被运到中国，处理方式损害人类健康；报废的船只被送到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岸边拆解，当地人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人命代价）。中国北方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据称自1980年以来导致当地人口的预期寿命缩短逾5年。这种环境损害方面的分担不公，可能替环境正义运动注入更多动力。但迄今为止，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抗争对资本仍未构成重大生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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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大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内部困难对资本的再生产会是危险，甚至是致命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充分地了解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统一如何运作。检视资本的7个根本矛盾如何影响物质对此有帮助。在资本眼中，自然无非是潜在使用价值的一个巨大仓库；这些潜在使用价值是一些过程和事物，可以直接或间接（经由科技）地用在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上（我必须强调，资本体制整体而言对自然的看法可能非常不同，实际上目前的看法便非常不同）。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加油站”（马丁·海德格尔的说法），自然的使用价值被货币化、资本化和商业化，以商品的形式被拿来交易。只有这样，资本的经济理性才能加诸世界。自然被分割为国家保障的私有产权。私人财产必然涉及圈占自然的公有资源。虽然某些自然事物很难圈占（例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捕鱼的海洋），人类可以想出各种替代方法（通常是在国家的协助下）将所有的自然公有资源货币化，使它们可以拿来买卖。国家也往往借由干预纠正市场失灵现象。虽然这些干预看似进步，其作用是促使市场程序和市场评价进一步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碳交易以及规模日增的污染权和生态补偿市场便是这样。自然公有资源被私有化时，当中的所有事物和过程便会被标上一个价值（有时是官僚借由指令任意设定的），无论是否已有任何社会劳动花在它们身上。资本便是这样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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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个体便可从他们拥有的商品化自然资源中自由榨取社会财富，甚至可以将它资本化为货币财富。这为可能十分强大的食租者阶级（包括地主）的形成创造了基础，该阶级凭借其阶级垄断力和它从土地榨取的租金，管理使用价值仓库的利用情况。该阶级“拥有”我们赖以为生的自然，可以借由独占所有财富，威胁资本的永存。如前所述，李嘉图（在马尔萨斯之后）认为资本必将毁灭，因为随着租金和食物价格日增，利润率必将下跌。食租者的力量因为以下事实而放大：许多资源出现在特定地点，受制于垄断性竞争，食租者因此可榨取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s）。城市的土地和房产市场，以及所谓的“自然”资源世界，是茁壮成长的食租者阶级积聚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的丰饶之地。食租者的这种权力延伸到在资本的流通中被内化为科技的自然事物上。专利和所有权已在那些以新科技的形式生产自然事物的人的指示下建立起来。私人拥有的遗传物质（例如种子）、新方法，甚至是新的组织系统被私下授权给其他人，换取垄断租金。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已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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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租者阶级（例如地主，以及矿物、农业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因为控制了所谓的“自然”资产与资源，得以制造和操控匮乏现象，以及针对他们控制的资产的价值做投机买卖。这种力量早已明显可见。例如，如今人们普遍认同近两百年来，几乎所有饥荒都是人祸而非天灾。每次油价上涨引发一波有关“油产见顶”（peak oil）这种自然限制的评论后，人们就会因为认识到是投机客和产油国连手推高油价而懊恼一段时间。如今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出现的“抢地”现象，主要是因为各方垄断食物链和资源的竞争加剧（希望借由垄断榨取租金），而不是因为害怕食物生产和矿物开采的自然限制将至。近年来引发大规模社会不安（包括北非的民主危机）的食物价格上涨现象，主要可归因于资本为了利润而操控交换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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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将自然视为不过是一种物化的商品，这种设想并非没有质疑。资本构想和利用自然代谢关系建造自身生态系统的方式，与公民社会以至国家机器中对自然的不同概念和态度，一直处于交战状态。不幸的是，资本无法改变它将自然分割为商品和私有产权的方式。质疑这种方式等同于质疑资本体制经济引擎本身的运作，等同于否定资本的经济理性适用于社会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环保运动一旦超越表面工夫或政治改良的层次，必须是反资本的。支撑各种环保哲学的自然观，与资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而必须加诸世界的自然观，根本是互相矛盾的。环保运动与其他力量联手，或许能严重威胁资本的再生产。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环境政治迄今在这方面未有重大发展。它往往选择完全忽略资本正在建造的生态，着眼于可以与资本运作核心动力分离的议题。抗议设立某个垃圾场，拯救某个濒危物种或宝贵的栖息地，不可能对资本的再生产构成致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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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两件事。第一，资本极有必要夺取环保运动的衣钵，作为未来大企业环保运动的正当基础。如此一来，资本便可以支配生态话语，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自然（通常是货币化的，会借助成本效益分析），并试图以符合资产阶级广泛利益的方式，处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第二，资本的经济引擎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支配力越强，资本与自然的代谢关系的规则越有必要支配公共论述、政治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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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可以基于什么理由，将资本与自然改变中的代谢关系提升为一个危险，甚至可能致命的矛盾？资本以往成功克服了这项困难，不代表这一次也必将成功。当然，这里的“成功”是站在资本的立场而言，意味着能持续赚取利润。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因为我们仍将面对资本以往的调适累积下来的负面生态影响，包括以前的损害后果。历史每迈出一步，资本生态系统运作的基准皆大不相同。例如，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已经消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上升了一段时间。郊区化和郊区生活方式正在扩张（例如在中国各地）。这种生活方式深植于特定的文化偏好、人类心理和物理景观中，它们仰赖高能源消费及土地、空气和水的滥用，来发挥润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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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同的是，我们如今处于资本活动指数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种活动的增长正对资本生态中的环境压力和危难的程度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它使我们有巨大的压力将生活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方面（甚至是生物本身）商品化、私有化和纳入资本运作的范畴。如今连基因鉴定也有人宣称是私有财产。其次，它也导致某些方面的压力加剧，最明显的是气候变化、栖息地多样性受损，以及不稳定的公共卫生（确保食品安全和有足够能力对付新疾病）能力。我认为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资本的生态系统正日趋恶性扩散和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快速的城市化和非常劣质的人造环境（有时称为“第二自然”）的建造有关（亚洲近年的快速城市化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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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内部围绕着如何改善自身生态环境的斗争正在进行且日趋尖锐。资本主义企业经历的生态效应，往往是以成本转移或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出现。所谓外部性，是指资本不必支付的实际成本（例如公司造成环境污染，但后果由其他人承受，公司不必付出代价）。连右翼经济学家也承认，这方面有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干预、补偿税和监管行动因此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一如既往，在这种问题上采取行动或无所作为，均涉及不确定性和意外后果。最大的危险在于，必要的行动将因为顽固的政治和企业势力反对而耽搁，而我们可能在辨明（遑论解决）问题之前，便越过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例如，加州近海沙丁鱼的繁殖周期无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的过度捕捞，最终导致沙丁鱼不再繁殖，此时才有人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这片海域此后再也见不到沙丁鱼。[4]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例子中，时程相当长，因为平流层中的氯氟烃需要很多年才会消散。资本不善于处理这种时程，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衰退的长期后果作战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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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数型增长持续的压力下，恶性退化很可能将加速。我不排除这个过程中将出现末日般的时刻。例如，极端气候现象正日趋频密。但因为掠夺式的“灾难资本体制”乐于发挥作用，资本可以轻易适应局部的灾难事件。事实上，在局部环境灾难造成的波动中，资本茁壮成长和演化。这些灾难不但衍生出新商机，还赋予资本掩饰自身缺点的方便口实：虽然这些灾难主要是资本制造出来的，资本可以将它们归咎于不可预测、善变任性的悍妇“自然母亲”。相对而言，环境生态长期以来的恶性退化，才是资本几乎毫无准备的大问题，而我们也仍未创造出新的体制和权力去处理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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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态系统的时间尺度和地域规模已在改变，以因应指数型增长。以前的问题往往是局部的（这里有一条河遭到污染，那里有严重的雾霾），如今问题日趋区域性（酸性沉降、臭氧浓度偏低，以及臭氧层空洞）或全球性（气候变迁、全球城市化、栖息地遭破坏、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衰退，海洋、森林和陆地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在副作用和对土地与生物的影响未明之下，不受控制地使用人工化合物，如肥料和杀虫剂）。在许多情况下，地方的环境改善了，但区域或全球的问题则恶化了。因此，资本与自然的矛盾如今已不是传统的管理和因应手段所能应付的。相关问题以往仰赖市场力量与国家权力的某种结合，例如，面对1952年的伦敦雾霾灾难，当局的补救措施之一是建造巴特西发电站，将烧煤产生的含硫污染物排放到大气层（后来导致斯堪的纳维亚的酸性沉降区域问题，必须靠复杂的跨国区域协议来处理）。污染问题不仅会被转移到别处，还会被借由分散或改变尺度的方式处理掉。萨默斯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便曾提出这种建议。当时他说非洲“污染程度偏低”，利用非洲来处理先进国家的废弃物因此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矛盾数十年来已“全球化”，可用的闲置空间也就越来越少（外层空间弃置垃圾除外）。随着复合增长加速，这可能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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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的复杂互动问题如今由谁代表发言，又由谁采取有效行动？讨论环境问题的周期性国际会议往往没有结果。偶尔会有问题能达成跨国协议（例如，酸性沉降和氯氟烃的问题），此时便有可能采取有效行动。但是，相对于资本的全球生态系统中逐渐浮现的大问题，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如果资本未能成功处理这些矛盾，那不会是因为自然界的障碍，而是因为资本本身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例如，就气候变迁而言，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大致该怎么做（尽管应对方案可能很复杂）。问题在于某些资本势力（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机器）的傲慢和既得利益，他们有能力质疑、破坏和防止威胁其赢利能力、竞争地位与经济权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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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资本的生态系统向来是全球性的。商品国际贸易必然涉及投入要素（水、能源、矿物、生物质和养分，以及人类劳动力的作用）从一地至另一地的实质或虚拟转移。这种贸易是凝聚资本生态系统的黏着剂，而该生态系统中的活动之扩大和增强，正是靠这种贸易的扩张。虚拟生态转移的类型很重要。举个例子，加拿大炼铝耗用的能源，以铝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美国（而不是经由电网或输油管，直接将能源从加拿大转移到美国），便是一种虚拟转移。这种转移不均衡，正是资本生态系统中充斥着不平等和地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原因。好处集中在世界某些地区，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受。地区之间的生态效益转移支撑地缘政治张力。这也有助于解释，玻利维亚人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方式，为何与美国截然不同。玻利维亚人希望将石油留在地下。他们允许这些石油开采出来，供其他国家（如美国）使用，只能获得微薄的权利金，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用我的资源来补助你的生活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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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获得的价值评估（用生态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自然为资本提供的服务所获得的货币价值评估）是任意的。这有时会导致资本滥用自然可提供的使用价值，最终引发生态崩溃。资本经常耗尽，甚至是永久摧毁特定地点的自然资源。当资本可以在地域间流动时，情况尤其如此。美国南部的棉农或巴西的咖啡种植者耗尽他们土壤的肥力时，便迁往更容易赢利的肥沃土地。殖民者开采殖民地的资源，不顾当地人（往往是原住民）的福祉。矿物、能源与森林资源的开采遵循类似理念。但是，生态后果由当地集中承受，留下满是废弃矿镇、贫瘠土壤、有毒垃圾场和贬值资产的参差地貌。生态效益则由其他地方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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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和殖民统治制度之下，这些掠夺资源的做法是加倍的贪婪和暴力。采矿、土壤流失和不受管制的资源开采，在世界的地貌上已留下巨大的疮疤，有时还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生存所需的使用价值。在某些地方，我们有时可以结合健全的环境管理和持续赢利原则，建立比较良性的资本主义逻辑。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黑色风暴（Dust Bowl，严重损害生态和农业的一系列沙尘暴）后，国家赞助的土地保育做法，和较可持续的农业经营方式便开始流传，尽管这种经营方式类似当代赚钱的农业企业那一套：资本密集，高耗能，使用大量化肥和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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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出现破坏生态系统的做法，不代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反之亦然）。悲观者强调破坏生态的贪婪行为，乐观者则表示别处有维持生态平衡的健全做法。事实上，两者共存于资本生态系统的动态中。不幸的是，我们的知识和工具不足，无法全面计算地球的得失，无论我们讲的是使用价值还是货币价值（虽然卫星影像对估算前者有些帮助）。地区间商品贸易所涉及的实质和虚拟生态转移，也极难计算。英国谢菲尔德和美国匹兹堡的钢厂关门，当地空气质量在大量劳动者失业之际神奇地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增加了许多钢厂，空气污染因此严重恶化，缩短当地人的预期寿命。这又是污染问题没有解决而转移到别处的例子。但是，在得失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受惠的总是有钱有势者，贫穷弱势者的境况则大大恶化。毕竟掠取资源的帝国主义向来便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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