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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干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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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划者的概念里，“广场行动”方案意在实现经济政策上有意义的协调，而不仅仅是汇率上的调整。在广场会议约一年后，被问及广场协议同1971年、1973年和1978年的货币干预间的差异时，美国政府一位官员阐明了前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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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重要的差异在于广场协议不只是一次汇率干预操作。你应该还记得，货币间的（汇率）调整开始于广场会议。但开始、结束并不都是在广场会议上，只是开始于那里。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是五国集团重申在经济政策上实施更紧密的协调努力。我想长期而言，其他层面的意义可能更重要，即就政策意图首次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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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那些汇率调整（特别是1978年的）是否“只是汇率干预操作”存在争议，因为汇率调整同样是1978年波恩峰会广泛的政策协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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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干预是广场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而参与者原本希望它能走得更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视为协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五国集团在宏观政策协调上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以美国为例，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行政系统强烈反对将高估的美元同基本面的恶化（即财政赤字和高利率）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的公开化，与财政部此前的立场是冲突的，并阻碍更充分的政策协调，因为根据定义，协调的有效是以调整相关政策为前提的。从这个角度讲，广场会议意义重大，因为它将国内经济因素同汇率间的关系处理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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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克和达曼来说，“广场行动”一方面要考虑到政治约束，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还要足够综合，包括向各国分派具体的工作。但各国如何兑现这些承诺、其他国家又如何核实这些承诺呢？根本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可信赖的监督程序。一位欧洲官员后来评论称：“监督早就有了，其可追溯到十国集团的讨论，而早前的五国集团会议已经实施了监督。‘广场行动’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实际上是在外汇市场上采取了行动。”[43]关于这一点，五国集团的广场声明说，参与国“同意汇率应在调整外部失衡方面发挥作用”。通过明确要进行系统性的政府干预，五国集团有力地否定了十国集团1985年6月的报告，该报告反对目标区或任何其他货币改革。这一声明为经济指标（体系）和卢浮宫会议的参考范围机制创造了条件。基于经济指标的监督建议后来被提出来了。前述欧洲官员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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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工作的前期，我们讨论了美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最开始是关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国内需求增长必须高于以往，美国是低于以往增长。但讨论陷入一片混乱，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中，我不断地提醒要讨论的内容是国内需求，而大卫·马尔福德却在不断地谈论国民生产总值。我们还是非常不适应预测世界经济或者把各国的预测放在一起讨论。当然，后来有进步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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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宏观经济政策组成——汇率、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广场会议开了先河。比如，贝克对干预行动不做任何承诺的态度（甚至在他决定支持这一做法后仍然如此），至少部分缘于他希望用他对干预行动的支持为筹码，换取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刺激性财政政策。马尔福德直到广场会议的最后一刻才不拒绝干预承诺，可以做同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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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交易的合法化，取决于能否取得参与机构的支持，这反过来又要求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联手。因此，当我们说财政政策的改变应该同汇率调整协调，实际上是在说，调整的任务应该由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共同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与我的好朋友保罗·沃尔克的设想不同……财政部部长们必须参与。除了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行长们无权就所列的问题表态。”[45]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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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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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离开广场饭店时，他们对计划的目标是模糊的。关于汇率调整对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具体影响的讨论、关于汇率变化的J形曲线效应的讨论、关于资本进入美国的可能影响的讨论，甚至货币政策的讨论，都几乎没有。[46]前述部分议题，尤其是J形曲线效应和货币政策协调，在五国集团副部长级别会议上有过讨论。J形曲线效应指，货币贬值在改善经常账户平衡方面存在时滞。这个时滞由价格因素和贸易量因素共同导致。美元贬值，使得美国和海外市场消费者通过增加美国产品消费来对价格差异做出反应，美国产品价格将低于外国产品。结果是，美国的进口将下降而出口将增加。但贸易账户的改善不会马上显现，因为美国进口商品的美国价格相对于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减少了贸易账户的美元价值。只有在高出口、低进口的贸易量效应弥补了贸易条件的恶化时，贸易账户的美元价值改善才会姗姗来迟。[47]参与那些谈判的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一方面，“一国之所以可能不想采取”贬值策略，是由于J形曲线效应“并没有被视为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另一方面，关于“广场行动”对价格的真实影响，与会者可能还没有“就事情将如何发展有明确的概念”。在美国，美联储专家给财政部官员提供了一份分析报告，质疑通过美元贬值缩小贸易逆差的前景。财政部的官员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但政治家们坚持一个虚幻的假象。”一位美国官员如是说。的确，这些讨论的结果是，关于协调行动的很多理论和政策影响并没有被密切关注。尽管贝克的财政部后来发现，有必要使美元贬值以便处理不断累积的经常账户逆差，但显然并没有设定最终目标或是“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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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个过程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偏好，它们更倾向于依靠汇率调整而非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失衡。对比日本，联邦德国的偏好程度要轻一些。两国均极度反感再度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火车头”财政刺激方案，且都意识到汇率调整是转移外国对财政政策压力的手段。在广场会议上，日本与会者明确表示，他们将继续聚焦于双目标：减少中央政府赤字，并创造促进私营部门增长的环境。作为一个“支持选项”，他们同意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来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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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是“调整日元汇率”还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两个选择，大藏省官员倾向于调整汇率，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先执行哪一个的问题。竹下登坚定地认为，汇率调整必须先行，否则实施政策调整以纠正失衡将“如同竹篮打水”。竹下登经常说，日元/美元的汇率失调，是“对日本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一种补贴，也是对美国向日本出口商品的一种进口附加税”。不过，他没有为汇率调整之后的财政政策考虑新的方向，因为当时谁也没想到，日元兑美元到达200之后，还能如此快地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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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多次在不同场合提醒大场智满，日本在“广场行动”中的策略首先应该是调整汇率，其次是联合降息，强调需要保持“主要堡垒（财政政策）不受冲击”。竹下登最初考虑，只要不涉及日本的财政政策，可以容忍和接受“强日元”（endak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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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会议上，斯托尔滕贝格和珀尔均反对协调财政政策行动。但在其国内政策选择上，两人的观点又出现了分歧，原因是珀尔相对更支持税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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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新的行动方案激起了关于利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解决美国赤字的争论。根据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沃尔克担心，汇率调整可能导致注意力从平衡联邦预算这个紧急任务上转移。[49]美国同意“全面实施1986财年的赤字缩减计划”。正如其向贸易伙伴承诺的，这份由国会通过、总统同意的计划，将不仅在1986财年减少预算赤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而且能为未来年份更大幅度的赤字缩减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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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无意回避财政政策协调，它已经就减少财政赤字设计了议程。贝克和达曼预计，财政政策协调——日本和联邦德国名义上力度更大的国内需求刺激——将帮助美国实施更有利的措施去减少财政赤字。在被问及贝克准备多大程度上利用外国压力将缩减财政赤字纳入广场协议时，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回答说：“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这个考虑。那不是主要原因，但我们确实考虑会有这样的压力，况且这也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没有尝试更熟练和有力地利用外国压力，用这位官员的话说，“一般来说，外国对美国的压力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有时还会产生反作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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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项明确的目标：让日本和联邦德国更坚定地承诺刺激国内需求。在启动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上，也有政治和心理上的约束，美国财政部小心地避免让其对日本、联邦德国推动的刺激措施看上去像“火车头战略”。美国按照葛兰姆计划（Gramm-Rudman-Hollings）缩减预算赤字，财政部希望这样做能向贸易伙伴证明美国政府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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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广场行动”）这个阻止了美国国会保护主义者提案潮的闪电式干预，却抑制了美国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的艰苦努力。强化减少财政赤字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原本可以对日本和联邦德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给予更多的激励，让两国就其各自的财政政策采取更多的措施。尽管对干预行动本身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但总统不加税的竞选承诺显然捆住了贝克的手脚。对贝克而言，同时在两条战线——汇率和财政政策采取行动，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财政政策协调的真诚呼吁就被搁置了，广场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声明，（对财政政策）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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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在1983—1984年的增长明显加速，其他国家目前的内部增长得以确认，特别是私人投资增长强劲。当下的经济扩张与财政稳固环境匹配，它不依赖于短期的财政刺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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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usiness Week, 17 Octo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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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 23 Septem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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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 23 Septem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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