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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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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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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本轮次贷危机很可能并不是最后一次经历此类危机。我们希望，了解次贷危机的发生演化过程及其原因能够提供一个指引，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危机的成因，还有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了解如何才有可能避免危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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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次贷危机是政治交易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得以逐步成长为巨型企业，这一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进一步加速。规模扩张为这些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带来了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潜在市场控制力，以及“大而不倒”的多层次保护。作为交换，它们必须与激进团体分享由此获得的部分经济租金：政策制定者们认为，为解决美国城市贫民面对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银行和激进团体的合作从政治角度看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这就为激进团体创造了一个利用规则的机会，使其能够分享银行为自身以及激进团体成员赚取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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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银行不会无限度地参与这样的租金分享。通过出售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给房利美或房地美，或用较低水平的审慎资本支持住房抵押贷款，即实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银行得以使用更低成本开展更多业务。因此，激进主义者利用在国会的影响力，为银行争取更大利益，通过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指令，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指定类别的住房抵押贷款，迫使房利美和房地美降低认购标准。房利美和房地美配合这一安排，但配合的前提条件是，有权使用债务融资来支持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同时这些债务享受最终来自纳税人的隐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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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一旦这些基本规则敲定，整个博弈就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展开。房利美和房地美被迫降低认购标准，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对特定群体贷款的指标要求。重要的是，降低的标准适用于几乎所有借款人：如果不这样做，则相当于房利美和房地美默认其部分资产组合蕴含较高风险，这也会提醒两房股东关注其中的风险。许多商业银行明白它们能够将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出售给房利美和房地美，或将其转换为由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因而相继跳进了次贷证券化市场的漩涡。事实上，当时许多美国最大的银行，尤其是管理团队较弱的银行，它们的主业就是发放高风险贷款，这些贷款可证券化，而银行又可持有这些证券作为高质量资产，并且只需薄如白纸的资本金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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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和监管部门完全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本可以改变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指标要求或审慎资本要求相关的规则，从而停止这台次贷风险机器的运行，却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相反，监管部门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他们实质上将银行监管职能转包给了私营的信用评级公司，评级公司出售评级，因此其行为动机与发行人和证券购买者的动机趋同，而无论发行人还是买方都希望证券能有虚高的评级。来自两大政党的政客和监管者们都参与其中，或积极支持这一博弈，或被动地默许其发展。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对这一博弈的更好描述或许是城市对农村的问题，因为来自共和党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农村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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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本章能为读者上一课，那就是：不要期待政客或监管者会为防止下一次银行业危机的发生而做出很大努力。消费者也许可以对自己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有更多的思考。尽管次贷风险热潮最初起源于一个特定政治联盟的控制，但参与范围迅速扩大。当泡沫破灭之时，大约一半的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参与其中，其中大部分人因此深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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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rdian Knot，出自希腊神话，解开戈尔迪之结即可为亚细亚国王，后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解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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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九章持久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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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在加拿大最沉闷无趣的人旁边呆三小时，那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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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女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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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咖啡馆里的女孩》中的露丝，美国民众常常戏谑据说是沉闷无趣的北方邻居。加拿大人似乎并不很介怀。毕竟，沉闷无趣可能也是一种福分。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数以百计的银行倒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被迫将巨额的纳税人钱财投入贷款、担保和纾困计划中，以防更多的银行崩盘，包括那些巨无霸政府支持企业。而加拿大的银行却没有遭遇如此重压，也不需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纾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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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加拿大银行体系非凡的稳定性有目共睹，也是被广泛传颂的特点之一。1840年以来，美国发生过12次较大的银行危机，但即使大萧条期间，加拿大也一路平安。1加拿大最近的一次银行危机发生在1839年，还是受美国牵连所致。2危机中，数以百计的美国银行停业，而加拿大的银行只是被迫暂停兑付银行券和存单，并未出现银行倒闭。加拿大的成就非常可贵，因为加拿大属于资源型经济体，严重依赖出口，且受制于国际贸易的巨大波动。因此，加拿大其实更容易在商业周期内产生巨大波动，但这一切从未酿成银行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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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贵的是，加拿大银行的稳定性并非来自政府干预。事实上，直至1935年加拿大都没有中央银行，设立央行的初衷也仅源自加拿大西部的农民，他们作为生产商品的债务人倾向于支持通货膨胀，因此要求政府在大萧条期间更积极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同，加拿大央行的诞生并非为了对银行体系实施体制变革：加拿大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几乎没有问题需要施救。更值得称颂的是，加拿大银行体系在取得创纪录的长期稳定的同时，在为偏远地区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优惠的贷款利率、更高的存款利息等方面也优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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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如何做到的？这部分归功于加拿大银行体系有着与美国银行体系截然不同的结构：加拿大的银行业主体为若干家网点遍布全国的大型银行。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加拿大的银行在不同区域发放多元化贷款组合，也能使其以丰补歉，使得受经济冲击的区域分行得到资金调剂。遍布全国的网点使加拿大的银行在管理上能够取得规模经济优势，增加了它们在区域市场的同业竞争力。一直以来，加拿大银行收取的利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差值）都低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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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这种集中化体系的潜在弱点是可能弱化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企业和个人支付更高的利率而只得到较少的贷款。然而加拿大的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民选的下院，对银行获取垄断利润施加了限制。政治反制银行的威胁已然制度化，并形成了奇特的历史实践：150年间，加拿大议会定期对银行进行合法性审查并重新颁发牌照。1992年之前，每隔10年审查重发一次；1992年之后，每隔5年审查重发一次。《银行法》的修订和重新颁发牌照既是大棒又是胡萝卜，作为奖励，它让经营良好的银行家们在新立法时有发言权。简言之，加拿大广泛的参政权给了加拿大银行家充足的理由去践行“胖猪是挺好的，但是太肥就等着被人宰”这句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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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体制和监管差异引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哪些政治因素造就了表现远胜于美国的加拿大银行体系？两个唇齿相依的前大英帝国殖民地有着共同文化，对大英帝国和欧洲银行历史有着共同理解，为何它们在银行业发展上差异如此巨大？当年加拿大立法者环顾全球，最终选定美国作为本国银行体系范本的史实让上述谜题更加令人费解。加拿大最早的银行（始建于1817年的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就是模仿有着诸多网点的全国性银行美国银行（成立于1791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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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加拿大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保持了这种基础架构，美国反而将之丢弃了呢？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讨论的，美国在19世纪拒绝建立一行多网点的银行体系并非因为无知，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确切地说，这是在美国去中心化的联邦政治体制下，一系列政治联盟在银行业博弈的结果。要理解加拿大为何保持了这个少数银行但其网点遍布全国的体系，我们需要了解塑造加拿大政治联盟和政治结构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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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隐瞒任何细节，事实上，我们将详述它们塑造加拿大政治经济体制的最重要因素：大英帝国将加拿大继续作为殖民地的决心。这一目标在美国革命后似乎难以保持，因为在18世纪后期加拿大主要人口为法国裔。尽管如此，大英帝国还是成功了。加拿大没有发生由商业精英和农民一起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式革命，而是继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直至1982年加拿大才有了完全独立于英国的议会，不再是英国殖民地。时至今日，加拿大仍是一个拥立伊丽莎白二世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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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加拿大留在版图之内，大英帝国的立法者们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一系列制度性试验。他们试图在逐步将自治权让渡给加拿大国民的同时，限制有人数优势的法国裔人口的政治力量。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不是简单地推行沙文主义，而是让加拿大成为一个经济有活力的殖民地。他们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完全垄断控制经济政策制定的联邦制度。加拿大1867年宪法甚至允许联邦政府废止各省（例如，法语区的魁北克省）已经通过的法律。加拿大议会上院议席制度性分配不均，以确保法国裔总是议会少数。简而言之，为解决大英帝国的心病，英国精心设计殖民地宪法，使魁北克省法国裔人口无法掌控加拿大经济发展，从而引出了中央政府垄断银行业发牌权的管制体系。加拿大省级政府无法像美国州政府那样创建并形成对抗全国性银行的地方性区域银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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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体系的政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