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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前言 掌上千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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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重读毛泽东》,是计划中的《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第一卷,也是自2010年以来,我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千年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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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课程的题目原本是“大翻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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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所立足的,是对中华民族千年史的阅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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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年之后的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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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就只剩下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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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最终堕入一盘散沙——这些大宋“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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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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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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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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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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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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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代也并非全靠“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过活。“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宋于唐制,自然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即今天所谓“要素市场”)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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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此类改革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于是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而那个“纲纪”,若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迁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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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干部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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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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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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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说,“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的开端。不必说,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民族的敌人,成了我们的“客户”。“日驱驰千里,斩首三万而归”的汉唐气象,从此远去;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阿Q精神,则浮出了历史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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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势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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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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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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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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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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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长期改革、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真理之道,而且也为这种真理和大道在现代中国的实行,创造了“时势”,正如为鱼跃创造了水,为龙兴创造了风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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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真理”与“时势”的结合,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数千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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