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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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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前五年，强美元使得美国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上陷入恶性竞争。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虽然列举了强美元的好处，但同时承认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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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元上涨，一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美国行业经历了很多困难。很多问题与制造业部门有关，全行业正在经受贸易额下跌……因为美元升值和需求增长持续走低，使得商品的美元价格和出口量下降，美国传统的农产品顺差已经从三年前的水平萎缩到85亿美元。下跌同样出现在美国的原材料出口领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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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农业部门是强美元最明显的受害者，尽管这两个部门直到1985年才共同表达了不满。即便是1984年的总统竞选者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也未能有效地将强美元作为一个议题，而是聚焦于导致其总统梦想终结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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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部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汽车、钢铁、机床和其他国际竞争商品制造商，以及管理和工会组织，都改变不了政府的强美元政策。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国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元长时间高估的原因。华盛顿一位汽车制造商代表的话道出了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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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把制造业看作政治上的“顶梁柱”，但实际情况已经不是这样的了。金融业、服务业的体量都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强美元对它们有利，对消费者有利。它可以让物价走低，保证买到便宜货，而减税和赤字意味着有很多钱可以花。它是反制造业、反劳工，鼓励消费、支持服务业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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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涵盖范围广且不断增长：卫生服务、银行和财务、保险、地产、零售、宾馆饭店、旅游和运输、法律和科技行业以及媒体和通讯业。就政治和选民而言，强美元政策，大体上是迎合了“白领”的共和党选民而伤害了“蓝领”的民主党支持者。除了一些农场主，美元政策没有直接影响共和党选民。正如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的：“没有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要推低美元”，因为华尔街的投资者更关心预算赤字而不是强美元，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促进投资。强美元政策的另一个盟友是强大的国防承包商，他们免于国际竞争，同时得到里根政府大幅增加的国防预算的支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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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1984年年末，风向不易觉察地发生了改变。美国制造商联合会（NAM）、商会和农场游说组织开始大声抱怨。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美国贸易代表威廉·布鲁克（Willian E.Brock）以及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John R.Block）这些内阁成员开始发出支持美元贬值的言论。但里根的白宫和“里甘–斯普林克尔”的财政部则充耳不闻。布洛克对财政部的不作为感到无助，他私下里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美国农场主的朋友鲍勃·多尔（Bob Dole，堪萨斯州共和党）试着去说服总统改变汇率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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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行业的不同利益群体的抗议出现了。两个游说活动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李·摩根（Lee Morgan）运动，另一个是李·艾科卡（Lee Iacocca）的“独行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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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主席兼商业圆桌工作小组主席李·摩根，牵头发起了向国会和政府宣传汇率对商业影响的运动。早在1981年12月，李·摩根就开始了一项敦促经济决策者稳定美元同主要货币汇率的长期运动。[14]1981年12月11日，摩根在众议院贸易筹款附属委员会上说，汇率不稳定已经开始伤害美国商业。他没有就问题给出具体的建议，只是说“高利率和不稳定的汇率正在让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变得复杂，打击了国际贸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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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摩根和商业圆桌会议认定，“更稳定”越来越意味着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调整。摩根在国会说：“美元、日元间汇率的失调导致了美国商业今天的麻烦，这是美国眼下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贸易问题。”他同时指出，他很多商业领域的朋友、同行跟他持同样的观点。“我们希望的一个长期目标是自由交易的国际日元。”他提出美、日两国关于日元的联合行动应该包括：一、日本方面采取措施，鼓励资本流入、吸引外资在日本投资日元金融产品；二、对日本制成品征收附加税；三、美国和其他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四、采取措施，进一步下调美国利率。1983年4月，摩根在参议院外国关系委员会上就日元低估问题作证，当时汇率为235日元兑1美元。他再度引述行业分析师的观点指出，200日元兑1美元属于“基本的结构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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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秋，摩根继续迫切要求日元升值，这一次是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上。10月27日，摩根强调了“汇率优势”，“这一项就足以削弱美国公司和劳动者的竞争力……即便是高效如卡特彼勒这类公司也发现，在这样扭曲的环境中无法有效竞争”。他将日元的弱势归咎于利差和单向的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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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全年，摩根不断攻击市场汇率水平，同时指出现行“汇率关系正在对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严重破坏”。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卡特彼勒1981年出口了35亿美元，但在1983年只有16亿美元。公司被迫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削减了15000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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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摩根大部分的游说努力都花在了国会这边，但那都是他攻击政府的助攻。他同商业圆桌会议其他成员与财政部高级官员的第一次见面就让其沮丧。“财政部里的人物，特别是斯普林克尔是彻头彻尾的市场信徒。他们就会不断地重复：‘市场决定货币价值’。”一位参与会面的商界领袖回忆说。之后，摩根改变策略，将矛头直接对准白宫。来自卡特彼勒总部所在地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议员帮助敲开了总统办公室的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众议员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Michel，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尤其是外国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查尔斯·柏西（Charles H.Percy，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在1983年和1984年期间安排李·摩根和其他商界领袖同总统进行了三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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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恰好安排在里根于1983年11月访问日本前。商界代表包括博格华纳主席詹姆斯·贝雷（James F. Bere）、福特汽车公司主席菲利普·考德威尔（Philip Caldwell）、美国钢铁公司（现在的USX）主席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政府方面是里根、里甘、舒尔茨、布洛克、鲍德里奇和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参加。里甘仍然坚持维持市场自主决定汇率的态度，拒绝做出任何承诺，但其他内阁成员看上去更担忧。特别是舒尔茨，表达了对商界立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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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面是在1984年伦敦经济峰会之前举行，摩根和惠普公司主席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参加。里根总统、副总统乔治·布什和里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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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1984年里根压倒性地赢得选举之后不久。李·摩根和哈尼维尔公司主席、接任商业圆桌会议工作小组主席职位的艾德·史宾瑟（Ed Spencer）陪同众议员鲍勃·迈克尔参加。讨论主要集中在汇率问题上。摩根强调了美元高估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总统仍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尽管他在这次会面中表现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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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摩根重点关注日本大藏省对日元的所谓操纵。除了恳请财政部调查，他让参议员查尔斯·柏西提请审计总署就日本政府是否操作汇率以压低日元的问题进行研究，柏西同意了。研究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找不到摩根认为的日本操纵日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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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于是决定采取另一个行动。他让华盛顿一位律师大卫·默奇森（David Murchison）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兹拉·所罗门（Ezra Solomon）测算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失调。研究报告在1984年9月19日提交，时间上正好让摩根推动白宫把汇率调整议题纳入中曾根和里根11月会晤的议程。此时，贸易逆差问题已经成为总统竞选议题。10月17日，里根正式指定了一个连任委员会，从而明确了他寻求连任的意图。里根的竞选顾问们发现将贸易逆差归因于日元可以作为当下的竞选策略：不是美元太强势了，而是日元太弱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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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摩根运动是组织良好的商业游说，而李·艾科卡进行的则是针对日元低估的单兵作战，尽管他的战斗经历有很多重量级的封面报道。艾科卡在1983年6月27日指出，即便美国公司在质量、性能和生产率方面同日本厂商相同，但因为税收和汇率的原因，后者仍然“每辆车有2000美元的收益”。但他也认识到美元问题的根源所在。1985年4月，艾科卡在东京就向美国商会更多地阐述了贸易问题中“我们的一半”。“高估的美元是我们美国自己可耻的预算赤字的私生子，只有我们能解决，正视这个问题吧。”艾科卡同时没有忘记提及“日本的一半”——贸易壁垒和封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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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开放其本国市场，这的确给了美国规避责任的借口。目前，所有的焦点都在日本的保护主义，而不是高估的美元……人们对高估的美元无动于衷。美国普罗大众就是这样：这是经济学，这个沉闷的科学普通人无法真正理解它。所以没有人会为高估的美元着急恼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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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2月18日艾科卡在佐治亚州萨凡纳金融分析师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500亿美元，美元兑日元也下跌到了181。艾科卡引述里甘四年财长任期里的说法——“对于汇率失调，绝对是什么都不能做”。接着他又揶揄里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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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发明痤疮经济学的家伙吗？无论是什么问题，答案都是一个：“不用担心，会好的”。去年我们换了新财政部部长，这个新部长显然不应该被嘲笑。他只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同其他四个人在周末开了一次会，汇率失调从此就魔法般地（我这样猜测）越来越小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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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会对强美元导致的贸易问题的反应也在1985年春天陡然爆发。出于不同考量，对美元汇率的新担忧也随之出现。参议院1985年4月一致通过“反日本”决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系列的贸易法案从国会蜂拥而出，其中之一就是由劳埃德·本特森、理查德·格普哈特和丹·罗斯滕科斯共同支持的民主党严格贸易保护主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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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发布的关于浮动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听证会公告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俄勒冈州共和党）提出了“浮动汇率时代国际贸易体系可行性”的问题。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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