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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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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小蒋老虎苍蝇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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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的民国，不管是纵向对比通商银行成立时的清末，还是横向对比危机与战争笼罩下的西方, 颇有建立财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这个中国版的新秩序应当包括：中央政府统一税制币制、维持稳定以利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平衡财政与调整内外债、收回列强控制的海关与国际贸易权。但这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奋力抢救全球资本主义之时，国民政府把希望变成了彻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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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渊的两只手，是特权与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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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特权与贪腐时，首先想到的是官僚资本。但实际上它是一片黑云覆罩下的森林，往下看，根深蒂固的是“政府”的特权与豪夺；往上瞧，枝繁叶茂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中间又粗又长的是“官僚”资本的躯干。财政金融, 为它们输送赖以生存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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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豪夺，必须排在“特”与“贪”的第一位，对象是整个社会，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民族资本。以费正清教授的观察，从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天起, 这就不是一个“亲商”的政府：“它远非心系资本家，相反，它摧毁了相当自由主义的上海商界。利用一种帮派的恶劣手段，它连哄带吓，胁迫商人为连年的军事支出提供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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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世史学家笔锋带刺的描述，意思正好相反：国民政府开始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高官自肥，而是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信仰，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这一理想驱使着国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独揽军权与财权；统一税制币制，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个小银行，实施外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系列“顺应时势”的金融改革，背后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支持国军四面征讨反动力量, 实现当年北伐提出的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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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五院十八部六个委员会构成，在南京建成了几条行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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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以后的5年中，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将近4倍，主要靠的是借款。财政支出的50%直接记录为军务支出。这一比例在1936年降为30%，但政府已经债务高企，利息支出上升为收入的45%。等到政府可以玩转中央、中国两个银行，印钞机就弥补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窟窿。民国经济的发展，不过是国民政府军事财政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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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财政提出制约监督？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宪法”的理论，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据此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同为治权机关，互不统属，互相独立。可以认为，这已把制约监督政府的机制设计在政府的肌体自身中。不过，“五院”之上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就是政府要向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负责。研究系学者张东荪不同意这种安排，在他写的《对抗之价值》中，他主张政治上要有“对抗二势力”，和平竞争，在宪法的限制之下，互相约束，政府的作为也要由这两势力来监督。这当然不符合国民政府的胃口，它驳斥道，不是张的原则错了，而是时机不成熟。史景迁在《寻找现代中国》一书中回述，孙中山早已为国民革命制定好了程序，跟着夺取政权的“军政”阶段是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训政”，最后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宪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没有实现宪政的时间表，“二势力”从何而来，凭什么对军事财政进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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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南京行政院旧址。五权分立的政府部门聚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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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250多万两黄金和大量外汇白银在两度任职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指挥下，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秘密偷运台湾。这是中央银行仅存的一点可怜家底，它来自对工商与公众的最后搜刮, 支撑着大陆漫天飞舞的金圆券的发行。俞行长的所为，让人联想到今天银行要员携款外逃的“大案”。不同的是，这是蒋介石信任的政府机构所为，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滥权枉法，监守自盗”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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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它们总是和特定的政治时代与制度相互依存。本来，商人是靠市场、靠本事吃饭，但是，当政治特权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特别是这种利益可以裹在“民族、国家”的大旗下，商人会在本能和理性的引导下向特权靠拢。中国政商的代表人物，清末有胡雪岩、盛宣怀，民国初年有虞洽卿、张嘉璈，等等。盛宣怀的“贪”、虞洽卿的“贿”、张嘉璈的“从政”，不同程度沾染上了特权利益的印记。金融史学家洪葭管说，1946~1947年宋子文主持行政院开放外汇市场，搞许可证特权，得益的并不只是几家官僚资本的公司，中外商人搭便车的比比皆是。获取了大量的暴利，丑闻时时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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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与政客你来我往，利益输送，甚至是追求暴利的同时，也可能在为社会积聚着“正能量”，有助于改善“公共福祉”。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民国商人，走近特权的时候，总还是抱着对道德的敬畏之心。因此冯筱才说：“不论是杜月笙，还是虞洽卿，其行为模式至少在表面上还要建立在‘公共服务’基础上，同时也间接代表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发声，有助民间社会保持一定力量，并抑制官僚集权政治的形成。”实际上，昨天还拥有特权暴利的政商，转眼之间也会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强者如虞洽卿、张嘉璈，在政治威权与官僚集权的狂风暴雨中，亦曾如一片飘摇落叶，落地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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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害金融秩序的主干，是盘踞在政要部门、手握实权的贪赃高官。他们为一己私利精心设计特权“小王国”，他们有填不满的欲壑贪心。这些人其实并不关心民国党争的那些原则，也不会为党国的利益做出真正的牺牲。他们不打算遵循传统价值和社会准则，贪腐有恃无恐。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才干与精明，在国难人祸的混乱中，一方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另一方面在泥沙俱下的商场上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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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重新评价宋子文、孔祥熙在建立民国财政金融体系上的贡献，他们在1945~1948年的表现，也逃不脱上面的这些评语。抗战结束的那一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已聚积了黄金600万两，可用的外汇资金有八九亿之多，还有大量接收的敌伪产业、各类罚没、名目繁多的“献金”，也能折合数亿美元。美国人赠送了大量的军备武器与大笔优惠贷款，列出来是一个长长的单子。恐怕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财政金融上还没有过如此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央银行和美国人给了国民政府新的底气，蒋介石摩拳擦掌，要重拾“统一”中国的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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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为民国政府当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却心怀忐忑，他对蒋介石此一时的政治抱负非但不感兴趣，而且相当悲观。1946年3月，他垂头丧气地对记者和参政员承认：“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接着，他又打起政治家的精神，说他的工作就是“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拓宽和西方的贸易交往，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援助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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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心怀忐忑的公众，只见行政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不停地颁布外汇管理与进出口管理的法令、法规，但看不到黄金和美元在银行间已悄然转手交易。1947年，蒋介石的国共决战布局还没有完成，宋子文控制的财政部和贝淞荪担任行长的中央银行，已经把国民政府的家底暗地里当掉了一半。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缩水了60%，物价飙升，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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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上海发生了第一次“黄金抢购风潮”，此后两年多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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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风潮和舆论压力，监察院曾出重手，也是唯一的一次，弹劾了违法套利的蒋介石的郎舅和渎职投机的央行官员。然而，赶走了一班人马，换来另一班人马，“经济老虎”的恶行不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利用国难当头，以体系内漏洞为掩护，“合理地”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未来生存机会，成为官僚们的共同选择。越往高层，越是容易看透政权的性质和前途的黑暗，越是缺乏对国家治理的信心与理念。1947年，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痛斥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贪腐，指名道姓，列举孔宋控制的福建公司与扬子公司是囤积投机、非法炒作之首恶。他质疑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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