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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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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政治的双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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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关注政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但是，巴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转变也告诉我们（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银行体系也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意料之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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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在军政府威权统治期间，征收通货膨胀税的银行必然被当作政府的工具，因为对“弱小”政府来说，通货膨胀税是比直接对富裕阶层加税更优的选择。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攀升，削弱了军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为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民主转变奠定了基础，为私营部门提供大量贷款也成为巴西私有银行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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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巴西银行业的前景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a）对巴西金融稳定的评估结果相当不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了巴西银行业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包括高资本充足率、银行监管质量的大幅提升、银行业的充分竞争（银行的高度集中除外），以及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化等。57在政府和财政体制深度改革的背景下，巴西银行业也在不断进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将开辟政府政策不仅是应付眼前收支平衡而是更关注公民长远福利的新纪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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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乐观的理由是，银行业和财政状况的改进是在广泛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改革不仅涉及政治体系和财政政策，也囊括贸易政策、产业私有化政策和公司治理。大量研究表明，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有效遏制贪污腐败，给政治体系带来了积极变化。59相应的，雷亚尔计划实施后，巴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新股发行比例都直线上升。最终，即便是卢拉等左翼民粹主义者当选总统，巴西的经济改革进程也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受阻。在2012年12月最高法院的一次审讯中，卢拉政府的很多成员因贪污腐败被判入狱，很多人视此为当局对贪污腐败容忍度降低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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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发行的飞速增长尤其令人鼓舞，因为这代表市场对政府没收风险下降的预期。正如第二章所述，高的政府没收风险有利于股权集中：大股东作为既得利益获得者，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寻租，要么在没收风险方面补偿他们，要么降低被没收的风险（比如，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规避征税或监管）。60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巴西的证券交易所（Bovespa）的新市场板块（Novo Mercado），巴西的公司积极对其公司治理（包括信息披露、投票权、董事资格、随售权及其他治理政策等）采取自我约束，61以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降低股权集中度。这些公司治理的自我改进提高了股票的市场交易量、股价及增发新股的可能性。62有更多的公司愿意将股权多样化，也是政府侵占风险下降的强有力信号。此外，公司领域的这些政策通过减少腐败，提高了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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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这些并不能保证巴西银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新的体制安排还未受到经济冲击的压力测试。如果巴西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实体经济萧条将严重威胁借款人和银行的偿付能力，那时，政府会允许银行倒闭，还是对其救助？如果对其进行救助，在直接加税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会不会对通货膨胀税产生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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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业是在民主制度下承受民粹主义重压的典型。和同时代的巴西一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信贷补贴作为绕过财政再分配约束政策的手段。在美国，预算外的“灰色”政策都采取了政府支持企业法定要求、《社区再投资法》监管要求和为“大而不倒”的银行提供支持的形式。而巴西在政府支出和对银行纾困的法定限制外，找到了对定向受众提供信贷支持的其他方式，包括通过州立银行贷款、允许州立银行收购问题银行、监管当局“促使”大银行救助小银行等。如果说美国的经验有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巴西银行业危机的管理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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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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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四部分 超越结构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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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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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其他国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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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检验想象，眼见为实，而不再凭空幻想，正是旅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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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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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正如房子由石块组成。但简单堆砌事实得不到科学，正如胡乱堆叠石块造不出房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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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加莱，《科学与假设》（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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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并确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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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主要围绕着确定因果关系展开。经济学家都致力于通过理解事物之间的关联结构来揭示事实。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都在试图辨析经济运行中遭遇冲击的原因，并解释这些冲击是如何诱发个人、企业、政府和银行家可观察到的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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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结构性思维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缺少结构性思维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困扰。2007—2009年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记者们大多会罗列可能与危机有关的诱因，有些清单甚至罗列了超长串的内容。但这些清单里有些内容实际上是与危机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危机的起因；另一些内容对危机的产生有影响，却是其他因素的产物。为辨认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结构模型，在解开内在因果联系的前提之下，将各事件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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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这个大框架下，特别是对银行业的研究中，辨别因果关系最主要的方法是运用统计学技术，设置“识别性限定条件”(identification restrictions)，指导因果关系的推导。从本质上看，计量经济学通常采用一些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中可能的因果链条作为先验观点，以助于将因果关系从相关关系中区分出来。我们热情倡导并实践这种寻求因果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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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本书记录各国历史的方法证实了另一种补充方法的实用性，即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对一些特定国家连续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只要不简单将事件按先后串联，历史陈述对辨析因果关系是非常有效的。正如本章开篇所引用的庞加莱的名言，搜集事实对研究而言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历史陈述必须与经济和政治的逻辑相结合才更有价值。因此我们推崇的方法，就是建立“结构化陈述”，将经济政治逻辑与某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分析相结合。我们相信结构化陈述能够为寻找塑造政治史、经济史、金融史的主要因素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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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这种陈述方法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的主观判断之上，所有本书的读者以及后续研究的读者都必须对作者的主观观点自行研判。然而这并不是陈述方法的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通过统计分析还是历史陈述，因果关系推导都是基于一些对因果链先验性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观点首先需要检验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其次还要检验其能否推广应用至其他的案例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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