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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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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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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多共同点。两国都曾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两国都曾有激烈的民粹运动争夺金融体系控制权。美国的结局是银行体系经历着过山车式的结构变化，反映了政治联盟变化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加拿大的地理环境和殖民历史使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维系了银行家、商人和执政党之间持久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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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体系的观察家将银行业的优异表现归功于其监管架构。认为加拿大银行保守的风险管理体现了监管机构的勤勉监督及震慑力，不恪守监管规则的字面要求和背后精神都将令银行丧失宝贵的特权。正如我们强调的，加拿大形成了定期制定新银行法的惯例，并配套地重新颁发牌照。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不断重发银行牌照的做法显著地影响了银行的行为：银行要避免站在政府的对立面。94政府手中一个特别强大的武器，就是可以废除赋予加拿大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的有利地位。例如，外国银行分行不得吸收低于15万加元的存款，以及二类银行面临的各种壁垒。这种观点显然有一定价值。当一个国家拥有存款保险安全网时，它面临更多的道德风险等潜在问题，审慎监管则成为防止银行家过度冒险的重要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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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效的规制和监管不能完全解释加拿大银行体系的稳健。第一，加拿大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安全网，政府没有太多的风险监管。第二，加拿大定期修改《银行法》和给银行重新发牌的惯例不仅仅是管教任性银行家的大棒，它也是一根胡萝卜：通过让银行保留特许经营权，奖励其良好的风险管理。95当有人知道他的生意大有前途时，他会有强烈的动机继续经营他的生意。在加拿大，定期修订法规使政府能确保银行不会落后于金融创新，因为只有这样，银行才有能力同时维持其资产负债两端的客户关系。例如在资产方面，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加拿大的银行意识到它们正在被其所排斥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边缘化时，就诱导政府重写法律允许它们进入该市场。最终商业银行重创并合并了那些准银行。在负债方面，银行有能力稳住自己的核心存款。不同于从批发市场借钱支撑其大部分贷款的美国银行，加拿大银行牢牢抓住了传统的储户。这样它们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向借款人提供贷款，同时避免因依赖波动较大的货币批发市场而出现风险。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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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根本的是，加拿大监管体系的这些优势特征不应被视为加拿大银行业成功的唯一原因。相反，加拿大的监管体系——有限期牌照、全国范围内的分行布局和保守的监管——都是加拿大银行交易博弈的结果。如果只是良好的监管就可以全部解释加拿大银行业的成功，其他国家就很容易效仿。可惜的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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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争取将美加之间的分界线划在北纬线五十四度四十分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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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三部分 威权主义、民主转型和 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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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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羸弱之人、毫无准备之人以及缺乏从进化中胜出所必备工具的人，必将灭亡，将战场让给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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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财政部长何塞·利曼托尔(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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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威权体制下的银行体系结构和运行的理论框架中，我们采用了以下原则。第一，没有稳定的政府，就没有银行业；第二，集权式的威权政府可轻易没收银行财产，因此其银行业规模往往比民主政府下的更小；第三，威权政府可与银行家通过结成寻租联盟取得一致利益。墨西哥的历程恰好验证了上述每项原则。1997年以来，墨西哥从集权式的威权国家逐步过渡为稚嫩的民主国家，这一历程对支撑银行体系的政治交易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银行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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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墨西哥历史是研究政治制度与银行体系关系的天然实验室。自1821年宣布独立到1876年，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可谓“混乱”。在此期间，墨西哥也曾尝试建立稳定的共和政府，但均未成功，沦为外国侵略、国内政变或内战的牺牲品。毋庸置疑，这期间，墨西哥甚至没有一丝银行体系萌发的迹象。试问，在执政者以及渴望执政的诸多派系都拼命掠夺以获得或维持权力的环境中，有哪个理性的投资者愿意投资开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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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军阀统治一直延续到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时代。迪亚斯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政治企业家，他指出：可从对外贸易和投资中获得租金，用于调和政治对手的利益，从而建立稳定的威权体系。自1877年到1911年，迪亚斯的“波费里奥治世”（Pax Porfìriana）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创立了银行体系，向政府提供信贷，从而使政府获得巩固权力所必需的资金。迪亚斯及其金融家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通过系统地限制竞争，诱使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一割裂的垄断体系的受益者包括银行家（在获得分红、董事薪酬外，还可利用银行给自己的非金融企业融资）、银行少数股东（可得到丰厚的分红）、政府（可得到低息贷款）以及当权者（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可获得银行董事会席位，可获得债务免除的银行贷款）。上述联盟之外的人员，即墨西哥广大民众，则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没有政治发言权、没有信贷、经济地位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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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通民众以及统治联盟之外的精英集团缺乏改善机会，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迪亚斯武装起义。1911年，迪亚斯流亡法国。然而，武装起义的胜利者旋即陷入内斗：从1911年到1928年，墨西哥被内战、暴乱、军事政变和政治暗杀搅得四分五裂。无论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如何，革命的各方都会为了资助军事行动掠夺银行，导致银行体系迅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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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29年，墨西哥终于再次迎来了政治稳定。这一年，从墨西哥革命及其血腥余波中幸存的军阀们坐下来，建立了一个可在内部协调分歧的政党。该政党最初称为“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它并非由接受特定政策纲领的候选人组成，而是军阀、政治大佬和腐败的工会领袖协调冲突的场所。通过交易，他们决定谁负责哪个部门、投票数据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事前”决定投票结果的政党模式逐渐体系化，并形成了“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该党有效地垄断了墨西哥的政治权力，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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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谋杀、监禁、折磨政敌，利用大众媒体控制信息，直接使用联邦财政资助候选人参加选举，掌控墨西哥选举，并负责计票。毫无悬念，它赢得了1929—2000年的所有总统选举，2000年，革命制度党被迫承认输给了反对党。此外，革命制度党还掌控墨西哥国会两院以及各州议会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党利用对政府各机构的控制，塑造了墨西哥的监管和法律制度：革命制度党任命了各州及联邦法官、联邦机构官员以及国有企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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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的政治霸权如此彻底，很难吸引投资者为银行体系提供资金。实际上，投资者非常担心政府会侵占资产。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即使按照波费里奥墨西哥时期的标准，其商业银行体系规模也非常微小。但是，革命制度党需要银行体系维持统治：它需要依靠该城市工会工人的政治支持，城市工人的联合会是该党的正式组成部分，要保障工会工人的工作，而创造工作岗位又需要达到一定规模的产业部门，以及为此提供融资的银行体系。所以，革命制度党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开发银行”体系：这些开发银行通过特定项目回购商业银行的贷款，作为二级贷款人将资金投放至革命制度党眼中的关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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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银行体系通过隐性政府担保得以维系。商业银行的银行家、股东以及储户并不承担银行的坏账风险，风险实际由纳税人承担：正是纳税人提供了开发银行的资金，也正是纳税人最终成为千余家低效企业的所有者。作为这个体系的产物，为保障所有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工会成员有终生工作，国有银行为所有鲁莽的赌博性贷款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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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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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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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长期以来墨西哥社会的特征，那就是“不平等”。阿兹特克帝国首府特诺奇蒂特兰的金字塔就是通过向墨西哥中部数以百计的弱小城邦征收贡品建造的，这些附属城邦转而又向数百万小农场主强征人力和物力。1521年，西班牙人征服特诺奇蒂特兰时，又将自己置于等级制度的顶端，所做的改变无非是从向原住民征收人力和玉米改为用钱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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