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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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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量,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就这些货币本身来看,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它们本身并不是再生产资本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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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说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工人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是资本。年产品的另一部分是补偿资本的,即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但只要它实际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存在于这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实物形式上。代表收入、仅仅充当消费中介的同一货币,通常会在一段时期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只要这个货币表现工资,它同时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只要这个货币用来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它就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所暂时采取的货币形式,被用来购买他们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的各种实物要素。虽然它的数量和再生产过程的规模一同增长,它本身无论在这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货币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因此,从这方面看,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个人消费的扩大因为以货币为中介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为个人消费的扩大,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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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部分地说,无非表示这样的事实:由产业资本在自己的循环过程中转化成的一切货币,不是采取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预付的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他们借入的货币的形式。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货币的预付,实际上都表现为借贷货币的预付。事实上,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会把货币贷给在再生产过程中需用货币的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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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么,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表示再生产过程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的重复,表示以前被束缚的资本的一部分已发生现实的游离,表示再生产过程用同样多的货币资金就可以得到扩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表示不断进行的交易的中断。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货币都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并对货币市场和利息率发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促进,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却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阻碍。最后,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在产业周期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就越多。这里,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表示现实的积累(就它的相对规模来说);另一方面只是表示产业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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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利润的另一部分,即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那么,它只有在不能直接用来扩大它从中产生的那个生产部门的营业的情况下,才会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可以有两个原因。或者因为这个部门的资本已经饱和,或者因为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积累必须首先达到该部门的新投资数量所要求的一定规模。因此,积累额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并用于扩大别的部门的生产。假定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用于再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量,就取决于所获得的利润量,因而就取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但是,如果这种新的积累难于找到用途,缺少投资领域,就是说各生产部门资本充斥,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么,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对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来说,并不存在实际的障碍。所存在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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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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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还会来自地租、工资等等的问题,在这里就无须详述了。只需要着重指出这样一点:实际的节约和节欲——它们提供积累的要素——这种由货币贮藏者所做的事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已经让给那些只能得到这种要素的最小限额、并且还十分经常地丧失自己所节约的东西的人去做了,例如在银行倒闭时,工人们就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产业资本家的资本不是他自己“节约”的,他不过是按照他的资本量支配他人节约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家把他人节约下来的东西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并且把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们互相提供的和公众提供给他们的信贷,变成他私人发财致富的源泉。于是,认为资本似乎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幻想,也就破灭了。不仅利润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也来自他人的财产,这种财产是由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并且为此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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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用资本,还要作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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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像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完全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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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货币曾经多少次在出售或支付过程中实现商品的价值,也就是曾经多少次转移资本,进一步说,取决于它曾经多少次实现收入。因此,它曾经多少次作为资本或收入的已实现的价值转到他人手中,显然取决于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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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决于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事业的发展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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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后,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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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执行职能时,它虽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而是或者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或者在实现收入时作为流通手段付出去,因此,不可能为它的持有者转化为借贷资本。但是当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很清楚,它只是在一点上作为金属货币存在,而在所有其他点上,它只是以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按照假定,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虽然如此,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以贷放的货币为中介而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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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资本起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1),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因为它原来借以存在的货币,现在已经以现实货币的形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贷放人来说,它已经转化为货币索取权,转化为所有权证书了。因此,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如果我们考察已经发展的信用制度的一般形式,那么,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存款对存款人来说是货币资本。但在银行家手中,它可以只是可能的货币资本,现在它是闲放在银行家的保险柜里,而不是闲放在它的所有者的保险柜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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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发展了。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那么,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似乎也是正确的,因为当A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B投在这种证券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产生相应的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B支配,现在由A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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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1857年(第4886号):“如果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在商业票据(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的贴现上的资本量来调节的,按照您的意见,这是不是对决定贴现率的原因的正确表述呢?”——〔查普曼:〕“不是。我认为,利息率会受到一切容易兑换的有价证券的影响;把问题只局限于票据贴现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像最近流行的那样,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必须以统一公债甚至国库券〔为抵押〕,并且交付远远高于商业利息率的利息,那么,说我们的商业界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荒谬的;实际上它会因此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4890号)“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家承认的可靠的和通用的有价证券,所有者又愿意用它来取得货币,那它就一定会影响商业票据;例如,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统一公债等等为抵押,按6%的利息把货币贷出,那我就不能同时指望他以商业票据为抵押,按5%的利息把他的货币贷给我;这种情况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我能按6%的利息把我的货币贷出,谁也不能要求我按5.5%的利息为他的票据贴现。”——(第4892号)“关于那些用2000镑,或5000镑,或10000镑来购买有价证券作为可靠投资的人,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否在货币市场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向我问到以统一公债〔为抵押〕的贷款的利息率时,那么我指的是那些经营数十万镑生意的人,即所谓经纪人,他们认购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而且必然会把这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这种人必然会为这个目的去占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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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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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莫里斯]在上院秘密委员会上作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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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证券交易所里通常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商业危机》,1848年,1857年刊印,第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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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生息资本时已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多年的长期平均利息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均企业主收入率决定的,因为企业主收入本身不外是利润减去利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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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对商业利息(即货币贷放者在商业界进行贴现和贷放时确定的利息)的变动来说,在产业周期中,将会出现一个阶段,那时,利息率超过它的最低限度,达到中等平均水平(然后超过这个水平),而这种运动就是利润提高的结果。关于这点,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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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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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一直很高(这里我们说的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的利息率,在那里,中等利息率是按较长的时期规定的,这种利息率也表现在为长期贷款所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可称为私人利息),那么,这清楚地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这后一种区别,对那些主要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他们实现高利润率,因为他们是给自己支付利息的。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撇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润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润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企业主收入率可以在高利润率持续存在时缩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须继续下去。在这个阶段,营业在很大程度上单靠信用资本(他人的资本)来进行;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期性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他人的资本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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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种说法是,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息率高。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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