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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货币政策协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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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参与的货币政策协调过程，受到了各国机构设置及政治因素的影响。首先，必须注意到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各自在政策协调努力过程中的角色。此间，各国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间的合作程度是不同的。除了1986年夏天的一个简短的独立表态之外，日本银行在整个过程中明显受到大藏省的强大影响。美联储则是同财政部合作，特别是在1986年夏天一系列下调贴现率的过程中。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我们在1986年宽松（货币）政策的每个步骤，都是尽可能做到协调，从而避免美元的急剧贬值，如果能伴以其他国家的协调性干预或利率同步调整，那我们是求之不得。”联邦银行则始终抵制来自联邦德国财政部的压力，体现了其传统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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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程度不同，但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国内货币政策对汇率可能产生的影响。日本银行对汇率的影响和变化最敏感。联邦银行同样关注国内政策，因为其影响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汇率调整。虽然美联储对汇率问题也很敏感，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和疲弱的国内经济面前，其对国内政策考虑得更多一些。美联储利用货币政策刺激美国经济，或至少保持增长，但国内经济政策与管理汇率并无关系。美联储转而利用货币政策协调，更准确地说，是协调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来避免美元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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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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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官员对于同财政官员协调货币政策并不热心。财政部部长涉足传统上由央行官员负责的地盘，让后者怀疑且担心“货币主权”将面临货币和汇率政策政治化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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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中央银行行长视其部门利益要高于政治家们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且发现他们同国外央行行长间的共同点要多于同本国财政部部长间的。央行行长们在巴塞尔参加秘密会议，在非官方的晚宴上碰头。他们的活动如此隐秘，以至于五国集团的一些财政部部长一直怀疑中央银行行长另外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五国集团会议，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曾经有过“四国帮”（Gangof Four）会议，成员包括来自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官员、行长以及其他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常客。他们通常在正式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前一晚聚餐。一些人认为，“四国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同五国集团成立的时间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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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在讨论广场协议的过程中就意识到，团结联邦银行是所有协调工作的关键。根据一位官员的说法，（美国）财政部欣赏联邦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的独立性，以及联邦德国财政部支持货币当局向政府承诺货币政策调整的做法。（美国）财政部官员仍然记得，在1978年峰会的协调过程中，联邦德国财政部的同行无法配合联邦银行的做法给他们带来的挫败感。“这是广场会议上形成的财政部和央行磋商协议的背景”[27]，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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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央银行抵制财政部部长们的政策协调努力，但这个过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中央银行对财政部部长们政治要求的一系列妥协。所有五国集团央行行长均注意到了财政部部长们的政治要求，即便是威风如沃尔克这样的央行行长也不例外。贝克将汇率政策用作行政部门影响货币政策的手段，这一策略，代表了从其前任那种放任政策的逆转。对沃尔克而言，他也别无选择，只能同贝克建立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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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沃尔克对美元快速下跌想法的质疑，显然也被贝克的财政部轻易忽略。而且，沃尔克阻止美元下滑的持续努力，也都被财政部“口头打压美元”的做法所抵消。一位日本银行高级官员后来透露，沃尔克似乎也是被说服下调贴现率的，尤其是美联储在1986年7月和8月的两次降息，看上去像是强推给沃尔克的。最终，宫廷政变削弱了沃尔克一度毋庸置疑的权威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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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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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本银行一位官员的话说，此间货币政策协调的第二个方面是，政策“完全被汇率因素所左右”。这在日本尤其明显，日元升值的幽灵通过政治体系不断地发出威胁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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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和4月的联合降息设计得小心翼翼，唯恐影响到汇率。日本银行强力干预市场，稳定美元币值，同时保证美联储的降息能平稳进行。不过，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在1987年2月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调贴现率。据日本银行的官员讲，甚至在1月动身去华盛顿前，宫泽还同澄田讨论决定降息“就是努力阻止日元升值，没别的”。而且，为努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变量以避免误判，日本银行希望美联储保证将不降低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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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货币当局过度关注日元与美元的关系时，联邦银行官员的关注重点是保护本币及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货币关系。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主要来自法国），联邦德国先是同意升值马克，后来又同意本国政策目标配合欧洲货币体系国家间的协调要求，这些都表明维护欧洲货币体系是联邦德国优先考虑的。1986年3月和1987年1月的两次降息，是来自欧洲货币体系其他国家而不是美国的压力，最直接地迫使联邦银行采取行动。1987年1月的降息，是在体系内六国货币汇率调整十天后进行的。尽管联邦德国极度憎恶通货膨胀，且坚持联邦银行还是宪法上的独立性（这限制了联邦德国对国际协调的承诺程度），但联邦银行还是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以避免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更多的投机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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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受美元汇率的影响程度，没有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受影响的程度大。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别官员后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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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是纳入考量的变量，但它终究不是一个目标或工具……相对其可能对日本的影响来说，汇率对我们总体上尚谈不上是一个重点。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让产业界相信政府或联邦银行能够对汇率有什么作为。但在日本是不同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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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银行和联邦银行相比，美联储更大程度上坚持美国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国内经济的需要。这一原则在1986年的连续降息中得以诠释，这些降息措施是为了应对明显疲弱的经济，同时也是为了迎接中期选举。不过即便是美联储，仍然高度重视汇率同货币政策运行之间的关系。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总结指出：“在当时影响货币政策的几个变量中，汇率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这不是说它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汇率比以往是重要多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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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预汇率行动之初，美联储和财政部在货币政策上就有着不同的目标。筹划“广场行动”过程中，财政部曾希望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作为美国整体政策措施的一部分。美联储当时则担忧美元的快速下跌，以及降息可能对外资流入产生负面效应——一个至关重要的关注点，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财政部对形势有着不同的判断：“我们知道美国是债务国。保罗·沃尔克在广场会议第二天就担心这个问题，但我们财政部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市场因素不会带来麻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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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价下跌，财政部的乐观看法得以证实，起码是在1986年年底前是这样。但在1987年春，“改变发生了……（而且）每天都会考虑汇率、利率对通胀预期的直接影响。那时我开始担忧世界市场的信心”[31]。据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货币当局当时被迫于1987年4月提高短期利率，而贝克同时则要求日本再度降低其短期利率。在中曾根首相于4月底访问华盛顿前，里根总统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敦促他考虑降低利率以“稳定汇率”。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美国货币当局也逐渐关注汇率问题，此后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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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国际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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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遭遇了两类冲突。第一类是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自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这一冲突跨越国界，形成了各国财政部部长作为一方、各国央行行长作为另一方的国际联盟。在广场会议上，财政部部长们承诺推动财政政策协调，却又巧妙地规避了这项任务，把所有关于协调的努力留给了央行行长们。国际范围内，每个国家都指责其他国家政策组合的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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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冲突是制定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权限问题，这在每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之间都存在。这些冲突使得整个货币政策协调过程变得复杂。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不需要转化成两个部门之间现实的、持续的冲突。五国集团各国央行的制度基础各不相同，这也经常使得统一行动变得困难。五国集团一位副部长级官员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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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或七国集团国家内部那些潜在关系上的分歧非常突出。联邦银行是个极端，它极其独立，本身的确拥有由其负责的宪法目标；另一个极端是你看到的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两者都是政府的无罪代理人……日本的情况更接近法国和英国。美联储似乎是有点儿居于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但归根结底它做不到联邦银行那么独立，尤其是在外汇问题上，因为这常规上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的领域。因此，你要面对的关系是不和谐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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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常是联邦银行采取一个特殊立场，有时获得其他央行行长的一些支持”。各国央行行长在努力维持其他央行行长可共享的部门利益的同时，还会留意财政部部长们的政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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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国集团伦敦会议上，日本大藏省就展示了它可以在一个行动中一再利用的主导权。竹下登力图通过规避国际协调来维护他的地盘：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由此他将大家的注意力导向货币政策，特别是协调性的降息举措上，从而缓解他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刺激经济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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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银行则拒绝像日本银行那样被编派，忠实地坚持“联邦银行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在市场压力促使马克上涨时，联邦银行允许马克升值，而并未调整国内货币政策（降低贴现率）。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上，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设法将决策责任从中央银行转移到财政部，这一举动被日本银行的官员所羡慕。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在1987年1月谈及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汇率调整时说：“我很感激斯托尔滕贝格做出了政治上痛苦的决定——升值马克。”[33]联邦银行转移政治压力维持独立性的能力，同日本银行无法抗拒大藏省的压力，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反映了两国中央银行组织上的差异。与联邦银行不受任何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同，日本银行要接受大藏省的监管，这些监管包括以下权力：发布指示、解聘日本银行官员、许可或批准日本银行几乎所有的活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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