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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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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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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章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立起提供稳健而充裕信贷的银行体系？答案是，政治条件限制了一些国家这样做的可能性。历史环境以及根植其中的政治制度对银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但同时也限定了该国银行体系的一些可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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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所有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后者决定了银行如何获得许可、如何接受监管、如何与政府互动。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决定了该国在两个核心领域的境况：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是否容易获得信贷，以及是否容易发生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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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银行通常都是政治合作的产物，政治合作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以及赢得银行体系构建主导权的公民联盟。国家以银行业作为收入、借贷以及其他资金援助的来源。国家需要银行，同时银行开展业务也需要国家在多方面的配合：维护其合法性，保护合同权利，允许银行在可预知的规则下运行，可预知的规则可增加银行对于储户、股东和借款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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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下，政府无法约束自己不剥夺银行财产，导致民营资本没有动力去设立为市场提供贷款的银行。因此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于建立国有银行体系。当某个威权统治者无法完全集中权力时，就可能与一些金融家结盟建立民营银行体系，但这种银行体系与金融教科书中所述的独立信用中介截然不同。其目的只是向政府以及与银行董事有利益关联的非金融企业融资。一些相互间有千丝万缕个人或政治联系的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了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群体，主导着“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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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民主导致的最终结果比威权好一些，因为民主政府剥夺私有财产的能力受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尽管民主制度下信贷资源更易获得，但银行资产被具有投票权的多数派剥夺成为新的风险，并且银行业准入仍可能扭曲并限制信贷资源。在民主国家中，私人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源比威权国家要多得多，但民主国家信贷资源供给程度不尽相同，因金融危机而遭受信贷不稳定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历史环境塑造了政治制度以及决定银行业特征的政治联盟，同样，在民主国家遭受信贷资源紧缺和银行危机的程度方面，历史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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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五章现实对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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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历告诫我们，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推翻的基本理论，或是没有我们之前想象得那么重要，或是我们还未曾注意到另有一些更重要、更有力的理论，它们足以推翻曾被视为万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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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与美国和解》的演讲（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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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优于谬误。无知者与真理的距离小于相信谬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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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的声明》（1781—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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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论证不同类型政治因素与银行体系实现充足稳定信贷之间的关系，阐述银行体系如何在我们称之为“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交易过程中形成。在这一博弈中，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进而决定了形成何种银行及其如何运行。本书通过历史描述揭示政治交易的逻辑如何适用于相关国家的具体历史，如何与历史相结合，从而证明第二章的分类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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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认为，图2.1中的政体和银行体系分类是分析政治与银行关系的永久性框架。将政治形态和银行体系划分为有限的几个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有效但并不完美。事实上，随着此书的撰写，这些分类也在修正。未来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也将进一步优化分类。正如伯克和杰斐逊在本章引言中所说：科学认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扬弃错误假设与累积事实同样重要。1这一观点适用于观察很多现象，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与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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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兜售一个精巧的、永恒不变的模型来解释银行成败的一切。相反，我们只是尝试一种特殊的思考方法来展示政治和银行体系的关系，以理解银行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运行方式。我们的框架结合了历史知识和对政治交易逻辑的理解。这一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并具有重要的否定意义，即我们需要对现存的主流观点或理论进行修正。本章，我们将重新审视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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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危机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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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基本史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主流银行危机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们都是普适性理论，认为导致银行危机的银行业因素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变。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阐释的，银行危机并非随着时间和国家有规律地发生，因此危机不由银行业普遍的经济特征引起，确切地说，危机是由银行业普遍经济特征与银行所处政治环境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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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银行危机理论指出了银行业特征的三个方面，认为这三个方面的某些组合导致危机：银行结构、银行间关联性以及人类本性。银行结构是指银行在相对低流动性的长期贷款和相对高流动性的短期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错配。结构理论认为银行危机源自这类错配导致的内生性“流动性风险”暴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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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关联性理论涉及外部性问题：每家银行基于自身的最优化决定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和银行杠杆（即银行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值）。银行家们并不考虑溢出效应（外部性），该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每家银行都是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因而彼此相关。具体而言，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加剧其他银行的风险。根据这一危机理论，监管的主要作用是迫使银行持有比自愿水平更多的现金资产、维持更低的杠杆率，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缺乏充分的监管以内部化外部性时，银行危机就会发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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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也是更为古老的观点，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引发了银行危机。根据这一观点——已故教授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都认为：人类是短视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恐慌（也称为兴奋期和惊恐期）中往复波动。4乐观情绪占主导时，银行无法充分管理风险，也即风险贷款发放过多，现金资产持有不足，杠杆过高，从而导致银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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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普适性理论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危机在各国和近代历史中并非以同等概率发生。人性是恒久不变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银行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也存在数百年了。尽管这些因素一直存在，但银行危机在很多时期和地方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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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根据这些理论，加拿大应该是很容易发生银行危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证明加拿大人比其他人看得更长远。加拿大的银行家也和其他国家的一样，需要平衡资产和负债期限。从19世纪初期以来，加拿大的银行也需要参与复杂的全球银行间关系网络。然而历史上，除了1837年和1839年的两次小危机外，加拿大成功避免了系统性的银行危机。此外，加拿大在近些年才引入审慎监管，其央行也建立不久。根据银行危机的结构理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银行本应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根据外部性理论和短视理论，缺乏积极审慎监管的加拿大在大部分时期应发生银行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