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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德国人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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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打日本牌？这一战略背后的动机和预期是什么？两国集团是战略操作还是战术操作？作为应对，日本如何出牌？联邦德国会怎么反应？两国集团最终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政策协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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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政策考虑，华盛顿和东京对于两国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设想。正如在第一章里看到的，通过与贝克的两国集团对话提高其个人国际知名度，这是竹下登的目的。大藏省希望有一个两国集团会议，把欧洲排除在外。大藏省一位官员后来说：“只要这些欧洲人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就会马上指责我们，并要求我们做这个或做那个，他们很容易忘记他们不能对我们指手画脚。”不过，评论背后隐含着担心，即在同美元的汇率调整中，欧洲会要求日元对欧洲货币不恰当地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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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两国集团策略有很多的合理性。美国的决策者分析认为，如果先行应对欧洲，眼下的欧洲货币体系以及独立的联邦银行，会让他们的努力过程变得曲折。他们感觉日本一方会更容易应对。再者，两国财政部部长临时接触，可以绕过警惕的、小集团式的央行行长们，同时加速协调的步伐。日本银行一位官员就认为，它怀疑贝克的财政部的两国集团政策协调战略，尤其是夏天的“积极的双边主义”，意在绕过日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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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贝克的财政部的两国集团策略，目的在于通过美、日两国联合施压，吸引联邦德国对政策协调动议更多的合作响应。美国财政部的战略目标，是要在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达成三方共识。财政部一位官员讲述了他们在1986年秋所实施战略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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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不是很合作。当你分析汇率情况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元已经升破了其前期高点，且已经进入了新的区域。但分析马克却发现情况不同。马克当时汇率仍在2以上，联邦德国对2∶1的汇率水平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此前的高点是1.69。日元以前的高点是175，现在是152。因此，这是表明姿态的实实在在的调整……同德国人相比，日本人在谈判的态度上明显更具建设性。我们因此考虑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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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的协议（10月的联合公报）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脱离协调轨道、拖延协调的后果。美国将同参与各方合作，同时扩展双边接触。对其他各国来说，有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这个教训把大家聚到一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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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贝克和竹下登间的直接对话促成了广场协议，而美日间的两国集团倡议要早于欧洲包括联邦德国的倡议。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双边沟通特别是副部长级会谈随后大幅增加。联邦德国财政部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在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的准备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蒂特迈尔来说不走运的是，贝克更喜欢同东京的同行（广场会议准备期间的竹下登和卢浮宫会议前的宫泽喜一）接触，而不是那些在波恩的同行。不过，就此猜测更侧重对日关系并以此构建稳固的两国集团战略是美国的预谋，可能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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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更早的考虑是促成三国集团（G3）战略，作为东京峰会共识后更有力的后续行动，从而在三方基础上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说：“你要知道，起初并不只是美日双边协议。我们是要努力争取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三方共识，不过联邦德国当局不愿意参与谈判。在9月至12月，对需要以刺激经济增长换取汇率稳定的任何对话，他们都不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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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于1986年8月中在珀尔法兰克福的家中同其秘密会面，就是美国在美德之间直接双边接触的例子。副部长级别的其他接触也有过尝试，但都没有达成协议。贝克和斯托尔滕贝格在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9月峰会上的交锋，导致双方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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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德国人看来，美国人仍然太幼稚，无法理解联邦德国的特殊处境。与美国发布的预测相反，波恩和法兰克福对“联邦德国乐观的经济展望”（引自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充满信心，因此并不理会美国对联邦德国没有努力刺激经济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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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反对日本式的“合作”，这在某些方面便被不客气地贴上了“德国人的固执”的标签。霍巴特·罗文（Hobart Rowen）在其《华盛顿邮报》专栏里将德国人描述为“极度自满”[34]。但将德国人缺少合作精神仅仅归因于固执就有些牵强了。联邦德国有充足的理由抵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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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贸易结构上的差异，这一点联邦德国官员们自己已经多次指出。联邦德国仅仅约10%的出口品销到了美国，而日本出口商品中的37%左右以美国市场为目的地。欧共体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中法国是联邦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35]马克对美元的升值，虽然幅度很大，但对联邦德国出口商竞争力的影响没有对日本的相应影响那么大。在对抗美国施加的以某些刺激政策换取马克汇率稳定的压力方面，波恩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尽管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很复杂。出口商支持采取经济刺激措施，而其他领域，比如银行业，则反对美国要求再通胀的压力。这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施加的停止日元进一步升值这种传统单向压力相反（日本的这种情况在近几年也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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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联邦德国必须时常考虑其政策对欧洲货币体系机制的衍生影响。起码直到1986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反对美国口头打压式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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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21日，欧洲的财政部部长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召开会议，公开表示要“坚定立场，用一个声音同美国对话”[36]。本次会议由德国人发起，这也被视为是他们的胜利。作为对其他欧洲国家支持联邦德国态度的回报，联邦德国货币当局同意在界内干预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从而支持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平价关系。在9月的最后一周和10月的第一周，联邦银行买进了“超过十亿美元”，这是联邦德国自广场会议之后采取的最大规模的逆向干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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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宫泽1986年10月31日的公报，给欧洲平添了新困难，法国和联邦德国还就此讨论过。与考虑暂时稳定汇率的联邦德国正相反，法国在格伦伊格尔斯时提出汇率长期稳定，敦促德国人刺激经济，从而换取美国承诺的汇率稳定。“站在法国的角度，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将会被领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一位法国官员后来说。但联邦德国起码在这个当口并不为所动。联邦银行的官员不接受法国的预设前提——中央银行应当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而且也这样理解格伦伊格尔斯协议。德国人进一步指出，美国人还没有最终决定美元策略：“我感觉贝克和沃尔克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沃尔克认为跌得已经够多的了，但贝克呢，他不这样想。”一位联邦德国官员将此作为当时迟疑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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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联邦德国看来，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与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应该是不同的。这一点是欧洲各国的共识。它们都认为非美元货币对美元对等的升值是“不公平的”，它们给出的理由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占领欧洲市场首先导致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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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恩表达了对美日贸易争端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汇率的不满，联邦德国认为这些争端造成了日元的升值和马克随后的升值。这一点与第三个原因有着密切联系。斯托尔滕贝格评论说，失衡问题本质上是美、日之间的问题，他有些轻蔑地提醒说，著名的两国集团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恰当场合。[38]那么核心问题就是：鉴于真正的问题在太平洋之间而不在大西洋之间，那我们为什么必须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和成本去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个观点更坚定了联邦德国的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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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担忧，即美国建立三国集团的初始策略，可能动摇或缩小联邦德国目前享有的操作空间或影响力优势。离开了欧洲这个大的依托背景，联邦德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同美国和日本相比将大打折扣，那自然会限制联邦德国经济实力发挥作用。联邦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大国，这一现实将波恩置于两难境地：联邦德国发现，在欧洲框架内提高的影响力使其在全球舞台上表现为一支欧洲力量；但与此同时，如果拘泥于欧洲，那么联邦德国不断提升的实力的潜在影响力就会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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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着美国积极的双边主义（联邦德国与日本也因此暗斗），但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确尝试寻找一个针对美国的共同防御立场，尽管这些努力只是偶尔有之。就在东京峰会之前的1986年4月间，适逢美元快速下跌，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可能意在稳定汇率，同时向美国传递信号，即贝克的指标建议不受欢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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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反映德、日对话的插曲发生在1986年9月28日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会议之后。根据一位日本官员的说法，斯托尔滕贝格同宫泽在华盛顿会晤并建议，如果第二天（即9月29日星期一）市场仍然混乱并引发投机者买进马克，那么双方应该视每天具体情况“按天”入场干预。次日市场交易意外的波澜不惊排除了两国干预的必要。卢浮宫会议之后，两国在联合干预上的合作也是有目共睹，当时是联邦银行卖出日元买进美元，日本银行卖出马克买进美元。第八章对此有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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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而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双边关系从来就没有非常密切，任何一方都没有去尝试加强的可能。公平地讲，珀尔和澄田之间联系不断，只要他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会议上遇到，就会充分利用见面时间交流观点。不过两国财政部部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两国之间也没有重大的联合举动对美国施压，要求后者降低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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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缺乏紧密沟通，使得波恩要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双边呼吁，以及最终类似贝克和宫泽间形成的双边安排。1986年12月14日，在斯托尔滕贝格的家乡联邦德国北部的基尔举行的贝克–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正是华盛顿不断施压的结果。他们讨论的议题广泛，其中包括两国国内微妙的政治局势。贝克强调了联邦德国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及大幅度减税的意义。斯托尔滕贝格没有对任何具体措施做出承诺，他就联邦德国税收改革和减税的政治影响做了分析。针对贝克的关切，斯托尔滕贝格给予了积极反应，这让他的美国客人们备受鼓舞。双方对“参考范围”问题坦率交换了看法，用一位联邦德国官员的话说就是，表示“对我们双方都有可能”。他们还讨论了政策协调的未来方向，同意总体框架：作为美国承诺稳定汇率的回报，联邦德国承诺刺激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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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尔会晤的即时影响不大，但却可视为美德和解的转折点，尤其是在参考范围的问题上，为后面的卢浮宫协议奠定了基础。一位美国官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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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那次会晤之前，马尔福德一直在就目标范围体系问题同蒂特迈尔沟通，我们希望在副部长层面能取得进展。蒂特迈尔非常抵制。我们在午餐期间简要地讨论了一下实质内容……蒂特迈尔能够看到，斯托尔滕贝格当着我们的面要比蒂特迈尔灵活得多，我想这对于它的讨论而言就足够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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