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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威权下的裙带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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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波费里奥·迪亚斯终于给墨西哥带来了政治稳定。与之前的诸多总统一样，迪亚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与前任们不同的是，他成功地维持了从1876年到1911年长达35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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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迪亚斯之后的革命制度党竭力将他塑造成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但实际上，迪亚斯政权非常谨慎地维持了迪亚斯和其他重要政治军事大佬以及商业精英集团之间的平衡。从一开始，迪亚斯就非常小心地避免触碰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例如，1880—1884年间，他甚至让位给政治盟友曼努埃尔·冈萨雷斯（Manuel Gónzalez），后者同意他在幕后操纵。1884年，冈萨雷斯由于鲁莽地提议自己继续作为总统候选人而被逮捕杀害，迪亚斯顺理成章地重新“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因为当时各州统治者经常控制着人数超过联邦军队的本地武装力量，所以迪亚斯并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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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逐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削弱或取代政治对手的实力上，而不是进行公开的武力攻击。在顽固派州长去世或下台时，他逐步以心腹替换。他还在每个州的主要城市设立了jefe político（字面意思为“政治领导”）的职位，以削弱州长的权力。该职位由联邦任命，其职责是确保联邦政府对城市的掌控力。通过上述举措，迪亚斯得以将有倾向性的议员候选人名单分发给效忠他的州长们，从而确保了选举结果的“正确性”。最后，迪亚斯还对占重要政治地位的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内阁成员诱之以利，给予来自商业精英盟友的董事席位和其他各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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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迪亚斯的参议院、众议院已经基本与政策制定无关，其绝大多数投票以全票通过告终。1890年，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允许迪亚斯连任。19世纪90年代，迪亚斯政权的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集中征税，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各州的独立性。至此，他可以不再与州长、参议员或众议员纠缠，而是与有权势的商业精英集团直接谈判。可以说，迪亚斯取得了所有其前任都没能实现的成就，即建立了政治秩序，鼓励了在独立后就一直濒临消亡的投资。不过，迪亚斯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是制度化的腐败以及老人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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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迪亚斯具备了其前任们没有的优势，即与美国经济融合的能力。19世纪中叶，在墨西哥眼中，美国经济是一个遥远的理论抽象，但到了迪亚斯时期，美国的经济重心和铁路网络已经逐渐西移。与墨西哥北部接壤的已不再是荒漠，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此时，墨西哥能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与美国开展贸易，而贸易则意味着投资那些可交易商品，特别是采矿业和牧业，将获得丰厚回报。因此，尽管有谚语称“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迪亚斯政府还是成功利用了毗邻美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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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最急需的是财政开源，以此迅速推动政治秩序、中央集权、私人投资和税收间的准良性循环，但简单地承诺自己不会像前任一样行事并不可信：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对迪亚斯当局不具约束力。实际上，在其统治早期，迪亚斯本人就对墨西哥城的几家银行有违约。10无疑，这一时期，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仍微不足道：即便到了1884年，全国也只有8家银行，且其中5家还是位于奇瓦瓦州的小银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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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的解决方案与英格兰1694年采用的方案类似，即建立一家半官方的超级银行，通过高回报率补偿投资者的财产没收风险，同时通过赋予其在公共财政中的垄断地位，降低政府对部分贷款人选择性违约而在其他贷款人处获得新贷款的可能性。最终，通过合并墨西哥城的两家银行，名为“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超级银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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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国家银行的特许方式以及保护垄断地位的立法机制（1884年《商业法》）方面，墨西哥的方式都与英格兰银行雷同：墨西哥这家新合并的银行最多可以增加800万比索未缴股本，政府可从该行获得同等金额的授信（以6%这一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该行还获得了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包括有权发行纸币，且最高发行量可达准备金的3倍；担当国库代理行；垄断政府贷款；包征关税；以及经营铸币厂等。另外，政府对银行券征收5%的税收，但墨西哥国家银行印发的银行券却可免税。更重要的是，1884年《商业法》取消了州政府颁发银行牌照的权力，这意味着墨西哥国家银行的垄断地位不会被州政府推翻。实际上，墨西哥财政部长不仅拥有新银行的牌照控制权，甚至连银行增资都需要获得他的同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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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制度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一些政治强势集团可能因此遭受利益损失，其中包括已经拥有银行的金融家，尤其是成立于1863年的BLM的股东们；另一些是作为州长的大佬们，他们原可通过向亲信颁发银行牌照给自己或州政府换来贷款。因此，BLM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以违反1857年墨西哥宪法为由，禁止了1884年《商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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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迪亚斯需要再度设法满足或调和各方分歧。短期解决方案是临时由财政部长向州银行颁发牌照，墨西哥国家银行仍作为国库的唯一代理行；长期而言，迪亚斯的财政部长何塞·利曼托尔（José Limantour）提出了一个可解决各方争端的方案。该方案以1897年《通用银行法》（General Banking Act of 1897）的形式确立，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市场中产生了分化的寡头垄断。实际上，利曼托尔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毫无疑问，执行这一新的法令将会——至少在执行初期会——产生银行的寡头垄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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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通用银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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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通用银行法》将银行分为三类：一为发行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贴现票据、发放商业贷款；二为房地产抵押银行，能以农业和城市房地产抵押为基础发放长期贷款；三为产业银行，可向农业、采矿业和工业企业发放长期贷款。但是，在新的机制下，只有发行银行得到了发展。由于政府颁发的房地产抵押银行牌照有限，以及在执行合同约定的房地产权利上困难重重，全国的房地产抵押银行不超过3家。14自1897年至1911年，房地产抵押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仅为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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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银行的发展步履维艰。与发行银行相比，产业银行不能发行银行券，处于劣势地位，但它又需要和发行银行在同一市场竞争。发行银行的贷款期限受法律限制（不得超过6个月），但可通过连续贷款展期予以规避。16结果，全国的产业银行不超过6家，其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仅为10%。最大的产业银行墨西哥中部银行实际并不发放贷款，主要作为银行券清算行与墨西哥国家银行竞争，其产业银行的牌照只是开业的敲门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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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论设想不同，实际上墨西哥银行体系主要由发行银行组成。该类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84%，且各自成为分化的不同区域的市场寡头。其中最重要的一家是墨西哥国家银行，该行在1884年获得免税等特权。BLM与墨西哥国家银行一起瓜分墨西哥城银行市场，同样有权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同样享有3∶1的银行券准备金比（其他发行银行的比例为2∶1）。而墨西哥国家银行在被迫同意降低收费的条件下，得以保留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行地位，并额外给予政府1000万比索的授信额度。也就是说，墨西哥国家银行再次向迪亚斯政府增加授信，并由此又获得了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特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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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州长亦对1897年《通用银行法》表示满意。根据该法，财政部长可以给在特定区域内经营的发行银行颁发牌照，而这些特定区域大致与各州边界吻合。这也就意味着各州州长可以把牌照留给自己的盟友，后者则向州政府报以信贷。在有些情况下，州长本身就是银行的董事；在极少数情况下，银行甚至会向州长发放贷款并免除债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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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准入条款确保了每一特定区域内只有一家区域性发行银行。第一，没有联邦政府发布的牌照，银行不能发行银行券，这意味着非特许银行无法与特许银行匹敌。第二，区域性银行不能在特定区域外开设分支机构，因此以某州为特定经营区域的银行不会对邻州银行的垄断地位产生威胁。第三，政府对发行银行实行最低资本金要求，金额相当于25万美元，相当于在美国开办一家全国性银行所需最低资本金的5倍。第四，政府对银行资本金征税2%，对其发行的银行券征税5%，但对各州第一家发行银行，上述两项税赋均可免除。第五，由于各州政府无权颁发银行牌照，所有的银行牌照及增资都需获得财政部长的同意，因此，上述准入限制就不会因为各州的政策竞争而削弱。实际上，唯一能够威胁州银行垄断地位的只有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的分支机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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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中央政府没收发行银行的风险，墨西哥银行家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迪亚斯政权的政治掮客绑在一起，邀请其在主要银行担任董事，给予董事报酬及股票分红。如，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董事会中就有众议院议长、财政部副部长、联邦区参议员、总统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长兄弟等人。又如，BLM的董事长就是国防部长本人，与他在董事会共事的还有另外一名实权联邦参议员。类似的，区域性银行也拥有一批政治实权人物，唯一的区别是董事会成员是州政府首脑而非内阁部长们。银行内部人士认为，这种人员任命方式可谓是天然的保险。由于银行收益的一部分直接流向政府的政治掮客，迪亚斯不太可能直接插手银行的高利润交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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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银行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所定义的“接受存款并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的独立信用中介。首先，其存款基数非常小：1897年，银行储蓄（不包括为获得授信额度的保证金存款）只占银行总负债的2%；直至1910年，该比例也只有16%。22银行的绝大部分负债来自银行券发行，并以微弱的股东资本作为支撑，对外发放贷款。其次，这些银行的最大个人借款者是本行董事会成员，他们同时是墨西哥最主要的资本家。从1886年到1901年，墨西哥国家银行的非政府贷款或非政府担保贷款100%流向了银行内部人士。其他银行的非政府贷款也有29%—86%不等的金额流向银行董事或其家庭成员。在科阿韦拉银行，高达72%的贷款流向同一家企业，其所有者是银行一位董事的家庭成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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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持有银行的股份对于银行内部人士是有利的，不仅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行业特权，可以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共同寻租，还可以通过操作将大部分银行资金投入自己的企业。但是，投资成为银行少数股东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银行内部人士拥有印钞权，即发行银行券，然后再将大多数银行券借给自己。此外，那些人之所以成为“内部人士”，不仅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创立者和主要股东，更因为他们与迪亚斯的政治掮客有着密切联系。而迪亚斯政府又没有对其进行监管，那么，如何确保实际控制股东不会通过利益输送或欺诈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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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的答案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迪亚斯政府与银行家的合作带来的收入和分红非常可观，足够用来与少数股东分享。从1901年到1912年，发行银行的年均账面净资产收益率为12%，除1908年为零外，这段时间内该指标每年均为正值。墨西哥的银行定期支付高额分红。实际上，投资者购买按市值加权的银行股指数可以得到年均9%的真实回报率，超过道琼斯工业指数回报的2倍。因此，投资者非常看好银行股，银行股交易在账面价值上平均溢价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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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银行董事持有的资本也存在风险。根据墨西哥的商业法，创立者（后成为银行董事）需要首先支付银行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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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银行的少数股东也不是普通民众，他们往往也是银行家，并坚决要求设立独立董事。25这也就意味着银行董事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了互相监督的局面。26包括内部人士和独立董事在内的银行董事有很强的动力监督对方，毕竟银行的运作资金有很多是他们自己的。由于银行的存款比例很低（不超过总资产的16%），以现代的眼光看，资本占比很高，通常介于25%—30%之间，且绝大部分由董事自己投入。27因此，董事们像老鹰一样密切监视着对方，向内部人士提供的贷款也是基于非常保守的条件，且一般是借给董事个人而非其企业。此外，这种贷款一般需要以现金、政府证券或公司证券等流动资产作为质押并由银行保管。一旦贷款违约，银行可直接持有这些证券。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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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墨西哥的银行之所以将大部分资金借给自己的董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最为安全。这种安全性来自借贷双方身处同一权力关系网络。墨西哥的内部人交易关系网折射了在位政治精英占据的支配地位，也反映出内部人借贷可以带来信息优势，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29墨西哥的银行家汲取此前缺少有效手段评估借款人的教训，因为无法识别信用风险，他们此前对借款人提出了一系列条件，结果却产生“逆向选择”，即只有那些更缺钱的、质量更差的借款人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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