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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前言 掌上千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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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重读毛泽东》，是计划中的《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第一卷，也是自2010年以来，我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千年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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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课程的题目原本是“大翻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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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立足的，是对中华民族千年史的阅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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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年之后的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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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就只剩下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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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最终堕入一盘散沙——这些大宋“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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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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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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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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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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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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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代也并非全靠“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过活。“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宋于唐制，自然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即今天所谓“要素市场”）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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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此类改革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于是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而那个“纲纪”，若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迁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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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干部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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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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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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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说，“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的开端。不必说，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民族的敌人，成了我们的“客户”。“日驱驰千里，斩首三万而归”的汉唐气象，从此远去；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阿Q精神，则浮出了历史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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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势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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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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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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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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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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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长期改革、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真理之道，而且也为这种真理和大道在现代中国的实行，创造了“时势”，正如为鱼跃创造了水，为龙兴创造了风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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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真理”与“时势”的结合，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数千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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