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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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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2章 英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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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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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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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银时代走来的金融，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忙景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时代？原因是市场来了个大借主，一出手就改变了玩法，把越来越多的公民，不管他们是不是贸易商，都变成了大债主。这个新玩家是谁？就是政府，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王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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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政府缺钱，可以收税增税，可以摊捐鬻爵，甚至收缴贪官田地家产。英国王室比明清中国朝廷开通，早就不耻“下借”，更不在乎“赖账”的坏名声。可是在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的立宪政府却再也搞不到钱，天要塌了！为了英国的荣誉，它与法国人连年浴血奋战，掏干了金库。有钱的富豪虽然钱袋子鼓鼓的，但就是不愿拿出来借给政府。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此时冲出一位开路先锋——伦敦城里的英格兰银行。它做了三件事，可谓前无古人：第一，成全了政府这个大借主；第二，利用特许权与契约，迫使王室政府与伦敦城平起平坐；第三，搭建了一座桥梁，不但让富人找到了收息的通路，而且把千家万户普通市民的钱，从床底下运到了国王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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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或许谁都能做，后来各国也都纷纷效仿，但是伦敦城做得最漂亮。它不是借钱给了一个政府，而是投资了一个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帝国。它的回报非常可观：伦敦城从此逾两个世纪雄踞全球金融世界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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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在伦敦开设除香港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有人跑来建议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落脚在西区，因为那里云集了最前卫高端的金融机构，办公室装修的风格很独特，豪华中透着高雅。也有人告诉我们东边的金丝雀码头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里是现代化的金融中心，楼面宽阔，今后公司发展了，都不用发愁再次搬家。听到消息的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亦称金融城）最积极，职员们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游说。他们只有一句话：大伦敦市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那就是历史悠久的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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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最后一致投票，伦敦办公室就选择在金融城，距英格兰银行步行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在金融世界，要推“活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伦敦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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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座城的商贸金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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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25层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出去，伦敦城昔日最抢眼的地标——皇家交易广场和英格兰银行尽收眼底。提起“the City”，也就是北起利物浦街，南到泰晤士河，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人人都知道，它不但曾是帝国金融业的骄傲，今日仍站在全球金融的前沿。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揭露黑幕的小说，名字用的就是金融城里的幸运儿——银行精英的爱称：《城市男孩》（City Boy）。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金融思想家沃尔特·白芝浩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一本书：《伦巴第街》，伦敦城一条街的名字从此代表了整个银行业。他在书中开宗明义：银行和货币，总是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报纸上出现的消息，又常常故弄玄虚。最好就是到聚集着银行大楼的伦巴第街走上一遭，见识见识脚步匆匆的银行家，感受一下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追逐成功的激情。伦敦城的高楼大厦坚固沉着，里面流动着的却是变幻莫测的货币经济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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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伦敦城从骨子里折射出来的，都是商贸金融的前世今生。要理解这一点，得从这座城2 000年的历史谈起。我找到一个可以很快记住它悠久历史的好方法，就是把伦敦城和古城北京做个对比。这两座城有相似之处吗？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要说有相似，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可能都会不以为然。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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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伦敦建城的记录始于公元43年，北京有记载的建城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伦敦虽晚到了1 000多年，但一座城龄3 000年，一座2 000年，均有历史名城的资格。又如，北京成为一国之都，是在辽代的938年；伦敦则在1066年成为一个新王宫门对门的邻居，比北京晚到了100多年，均有千年帝都的底蕴。两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留下了外国人或外族人的多元人文风貌，坐拥灿烂的古迹地标。伦敦的外来史，包括古罗马人在此经营了400年，维京人与挪威人为夺城相互鏖战，最后是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人，成为英伦的征服者。北京初具大都的格局，始于非汉人统治的金代，元代和清代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里掌权。过去，北京有举世闻名的城墙城门，伦敦城也有。不过北京城墙要壮观得多，内外城总长24公里，内城有9座城门，中间是皇城紫禁城；伦敦城总长5英里，有8座城门。两城的城墙城门，如今均只剩下可怜的残门断壁和年青一代不解其意的交通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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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比性：北京城的独特，在于它把自己打造成了天朝的皇都和国家的政经中心。伦敦城的独特，在于它对皇家和政权永远大门紧闭，始终保持着一个地道的商业城市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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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的商贸基因，始于2 000年前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来来往往的商船，带来海外的货物，从这里上岸，销售到南部英格兰。1046年，伦敦已是一个有几千居民的贸易繁荣的大城市。这一年，盎格鲁–撒克逊的最后一任国王爱德华，想把自己安息的大教堂建在泰晤士河边，但是他没有进城，教堂建在了离伦敦城两英里的地方：意味着威斯敏斯特城与伦敦城井水不犯河水。为伦敦城作传的历史学者让·路易斯说，不但王权对伦敦城望而却步，罗马天主教落脚在英国南部的坎特伯雷，主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威亦互不相扰。1078年，来自诺曼的征服者威廉一世，把他的王宫修建在伦敦城外，也是只能为邻，不能入主。这座王宫就是今天的“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又称“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由此来说，独立与自治就是伦敦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王权和神权对它的文化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这和历史上的北京城由皇权原点辐射的格局极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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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8座城门中的一座，19世纪被全部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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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守护并巩固了伦敦城的独立自主。一是1215~1297年，封建贵族在教会的参与下，迫使国王约翰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的约法，伦敦城被授予独立的行政管辖权。二是1688~1694年，土地贵族、王室与伦敦城里的富豪，重新整合了权力。通过一轮“金融革命”，伦敦城金融富豪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并立，一左一右，支撑“君主立宪”的斯图亚特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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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宪章》，伦敦城获得了永久的自治权力，可以推举作为最高权力代表的市长，国王不得干预。这一特权一直延续至今，市长往往选自事业有成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等专业人士。《大宪章》还规定：贵族，当然也包括伦敦城里的富人，他们界定明确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不可以任意征税，不可以不通过议会立法，更不具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据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记述，17世纪初年，伦敦已有近50万人口，市民在那里受到尊崇，他们风度优雅，衣着高贵，上流社会的绅士均被称为男爵（Sir），具有平衡王权与土地贵族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他们充分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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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大伦敦地图。西部的小城是威斯敏斯特城，伦敦塔在伦敦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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