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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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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三章中提到的，在日本，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任何意在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提议，都被视为外压，并马上激起猜测：日本又被打压或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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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应让美国政府感到吃惊，因为贝克的提议并不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它是基于二十国委员会的工作成果，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是二十国委员会成员。另外，在4月的准备阶段，贝克和达曼就将他们的想法向五国集团其他财政部部长和副部长做了认真说明。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他后来在东京体验到的“冲击”感到错愕不解：“峰会之前有磋商……我认为临时委员会议期间和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磋商并不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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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的细节，特别是强调政策协调自动性的初稿，让其他人特别是日本人感到不安。在（1986年）5月3日东京会晤时（刚好在峰会前），贝克把他的建议初稿给了竹下登。尽管大场智满已经在4月底知会了竹下登相关内容，但马尔福德还是对大场智满强调说，“除了总统和贝克，只有里甘、舒尔茨、达曼和我本人知道这个内容”，因此提醒日本方面认真考虑提议，而且是由最高领导考虑。竹下登只向中曾根本人就这个提议做了汇报，后者在几个小时后同里根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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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会晤时，里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念计划的框架，并请求中曾根支持。中曾根回答说“大方向”不错，但有些方面，特别是措辞是个问题，需要修改。最后他总结了他的保留意见，说：“我们都是主权国家。因此，我们应该记住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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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谈让外务相安倍感到震惊，他对方案毫不知情。因为峰会“夏尔巴”、外务省副相手岛泠志（Reishi Teshima）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外务省因此完全被蒙在鼓里。作为主办国的“夏尔巴”，他应该从美国“夏尔巴”、助理国务卿艾伦·沃利斯那儿获得方案的相关信息，但贝克和舒尔茨都没有通知沃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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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关于经济措施的内阁级别会议上，当大场智满向阁员们解释这个计划时，安倍认为他丢了面子，大发脾气。中曾根担心此事件导致关系不和，在会后给竹下登打电话说：“安倍是真生气了，你能做点儿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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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向安倍表达了歉意，解释说“他的嘴让贝克给堵住了”，同时大场智满向内阁秘书后藤田正晴打电话道歉。外务省副相而柳井正（Shinichi Yanai）和他的“夏尔巴”手岛泠志分别致电大藏省副相山口光秀和大场智满表达抗议。经济企划厅也向大藏省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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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尤其是通产省和日本银行猜测，新的机制可能触及它们的管辖范围。通产省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份贝克的建议文件，最终在当天晚上觅到一份意大利语的文本，但发现省内没有人能够翻译。而日本银行也毫不犹豫地向大藏省表达了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可能遭到削弱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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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有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冲击”。首先是货币当局的极度忧虑，唯恐具有高度自动性的指标体系将迫使日本降低其庞大的贸易顺差，或进一步让日元升值。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体系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把日元币值定在很高水平的目标区体系。有些人甚至认为，指标体系本身就是打着幌子的目标区。他们的担忧让其使出浑身解数反对这个更加严格的指标体系。大藏省一位高官当时评价说：“当你的顺差像眼下这么庞大，那么在目标区体系里，你就处于将日元升值到不合理高度的极度危险中。这对中曾根和竹下登来说就是政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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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大藏省垄断汇率管理的决心。大藏省官员担心，实施“加强监督”将导致决定币值因素的数量增加以及相关信息的散播，这是他们独家垄断汇率管理的代价。这种担心在预算和税务局尤其强烈。大藏省办公厅向大场智满不安地表达了担心：首先，这很容易引来其他机构的涉足；其次，大藏省最终将因对外国政府的承诺而被束手束脚。大场智满不得不安抚这些部门，他回复说：“它与此前五国集团的监督讨论内容没有太大差异，不必紧张。”这种担忧因外务省于峰会期间试图介入汇率管理和货币外交而加剧了。大藏省于是严格限制外务省的活动空间，防止其进一步涉足。大藏省和外务省之间这场控制汇率的势力范围之争在春季呈加剧之势。1986年4月8日，大藏省没有让松永大使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贝克和竹下登的会晤，这是一次交手。另外一次发生在这次会晤之后不久，外务省会同美国国务院安排首相特使在旧金山秘密会晤白宫官员，讨论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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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通产省的猜疑构成了“冲击”的第三个原因。通产省的官员们担心，如果大藏省被允许垄断项目繁多的指标管理，那通产省的权力和影响将被削弱。通产省于是通过成功地安排通产相渡边美智雄和另一位自民党“新领袖”同里甘于5月7日在东京会面，实施了一次反击。渡边在会面时强调，美国政府增加同通产省的沟通以促进经济政策协调是必要的。根据当时的分析，通产省的做法更多是针对大藏省，而不是美国政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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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冲击”源于达成共识的传统和决策过程面临的压力。对自下而上的日本思维而言，贝克建议里所明确的自上而下决策模式太陌生了，甚至令其不安。然而五国集团的政治关系，特别是贝克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做出改变。大场智满曾经指出，只有“外压”冲击才能够将基于共识的日本决策模式改变为多数决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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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七国集团指标体系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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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贝克和达曼倡导的指标体系是一种政治努力，源于政治考虑，当然也面临着政治冲突。广义上讲，在这个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更深层次的经济政策协调同名义上不断强调的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冲突。政策协调要有效果，就离不开规则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就挑战了传统上的政权权威，并给反映这种权威的决策过程造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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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努力地进行经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官僚机构利益的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财政部部长（政治家）同他们的副职（官僚）之间的冲突；财政部同外交部之间的冲突；财政部同央行之间的冲突。财政部部长们同其副职之间的冲突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一个更高级别的政治任命者力图在官僚体系内采用新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贝克和达曼，他们意识到官僚系统对新机制的抵制，认为他们的副手们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弱化新方案。这些猜疑的结果是，马尔福德同其他国家同行的谈判权力和信誉大打折扣。大场智满后来就对美国在五国集团会议及副部长级会议上的表现提出过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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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会议有个惯例，每个国家只允许三个人出席：财政部部长、他的副职和央行行长。所以，当达曼坐下来时，就没有马尔福德的位置了，他只能待在旁边的房间里。这给其他与会国的副部长带来麻烦。是马尔福德同我们在五国集团副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但他却参加不了五国集团会议。这是美国财政部的权力平衡问题，所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儿麻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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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智满的不满引起其他国家副部长们的共鸣，他们认为贝克只信任达曼且马尔福德得不到完整的信息。一位来自欧洲的副部长说：“当被问及贝克的意图时，（马尔福德）说，‘我不清楚’，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麻烦……大卫（马尔福德）非常不错，他的确认为自己在债务问题上首屈一指，但在汇率问题以及同美联储和白宫的关系这个政治网络中，达曼是关键人物，马尔福德属于外围。因此，马尔福德在副部长中间就显得没什么作用了。”[39]蒂特迈尔为此非常恼火，他跟同事说他要让斯托尔滕贝格直接跟贝克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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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的副部长看来，贝克和达曼对待马尔福德的方式“有点儿粗鲁”[40]。广场会议召开时，中间返回会议室的达曼看到马尔福德坐在贝克旁边，他拍了拍马尔福德的肩膀示意他离开会场。在伦敦的五国集团峰会上，马尔福德没有被允许进入会场。贝克当时向劳森提出应该让马尔福德参加会议，但劳森根据他的副手杰夫里·利特勒的建议拒绝了贝克。卢浮宫会议时，尽管法国邀请他参加非正式的晚宴，但马尔福德再次一个人被安排在隔壁的房间。这样，贝克和达曼利用每次机会直接向其他的财政部部长阐述他们的政治想法。贝克的“冷眼相待”不仅伤害了其他副部长的自尊心，也在谈判过程中制造了实实在在的麻烦。另外，其他副部长拒绝同马尔福德平起平坐的背后有着他们的担心：其位置有可能被外来者替代。蒂特迈尔和大场智满都表达了同样的顾虑，如果美国允许派其他官员，他们本国政府也会提出派其他代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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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提到贝克和达曼对五国集团副部长会议的不安。“在他们看来，副部长们认为它（谈判进程）应该在副部长们中间展开，如果需要，财政部部长们也只是最低限度地参与。副部长们的观点是，财政部部长们只是在制造问题，他们自己能够成功地处理各国政府事务。”美国财政部内部都知道，达曼批评马尔福德同其外国同行“处理”事务的方式。他认为是马尔福德屈从于其他副部长的压力，弱化了已经取得共识的指标体系。达曼同时对马尔福德在准备阶段未能说服联邦德国接受参考范围的建议（也是卢浮宫协议的核心）感到失望。达曼本人于1987年1月1日在华盛顿同蒂特迈尔秘密会晤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给他自己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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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藏相宫泽喜一也面临着来自官僚机构的抵制，特别是关于他的财政扩张计划。让宫泽在其首次大藏省简报会议上就感到沮丧的是，官员们援引日本经济的乐观预测，排除了补充预算的需要。同其前任竹下登不同，宫泽没有听从官僚们的意见，也没有依赖他们支持的意愿。他早已经基于他的财政扩张计划设计了一套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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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峰会期间，竹下登原本可以利用贝克的提议向大藏省的官僚们施压，就像宫泽后来做的那样，但竹下登作为典型的共识建立者，对他同中曾根和大藏省关系的可能恶化保持警惕。压制官僚们的任何尝试，无疑将疏远他同不懈地支持紧缩财政政策的大藏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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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冲突存在于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这在日本表现得最突出。当涉及的议题同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有关，特别是对峰会外交有强烈兴趣的中曾根本人全身心投入这些议程时，外务省参与的力度会加强。1987年春，当外务省巧妙地利用外部压力突破常规参与制订新的财政刺激计划时，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而用大场智满的话说，五国集团会议同七国集团峰会之间的关联，可能让大藏省“再一次转到地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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