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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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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理性时代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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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鸦片战争的历史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东西方多重面向的思考与情结。从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角度看，李大钊在90年前有一个纲领性的总结。他说，英国人“于1840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从那时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史”与“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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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全球化演进的长河中，这场战争又标志着一个起点，从此，中国人民在反抗强盗入侵的同时，开始追求现代的文明与发展。正如我在第1章指明的，中国人虽输掉了一场战争，但迎来了走向现代世界的机遇。在这个面向上说，从那时以来的历史，也是彻头彻尾的国民改革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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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学界，鸦片战争是全球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章。每隔数年，英美史学界都会出版以此为题的专著。伊恩·莫里斯就是以杜撰的场景加真实的鸦片战争为开篇，提出了西方主宰世界能有多久的大问号。东方与西方两百年前出现的曲线错位，在他的眼中，取决于地理原因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热纳·米塔，2011年为自己出版的一本专著写了篇序言，其中说道，今天“鸦片战争（的讨论）本身足以在中国掀起波澜”。要把握那一段历史，他认为今日需要的，是理解往昔错综复杂的事实，而不是将过去演绎成简单的道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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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鸦片战争的一个面向就是道德故事。英印公司在广州向中国人推销毒害身心的鸦片，又利用炮舰优势打砸别人的家，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不厚道，不道德，不仁义。把多棱镜的视角从东方转到西方，转到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我发现这场战争在英伦也挑起了严重的道德争端。从“理性”与“人性”的冲突进行严厉的批判，是英国人看待自己的这段历史时，毫无保留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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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人性是一个西方哲学中长久争论的问题。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启蒙学者把它严肃地提出来，在他们眼中，理性生活带来科学的进步与物质的丰富，是人性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说：英国没有哲人，但是有道德哲学家。简单地概括他们的观点，一方面，比中国的孔孟之道有过之无不及，张嘴闭嘴就是“仁爱”“同情”“怜悯”“公义”这些美德词语，动不动就把不顾大众和别人利益的“妒忌”“贪婪”“自私”与“造假”这些言行猛批一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财富的积累极为关注，衷心赞扬市场经济的效率。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亚当·斯密，他先写了一本戒律《道德情操论》，反复训导那些惹人怨恨的商人和工厂主，提醒议会“应时刻以高度警惕来听取这个群体对法律规章的任何新提议”,因为他们通常有一种欺骗甚至压迫大众利益的倾向。两年后，他又出版了早前已经完成的关于国民财富的研究，证明自私自利虽然没有善行高尚，但在市场中，至少它是更可信、更实际，也是更道德的手段，以确保大众和个人利益的一致。在一个人头脑中同时产生的这两种思想，曾被德国人认为是歧论而称之为“亚当·斯密问题”。但斯密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或不兼容。人天生就具有“人性”，社会生活带来关注自身利益的“理性”，他传播的是一种经济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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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时代，貌似春秋诸子百家的翻版。他的同时代人，1788年和东印度公司叫板的埃德蒙·伯克写了《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和斯密一样，他的经济理论中充满道德矛盾。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因此被后人称作道德历史学家。还有托马斯·潘恩写了《人权论》，威廉·戈德温写了《政治正义论》。后者的观点被视为激进的启蒙，他相信理性中必须注入人性才是彻底的，还认为理性并不是信仰，但应当与信仰结合，才有战胜邪恶的力量，否则理性也可能走向邪恶。道德哲学家的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法国启蒙学者托克维尔曾比较过法国与美国革命，对英国社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英国，我还欣赏很久以来（别国）一直都失去了的东西——宗教与政治世界的结合、公共美德与私人美德的结合、基督与自由的结合……他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尊重宗教、商业与自由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有道德哲学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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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道德理想并没有去掌握群众，它们在百年中润物细无声，因而没有导致法国人那样的大革命。英国的政治也不走极端，而是且行且改良，没有引起如在美国殖民地那样的矛盾激化。除了浮于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启蒙思想，英国还出现了将“仁慈”观念渗透到下层普通民众的努力，例如卫斯理教派那样的狂热宗教组织，希望创造一个充满善举的大众福音社会。宗教的简单与直观，最容易被利用来对群众启蒙。在此一时期的艺术、文学、绘画，同样对社会观念的改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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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加斯18世纪的世俗版画，抨击公众的无知放肆堕落，宣扬向善的美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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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资本社会的发展证明，“亚当·斯密问题”的确存在矛盾与不兼容。分工精细了，劳动效率得以提高；努力工作追求盈利，物质生活有了改观。这些在非常理性的引导下获得的成果，好像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应有的美德。财富的涌现使人性丧失了更多，包括政府滥用权力、公众以集体的名义作恶等。今天困扰着富强起来的中国人的那些道德问题，当年曾以恶劣得多的程度毒害着英国社会。所幸的是，启蒙思想家的争论，为公众和社会提供了批判的思想武器。人们顽强不屈地和资本“理性”做着斗争，维护着人性的尊严。社会正义——主要体现在立法和社会舆论中，始终站在启蒙思想的这一边。到19世纪初年，道德哲学在许多领域被接受，如1807年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1830年修订了以往的《济贫法》，力图缓解贫富矛盾。慈善也不再只是一个概念，救济成为组织行为，不求回报与功利的学校、医疗、公益社团纷纷设立。同情心不但惠及同胞、妇女儿童，而且对待动物也要制止恶魔一样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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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同情，离开社会舆论与立法的监督，离开宗教的内敛，就没有力量与穿着商业外衣的“理性”抗衡。同样是英国人，远在印度与广东沿海的商人和企业家，和所有的帝国殖民者一样，就是穿着商业外衣的这么一帮非常有“理性”的人。他们用以和人性对抗的，是被金钱扭曲了的“理性”、被帝国海外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扭曲了的“理性”。在一个具有道德哲学的国度，这是群体——亦分解为个人，留下的巨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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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印度开展东方贸易的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瑞森，就是两位缺少监督与内敛的年轻人，尽管他们具有出色的商业头脑，创造了传世至今的一家大公司。对于到大清的沿海去贩卖鸦片，他们并不是从来没有心存畏惧，要不然1840年回到伦敦，他们为什么害怕进入教堂？不过，那只是片刻的惊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从事的鸦片贸易心安理得。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黑斯廷先生也说过，尽管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英国人可以不必向中国人出口这种东西，但是为了商业利益与外贸平衡，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有了这个“官方”保护伞，渣甸先生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机会比投资鸦片更绅士高雅。马瑞森还提出了一种辩护逻辑，说英国人不是也饮酒酗酒吗？那东西对身心也没有好处，这和抽鸦片有什么不同？有些议员指责他们: 大清的皇上三番五次发出圣旨，禁止鸦片进口，你们干的是非法的勾当。但这些也拦不住渣甸与马瑞森的强词夺理：没有人进口，我们能出口吗? 圣旨青天在上，下面大清的官员个个指望着鸦片发财，睁一眼闭一眼，为什么不能为英国公民取得合理的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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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虎门一把火烧了渣甸和马瑞森这帮人的发财梦。他们明白了，没有政府的武力在后面撑腰，中国人也不好惹。他们和广东的贸易总督义律一样，想把事情闹大，但明白自己的一套说辞不可能打动英国的舆论，得到议会足够的投票以发动战争。而且国内的反战派非常强硬，如年轻的议员格兰斯顿（他1868年成为英国首相，是19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就曾毫不留情地斥责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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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虚情假意地对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又费尽心机辩称中国政府摧垮这一交易是非正义的，这岂非嘲弄自己的理解力？英国人在那里声名狼藉，中国政府完全有道理打击整个走私团体，特别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个别人的罪行做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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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冒险家建立了怡和洋行，这是它在北京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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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鸦片战争开战的议会投票中，主战派都是以小比例的优势赢得了提案。第一次鸦片战争，在533名议员的投票中，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出了5票。当时议会中的主战派是1837年就任英国政府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1857年第二次和1860年第三次鸦片战争，也都是他在首相任上一手促成。从道理上说，他并不同意渣甸和马瑞森那些胡言乱语，曾明确警告过义律：“女王的政府决不会干涉海外经商国家的法律以保护英国人的非法经营。任何人由于在中国犯法受到损失，必须自己对其行为负责。”帮助他和主战派赢得投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一个冠冕堂的“政治理性”，那就是在欧洲渐成风气的“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nationalism）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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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议员、后来的自由党领袖、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在内阁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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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的政治，都有自己调动公众情绪的口号。19世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祖国”（motherland）。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这是个模糊易变的概念。忠诚的士兵是为“国王而战”，没听说过“为祖国而战”，上帝保佑的是国王和女王，没听说过保卫祖国、保卫政府。“民族主义”的国家幽灵，19世纪初开始在欧洲游荡。在它前后出现的众多“主义”，后来基本已销声匿迹，只有“祖国”这个概念，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拿出你的护照来看看，除了你不可变更的自身特质，还有一项是你的身外之属，那就是你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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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民族”这样一杆大旗，巴麦尊勋爵告诉他的议员与英国公民：第一，大清的闭关锁国，严重妨碍了英国在东方推进“自由贸易”的国策；第二，林则徐的销烟行动，过于急躁鲁莽果断，把正常的贸易与犯罪行为一锅端，使英国人的信誉与威严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诋毁；第三，按《大清律》断案，不经辩护、陪审与审判，胡乱拘押杀人，侵犯了英国人的人权。对公民提供保护，是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英国绝不能坐视她的公民被粗暴对待，更不能对污辱与不公正置之不理”。国力日益强盛的英国，急不可待地要向亚洲人推销自己的现代理念，最好的机会就是一次战争，最有影响力的战争就是在中国。就连当年英国的媒体也暗指巴麦尊强辩的推理，已经把一场不义的战争巧妙地包装在“民族尊严”的外衣之下，混淆了大众视听。20世纪撰写民族主义历史的班尼迪特·安德森教授说，19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其他一种“主义”，能够像“民族主义”那样有力，迅速动员精英以至全民同仇敌忾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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