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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常识(10周年纪念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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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一个简单、合理、有效的基金组合,我们已经穿越了关于投资策略、投资选择,以及投资业绩等方面的知识海洋,结束了我们的常识之旅。如果能够遵循前面所阐述的投资原则,那么,我确信你将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长期投资者。同样,我也毫不怀疑,较之于传统谨慎、严守纪律的投资组合管理,共同基金业将会成为回报极高的投资工具。当然,这种变化最好是基于一个适当的治理结构,其中关注的利益主体并非基金经理,而是基金持有人,即基金业需要为之负责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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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最后一次提醒你的,在构建投资组合或是在基金治理过程中,常识十分重要,同时我还要重点指出的是,把“常识”作为本书题目具有启发意义。托马斯·潘恩所描述的美国殖民地居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共同基金持有人回报不足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了解了共同基金与基金持有人关系的背景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潘恩在《常识》中的一些话看起来具有石破天惊般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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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论代议政制的逻辑:“……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公众关注点将不断趋同,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地理性分割会造成社会成员集体出席于每个场合变得相对不便……这就会催生便利的代议制度,即社会成员同意每个人让渡一定的立法权力,由一个选定的成员代为管理,这位个体成员应该站在选举人的角度,按照成员整体的行为方式代为表达所有成员所关注的公共事项……我提出了我对政府形式的本质的想法——它不能够被任何权术颠覆。越简单的事物,它就越不容易失调;当失调时,它也更容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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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由数量众多、个体权力有限的基金持有人集体选举出来的董事会,应代表基金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在共同基金业中,董事会成员忽视自身使命时,与政府结构中相似的情况就发生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在于其简单易行,但实际上却出现了无序的结果。现实中,如果共同基金通过合同把所有的操作都委托给外部管理公司,那么基金就不再能够控制外部管理层,而是被外部管理层所控制。经验结果显示,由管理层选举出来的高管或者是董事会成员,他们都没有像宣传中的那样与基金持有人休戚与共。董事会通常更倾向于先满足共同基金管理公司的需求,其次才关注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诉求。以下是潘恩论对独立性似是而非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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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殖民地持续承受很多实质性伤害……都源于与大英帝国的联系或身不由己的依附。当然,我也听闻一些人断言,美洲的繁荣正是过去同大英帝国联系的结果,他们通向未来幸福的必经之路就是保持相同的联系,发挥相同的作用。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辩解更虚伪的。按照以上论断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孩子如果能够通过喝奶而茁壮成长,那么他永远都不需要吃肉,或者说我们生命的头20年将成为接下来20年的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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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基金持有人已经从他们的基金投资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但考虑其成本较高,他们也错过了在蓬勃发展的股市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机会。我们未来要面对的经济环境可能并不十分乐观,大量的机会成本可能对基金回报率产生更重要的影响。更需要关注的是,共同基金业如同一个孩子,已经进入了他的成熟期,其资产已经比20年前增加了90倍之多。既然他们已经成人,那么就不再需要慈祥的父母来照顾,另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的服务费持续飙升就显得越发不合时宜了。如果这正是基金持有人独立的时机(我坚信是),如果基金未来的运营模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基金持有人理应得到更好的服务。以下是潘恩论理想政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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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摘录来自于一位聪明的观察家对意大利的德拉果内蒂(Dragonetti)政府的论述。(《论德行与回报》[On Virtue and Rewards])。“科学研究表明,政治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确定幸福与自由的真正含义。如果他们发现一种在国民支出最小的前提下,公民能够达到个体幸福最大化的政府模式,那么这些人就应该能够得到长时间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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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持有人在投资中表现出相同的诉求。正如政府可以在国民支出的最小前提下最大化地实现个体幸福一样,共同基金应该能够在管理支出最小化的前提下,让投资人能够得到最大化收益。以下是潘恩论领袖与国民间的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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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我保护的小岛是一个帝国统辖的合适目标;但假如一块陆地永久的处于一个岛屿的控制之下,这听起来就颇为荒谬。卫星比它所围绕的行星大这样的情况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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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共同基金业同样如此,自然秩序已然颠倒。通常只需要极少资本的管理公司是一个高效运行的小岛,管理着一块资本的大陆,这些资本就是共同基金持有人所持有的巨额资产。在今天的共同基金世界里,主星正在其卫星的轨道上运行。这种结果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同样完全违背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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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摘录的片段中,托马斯·潘恩痛斥了一个与我们距离遥远却权力无限的领导阶层,以无数被统治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政府仅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如果说现在共同基金持有人的境况同两个世纪前美国殖民地居民的境况相同,可能有些极端,但他们的确明显有相似之处。对于基金投资者来说,能够得到公平对待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基金完全代表自身利益,在管理重点、营销策略和成本结构等各个方面有共同的目标。长期来看,那些将常识应用于投资策略、投资选择和投资业绩的基金持有人,或认识到常识就是让基金反映其拥有者利益的基金持有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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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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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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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99年版一样,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与2009年版也密切相关。特别是“越简单的事物,它就越不容易失调”的论断。共同基金业深奥复杂的结构,连同基金经理们不纯动机和别有用心,毫无疑问,这对基金持有人的投资回报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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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然而,在过去75年中(1924—1999年)盛行的管理结构,同时也在后10年中普遍盛行,现在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正如我之前警告的,“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经济环境并不十分乐观(当然,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发生!),大量的机会成本可能对基金回报率产生更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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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直接服务于基金持有人的自然秩序已被破坏,并且,管理公司所有权也开始朝着金融混业经营方向加速迈进。但再浓密的乌云也无法完全遮住阳光。越来越多的基金投资者开始寻找成本更低廉的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是由私人控股的管理公司或者单一的共同治理的基金公司(例如领航集团)所发行,它们具有最低廉的成本、简单的结构和更符合“常识”的投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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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常识(10周年纪念版) 附录一 2010年年初对股票市场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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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很难想象出1999年股市的繁荣景象,那里正值第一版《共同基金常识》付梓之时。最佳例证或许是新闻工作者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 )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文·哈希特(Kevin A. Hassett)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评论文章。文章已于我的书出版后数月的1999年年末扩展为一本书出版,书名为《道氏36 000》(Dow 36 000)。那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0 273点的水平,而在2000年1月,迅速上涨至11 722点,在2002年10月,滑落至7 286点后,于2007年10月又上升到新的高点14 164点,此时仍是一片大好的牛市景象。然而,在2009年3月,道指暴跌至6 547点,到2009年秋天,此书写作之时,才回调到10 000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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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00点的水平,看上去就如白日梦般不可能达到。当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肯定有一天会达到这个水平。比如,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所包括的30家企业的回报率以历史年增长率为5%的平均水平增长,股票价格也以同比例增长(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非预测),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于28年之后,即2037年达到36 000点,几乎比格拉斯曼和哈西特预测的时期晚了近40年。(确实,他们的文章指出,25倍的市盈率交易能够安全地短暂支持的市盈率为50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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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必须对这些荒谬的预测提出质疑。在1999年版的《共同基金常识》中,我写道:“我并不想承认股票没有风险溢价。”一些简单的想法让我不得不对“未来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产生强烈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0年中,股票的名义回报率可能在年均5%~8%的区间。而令人尊敬的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加里·布林森(Gary Brinson)和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分别预测了这期间的股票回报率为7%和3%,与我的预测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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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市的“非理性繁荣”时期,这些预测都显得低得荒唐。但真实情况是,与随之而来的实际情况相比,我们三位还是很乐观的。在接下来的10年间,股票的回报率转为负值,年均回报率在–1.5%左右,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第二低的10年期回报率。从预测股市的回报率转为负值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个都预测错误,但是,从预测股市将从前20年的年均17%的回报率上掉下来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人的预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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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相同的地方便是坚信:从长期来看,股票的价格不能脱离潜在的基本面。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仍然没能够预测到10年以后实体经济有如此糟糕的衰退,尤其是在2007—2009年间对金融服务部门产生的冲击。事实上,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的金融服务部门的每股账面收入从2006年的37.59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37.77美元,令人震惊地下降了200%。而与此同时,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的其余部门的回报率“只”下降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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