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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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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钱荒”催生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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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爆发的英法“九年战争”打到1694年的时候，国库空虚的英国王室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和法国人打下去，国王威廉三世征足了税，借烂了债，最终走投无路，不得已颁发特许给英格兰银行，目的是解决它的战争“钱荒”。英国史学者认为，英国17世纪末的战争财政，孕育了现代的“金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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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王室已经想了不少新招数，向伦敦城里的富人和贵族封建主们借钱。当时王室掌管着英国皇家造币厂（The Royal Mint），负责铸造流通货币，富人也会为了安全，把自己的金银存在那里。王室借钱的办法之一，就是拒绝兑付富人存在那里的金币，其实就是挪用客户存款。另外，国王的掌玺大臣印制了所谓财政债券（exchequer bills），动员商人们购买，国王承诺会支付利息，并允许商人们以这些债券，等价抵消税赋。这些借款的期限很短，商人们很快就发现，掌玺大臣总是耍赖不履行承诺，或者是到期不还，或者是不按约定支付利息。吃了几次大亏，商人们再也不愿出钱购买财政债券了。这样，没有自主加税权力的国王，陷入了财源枯竭、山穷水尽的境地。如果弄不到钱，前线的士兵会弃甲而逃，英法之间谁主沉浮的历史，可就说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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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里的富人们并非不想支持国王和政府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拒绝的，是继续以个人名义小额借款，没有任何保障机制与砝码。商人们一直在酝酿成立一家机构，与荷兰已经存在的银行类似，具有更强大的融资和风险控制功能。这家机构应当与英国人的荣誉连在一起。政府的困境，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讨价还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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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商人们一开始就推出了这个气魄宏大的名字。出面组织与政府谈判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1658~1719）的苏格兰人，他的搭档，直接运作银行筹备的人，是伦敦城中一位老道的商界大腕约翰·霍布伦（Sir. John Houblon，1632~1712）。英格兰银行的提案很快得到议会批准，国王授予了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允许这家银行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以不受限制的人数设立股份公司，前提是以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完成筹资，把所有的钱长期借给政府。拿到特许权之后几天，金融城中1 208位股东只用了两周时间就筹集到120万英镑。政府同意支付年息8%，还给予银行每年4 000英镑的管理费。如果不是机构出面与国王和政府摊牌，这样有利的借贷条款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政府也是大赢家，只用了半年时间，银行里的钱就全部被支取。描写“九年战争”的故事说，从此英国士兵在前线的装备让法国敌手羡慕不已，英军士气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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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特许权文件签署，约翰·霍布伦爵士坐在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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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业务的角度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算不上开天辟地。它所从事的借贷、本外币汇兑、票据贴现等业务，1609年成立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已经从事了近百年。这家银行创造了存款账户、记账货币、透支信用等金融工具，服务对象是新兴的国际商贸，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也扩展至荷兰联合省的共和政府。来自荷兰的国王威廉三世对这一切必定耳熟能详，他乐于看到这些服务在他的特许下移植到英国，并为王室战争财政所用。就连银行为王室和政府服务，英格兰银行也算不上是先行者。据说1657年在瑞典成立的银行，开了为王室融资服务的先河，并且首次在欧洲发行了票面金额固定、价值统一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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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成立时所在的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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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格兰银行并不是一个业务上的简单模仿者，它超越了前辈，以独创的机构与服务，树立起一座现代银行史上的里程碑。首先，它开发了一个实力强大的新客户——英国的王室加政府。以往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客户不会倒闭，因而具有可持续、可追索的信誉。通过做它的生意，金融城雄厚的财力实现了与王权、世袭特权及政权之间的完美联姻。其次，这个客户的融资需求是欲壑难填，只增不减。17世纪之后，英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与他国开战。除了“九年战争”，1756~1763年，英国又和法国打了“七年战争”，夺取了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它与荷兰打、与西班牙打，在东方与印度莫卧儿王朝打，在西方与争取独立的美国人打，在18世纪末叶，又和法国的拿破仑打得不可开交。尽管战争为英国带来贸易与殖民上的优势，金钱滚滚流向英国，但政府越战越要依靠金融城的财力支持，借款越滚越大。再次，英格兰银行搭建了国民债务（national debt）的桥梁，有效地聚集了民间资金，以达到服务于国家的目的。史学家们认为，17~18世纪，就人口与经济实力来说，一个法国抵得过两个英国。当时法国的人口近2 000万，是英国的3倍。为何英国最终战胜法国，成就世界霸权，国民债务的支撑被视为重要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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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格林尼治旧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大厅墙上，一幅描绘海军战舰架在英格兰银行肩头上的油画，表达了皇家海军对英行的致敬。英格兰银行被画成一位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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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加上一句说明，英格兰银行成立时，并没有稳定金融、货币、经济、外贸的责任，这些概念当时完全不存在。它发行的银行券不过是替代了直接的财政债券，也不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后来成为所谓的“中央银行”并树立起银行史上的另一座里程碑，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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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债务其实也就是公共债务（public debt）, 是公众与政府信用关系上的一大进步。它的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以往国王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举债是单独协议，强势一方在前者，有权违规，规则不透明。现在公众通过银行中介与政府做生意，正式签约，在商言商，相互制约。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银行必须是私人拥有的才能作为与政府利益不同的一方，保证交易的公平性与安全性。英行的股东虽唯利是图，但他们同时非常看重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崛起，看重以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在全球推进贸易与殖民。为了国家长远的更大的利益，银行乐于搭建一座桥梁，帮助所有的有钱人与政府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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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现代的“金融革命”，波及的范围广泛而深刻。按史学家P·J·凯恩和A·G·霍普金斯的总结，英格兰银行成立和国民债务是“革命”的核心任务，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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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创新还连接着金融领域一系列新的发展：包括1697年皇家造币局被改组，建立了实际上的“金本位制”；伦敦城里商人银行不断改进完善；房地产融资信贷市场开始出现；国内与国际贸易中，票据结算普遍应用；股票交易日益繁荣（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与南海公司的股票交易）；海事保险与火灾保险的规模不断扩张；还有金融新闻媒体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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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8世纪。如果把这段时间搬到大清的中国，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场景，同样的问题，但不同的表演，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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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清圣祖康熙皇帝开始准备亲征蒙古，与准噶尔的噶尔丹一决雌雄。这一仗一直打到了1697年，康熙三次出征，时间与英法“九年战争”基本重合。几十年后，乾隆皇帝开疆拓土，东征西讨，曾说“兵不可一日不备”。在18世纪，大清几乎和英国一样，大小战役连绵不断。虽说中国当年已有几亿人口，地大物博，但大清皇朝和前朝一样是轻徭薄赋，那么解决战争财政的钱来自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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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亲征准噶尔的版画，可见兵力动员之大。乾隆出征规模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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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中英历史上有意思的对比。许多著名史学家（如黄仁宇），专门考证过明清的税收与财政问题。历史学者梁柏力对各方研究做了总结，据他说，清初战事频仍时期，朝廷靠了三个财源：税收、捐纳、摊派。捐纳制度即合法的买官鬻爵，鼓励商人通过花钱取得功名。摊派是指清政府和商人们的合作，如由“皇商”帮助运送战争物资，支持在准噶尔征战的清兵。这些都是隐性的财政收入，国库越空虚，它们所占的比重就越高。据信，到19世纪后半期，通过捐纳途径当上地方官的人已占到官员的一半。晋封为“皇商”的“专卖”为皇家采办货物，将军需物资送达战事前线，不但获得厚利，而且也有功名。这种战争财政的体制一直到同治朝还在实施，运作相当有效。只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才认识到，为富国强兵，必须购买洋人的枪炮，而洋人只认真金白银，投资兵工厂必须有货币资本。隐形的财政收入，从此没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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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覆灭前欠了外国银行不少钱，这是后话。但直到倒台，它也没有学会如何在国内市场筹钱（只在1906年有一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想到创造国民债务，这未必不是中国近代金融没有发达起来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中国有一位改革家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大力发行内债而非仅靠外债（目的非为战争），并通过政府发债来发展现代银行业与证券市场，这位改革家就是梁启超。他说：“东西各国，公债之用，真如布帛秫米。”而在中国，“除外债外，政府与国民，无一毫债权债务之关系”。政府向国民举债，在梁启超眼中，“实我国人民目前相需最殷之问题也”。而这个问题，200多年前英伦发生的那场“革命”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仿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